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蠹痕探微”的初步发现，像一颗投入古井的石子，在我心底漾开圈圈涟漪，却也引来了周遭微妙的目光。系里一位专攻思想史的教授在走廊遇见我，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乔雀啊，钻那些虫蛀的洞眼，还能钻出个‘蠹鱼考古学’来不成？”
我默然不语。我知道，在传统文献学看来，我的路径确实显得有些“旁门左道”。但导师的支持给了我底气，他私下对我说：“学术的边界，往往就是被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痴气’拓宽的。”
然而，真正让我坚定走下去的，是一次意外的“跨界”启发。
那段时间，为了寻找更科学的痕迹分析方法，我旁听了不少化学、材料学的讲座，试图理解纸张纤维的老化机理与虫蛀痕迹形成的关系。在一次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信息留存”的跨学科沙龙上，我结识了植物园的竹琳研究员。她正在研究如何通过植物标本上残留的微生物群落，反推其历史上的生长环境与保存条件。
休息间隙，我们简单交流了各自的研究。她对我通过蠹痕追溯古籍流传的想法很感兴趣。“很有意思，”她眼中闪着光，“我们都在尝试从物质本身留下的‘记忆’里，读取历史。你的古籍是纸和墨，我的标本是植物组织，但逻辑是相通的——当下的痕迹，是过去事件的沉积。”
她的话像一道光，瞬间驱散了我心中些许的孤寂感。原来，这条看似偏僻的小径上，并非只有我一人独行。这种基于物质本身的研究思路，在不同领域里悄然生长着。
沙龙结束后，我回到寂静的图书馆地下特藏室。再次面对那些布满虫蛀的古籍时，我的心境已然不同。我不再仅仅将它们视为需要修复的“伤者”，更视它们为承载了丰富历史信息的“见证者”。每一处蠹痕，可能记录着它在南方某个潮湿书斋里度过的梅雨季节；某片水渍，或许暗示着它曾在运输途中遭遇风雨；而不同位置的灰尘堆积，甚至能反映出它被翻阅的频率和方式。
我调整了研究方法。除了继续细致的形态比对，我开始尝试与实验室合作，利用无损检测技术，分析蠹痕周围纸张纤维的化学成分变化，希望能找到不同地域蠹虫活动留下的“化学签名”。同时，我也更加系统地查阅古籍中的题跋、藏印、着录，将这些文字信息与物质痕迹进行交叉验证，试图构建起更立体的流传谱系。
过程依然缓慢，且失败是常态。但我不再焦虑。我知道，我与这些沉默的楮墨（纸与墨）之间，已然结下了一份独特的因缘。我不求立刻惊世骇俗，只愿能像一位耐心的解码者，一点点破译时间在它们身上留下的无声密码。这份工作，需要绝对的冷静与严谨，也蕴含着了与古老生命对话的、近乎浪漫的温情。在这片由故纸构筑的深海里，我愿做那个专注的采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