理工分院的科技之火已然点燃，吸引了无数寒门学子的热切目光，也为咸阳新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赢驷深知，一个强大的帝国，不仅需要锋利的科技之矛与坚固的工程之盾，更需要一套能够维系庞大国家机器高效、公正运转的律法体系与行政骨架。就在理工分院步入正轨之际，备受瞩目的“法政分院”也正式挂牌成立。
与理工分院面向寒门、侧重实务的基调略有不同，法政分院的学员构成更为复杂。其中既有深受卫鞅法家思想影响的年轻官吏，亦有出身世族、意图在未来的权力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子弟，还有一些则是被赢驷“唯才是举”政策吸引来的、精通律令文牍的底层文吏。他们怀揣着各自的目的与理念，汇聚于此。
分院落成典礼上，主持院务的卫鞅，身着肃穆的深衣，目光如炬，发表了铿锵有力的开院训词。他再次强调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核心思想，强调律法乃国之重器，必须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准绳。他的话语带着法家特有的冷峻与决绝，令台下许多出身世族的学员面色微变。
然而，真正在法政分院掀起巨大波澜的，是赢驷在随后一次亲临授课时，所阐述的、超越这个时代的新理念。
赢驷并未全盘否定卫鞅的法家思想，而是在其“法治”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为系统的现代法治观念雏形。
“律法之要，首在‘明’。律文需清晰晓畅，使民知所趋避，而非藏于高阁，由吏员随意解释！”
“其次在于‘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言非虚，当落于实处。执法之权，亦需有所制约，防止滥权！”
“再者，在于‘效’。律法之设，非仅为惩处，更在于定分止争，促进生产，保障民权，提升国之效率！”
“明”、“公”、“效”，这三个字，如同三把重锤，敲击在在场所有学员的心上。尤其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以及“制约执法权”的提法，让那些世族子弟脸色发白，也让卫鞅的眼中闪过一丝深思与震动。他追求的“法不阿贵”更多是手段，而赢驷此刻强调的，似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平等与权力制衡。
赢驷并未停留在理论空谈。他随即抛出了一个具体的议题，供学员们辩论：
“今有商贾与农人因田地水源归属涉讼，证据皆有不全，依《秦律》，当如何决断？若依‘明、公、效’之原则，又可有何新思？”
此议题犹如投入滚油之水，瞬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一派坚持严格依循现有《秦律》条文，主张在证据不足时，应倾向于保护“耕战之本”的农人，严惩“逐利轻义”的商贾。
另一派则认为，既然证据不足，便不应妄断，需进一步调查，且律法不应因身份而有所偏颇，否则何以称“公”？
更有思路活跃者提出，是否可以设立专门的“市掾”官，依据明确的水利章程和契约文书来预防和裁决此类纠纷，提升效率（效）？
辩论从课堂延伸到课后，学员们引经据典（主要是《秦律》），各抒己见，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卫鞅并未轻易下场定调，而是冷眼旁观，记录着各种观点的碰撞。他发现，在赢驷提出的新原则框架下，一些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律条和判例，开始显露出其模糊与不公之处。
赢驷乐见这种碰撞。他指示卫鞅，以此类典型案例的辩论为基础，开始着手系统地整理、修订和注释《秦律》。目标并非推翻重来，而是使其更加明晰、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平等与效率”的原则。他特别提出，要编纂一部《秦律疏议》，对律文进行统一解释，减少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开始酝酿制定专门的《商律》、《田律》等单行法规，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
这些构想，再次在朝堂和学院内部引起了震动。修订律法，牵涉到无数人的切身利益，其阻力远超建立学院。甘龙等人虽不敢再公然反对赢驷，但私下串联、消极应对之势已然暗涌。
然而，就在法政分院的学术辩论与律法修订工作艰难推进之时，一起突如其来的案件，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赤裸裸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咸阳新城内，一名负责监管建材运输的小吏，被揭发收受了一家背景神秘商号（正是之前被“玄鸟”重点关注的那几家之一）的贿赂，在验收石料时以次充好。人证物证俱在，按《秦律》，此吏当处以重刑。
然而，在审讯过程中，这名小吏却爆出一个惊人的内幕：指使他行事的，并非那家商号的明面掌柜，而是一名与雍城甘氏府邸往来密切的门客！并且，那名门客曾暗示，此事若成，未来可在甘氏麾下为他谋得更好的前程。
案件瞬间变得复杂起来，牵扯到了位高权重的世族领袖甘龙！
是依法严惩这名小吏，并顺藤摸瓜，追究甘氏的责任？还是考虑到甘龙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可能引发的朝局动荡，将此案压下，或仅惩处小吏了事？
卫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抉择。赢驷提出的“法不阿贵”、“执法为公”的原则，在这起真实的案件中，迎来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所有人都屏息注视着，想知道这位以铁腕着称的法家代表，以及他背后那位决心推行新政的君王，将如何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