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江坐在办公桌后，目光看似落在手中的报表上，思绪却飘回了那个让他始终如鲠在喉的婚姻开端。和马丽结合，表面上是搭伙过日子，但内心深处，他知道这婚姻从一开始就蒙着一层阴影——那个在小范围亲戚邻里间悄悄流传的、关于马丽“克夫”的说法。
当初他和马丽交往，完全不知道马丽克夫这种说法。。娶马丽，除了她人确实贤惠能干外，未尝没有一丝“我高长江命硬，不怕”的赌气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对自身条件的妥协和无奈。他一个二婚、条件一般、身体还曾有过隐疾的男人，又能挑剔什么呢？可“克夫”这两个字，像无形的诅咒，夜深人静时总会冒出来，让他心里憋着一股说不出的窝囊和恐惧：“难道我高长江，就只配找个‘克夫’的女人？她要不是因为这个，能看上我吗？” 这种念头，让他即使在马丽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也时常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憋闷。
更让他自卑和难堪的，是自己的身体问题。当初雄风不振，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这桩绝对的隐私，却因为需要老丈人调理，变成了岳父岳母皆知的事情。每次去岳父家，面对老丈人那双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眼睛和丈母娘那份过分的、带着怜悯的关切，高长江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好像自己是个需要被修补的残次品。他们越是小心翼翼不提，那种无声的“知晓”就越像芒刺在背。他总觉得，马丽嫁给他，或许也带着一种“反正他也有毛病，谁也别嫌弃谁”的无奈将就。这种想法，像毒菌一样侵蚀着他作为男人的那点可怜的自尊。
尽管后来身体在老丈人的草药和马丽的温存下奇迹般好转，但那段时间留下的心理创伤，那种被窥探、被怜悯、甚至在婚姻中被“降价处理”的感觉，并未完全消散。他在马丽面前，感激她的不离不弃，却也始终隔着一层无法言说的自卑。他努力扮演一个好丈夫，但内心深处，总有个声音在质疑：这份婚姻里，有多少是真情，有多少是同病相怜的凑合？
然而，这一切晦暗的心绪，在黄梅进入公司后，似乎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宣泄口和补偿点。
黄梅的出现，截然不同。她不知道他过往的“不行”，不知道他妻子“克夫”的传闻，更不知道他曾在岳父母面前那份尴尬。在她眼里，他就是“高总”，是公司的副总经理，是给了她这份宝贵工作、在她人生低谷时伸出援手的“贵人”。
这种纯粹的工作关系，这种基于他当下职位和能力的尊重，对高长江而言，久违了，甚至前所未有。在黄梅面前，他不用背负过往的污名和隐疾，不用面对妻子家族那种知根知底带来的压力。他可以只是一个有能力、有决断、甚至带着些许权威感的“领导”。
黄梅对他的态度，更是极大地满足了他这种心理需求。她对他的吩咐响应迅速，执行认真，眼神里带着真诚的感激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仰慕。她会细心地记住他的工作习惯，提前泡好他喜欢的浓茶，在他遇到不熟悉的电脑操作时，会耐心地、不着痕迹地指点，绝不会流露出丝毫“这都不会”的轻视。这种尊重是具体的，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她汇报工作时的恭敬姿态，遇到难题时下意识地先来征求他的意见，甚至只是在他走进办公室时，那一声自然而清脆的“高总”。
这种被需要、被依靠、被纯粹地视为一个“有能力帮助他人”的男人的感觉，像一束光，照进了高长江因长期自卑而有些灰暗的内心。在黄梅这里，他找回了一种在婚姻和家庭中久违的、完整的男性尊严和价值感。他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妻子“呵护”、被岳父“调理”的可怜虫，而是一个可以给予别人工作、可以指点别人迷津的、顶天立地的男人。
这种微妙的变化，高长江自己或许并未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但他的行为举止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在公司里，他说话的声音更洪亮了，安排工作更果断了，甚至走路的步伐都变得更加沉稳有力。他开始更愿意待在办公室，处理那些原本觉得头疼的文书工作，因为那里有黄梅恰到好处的协助和那份让他舒心的尊重。
当然，他对马丽依然尽责，对岳父一家依然保持礼节。但内心深处，那个关于“克夫”的芥蒂，那份因隐私被窥探而产生的别扭，似乎在办公室这个新的环境里，在与黄梅这种清爽、不带历史包袱的互动中，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和替代性的满足。他仿佛在这里，找到了另一个可以自由呼吸、挺直腰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