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川西高原，班佑。
右路军指挥部内气氛凝重。一份来自左路军的电报摆在桌上，字句简洁却含义深重：张国焘以阿坝地区粮食短缺、葛曲河涨水难以渡河为由，命令已抵达班佑地区的右路军先头部队携带粮草，南下阿坝会合。
几乎同时，另一条消息在高层传开：张国焘已决心放弃北上，执意南下。
中共中央紧急磋商。眼下红一、三军团已前出至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一带侦察道路，中央随右路军主力及红八军团滞留班佑。分歧已摆上台面，裂痕难以弥合。
为争取团结、维护北上方针，中央决定再做努力——重点争取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若能说服这位在四方面军中颇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或许还能影响张国焘的决策，或至少确保右路军内部稳定。
接连两日，中央领导人与陈昌浩进行了多次恳谈。分析形势，陈述北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强调与红二十五军靠拢、打开抗日局面的重大意义，并指出南下川康边将面临敌军重兵围堵、人口稀少、物资匮乏的困境。
然而，陈昌浩态度明确而坚决。他始终表示：左路军的行动，必须等待张国焘总政委的指示。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右路军不能单独行动。对于中央陈述的北上理由，他倾听，却未置可否，更未作出任何推动左路军北上的承诺。
磋商陷入僵局。
此时，右路军序列中，红一、三军团已北上俄界，驻地相对孤立。而红八军团自包座战役后，一直以“战后休整”为由，驻防于中央驻地周边，并未远调。秋成深知历史走向，警惕着可能出现的变故，尤其是陈昌浩在极端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挟持”行动。红八军团齐装满员的四个团、近万兵力，以及那十八门令人忌惮的迫击炮，无形中成为中央身边最坚实的盾牌，也给了中央在严峻局势下继续周旋的些许底气。
九月八日、九日，中央再度与陈昌浩及前敌指挥部部分干部会谈，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北上与南下的争论已近乎摊牌。陈昌浩坚持南下的主张越发强硬，甚至提出执行张国焘“武力解决”的激进言论（后被劝阻）。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九月十日，凌晨。
中央驻地灯火通明，决策已定。继续滞留，不仅北上计划将彻底落空，整个中央及随行部队的命运亦将陷入不可预知的险境。
拂晓前，中共中央、军委纵队悄然集合。红八军团奉命担负护卫任务，全军即刻开拔，向俄界方向北进。
与原历史略有不同的是，此次行动并非“秘密出走”。在部队开拔前，中央正式通知了徐总指挥和陈昌浩：鉴于北上方针无法实现统一，为贯彻中央决议，现中央独自率部北上。通知简洁而郑重，表明了光明正大的态度。
接到通知的陈昌浩，在指挥部内脸色铁青。他望向窗外，晨曦微露中，红八军团的队伍正秩序井然地开拔。四方面军的将领们聚集一旁，神情复杂。一方面，红军不打红军的底线共识约束着所有人；另一方面，红八军团在包座展现的强悍战斗力，以及此刻严密护卫中央的态势，形成了一种无言的威慑。最终，没有命令下达去阻拦。
红八军团以战斗行军队形，将中央及军委纵队护卫在中间，沿着包座河向北，经求吉寺、嘎哇，向俄界疾进。队伍沉默而迅速，只闻脚步声、马蹄声与辎重车辆的滚动声。秋成骑马行于队列前段，不时回首望一眼中央领导人的乘骑，目光警惕地扫过两侧山野。
九月十二日，俄界。
一座藏式木楼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急召开。与会者面色严肃，气氛沉重。会议首先讨论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紧接着，会议着眼现实，做出重大组织调整：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精简机构，统一指挥，决定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八军团及军委纵队，共约二万五千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其中，红八军团整体改编为陕甘支队第四纵队。鉴于此时三个主力军团虽历经损耗但基本建制犹存，为保持战斗力连续性，决定纵队下仍暂保留团级编制。秋成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副参谋长，同时兼任第四纵队司令员；黄苏任第四纵队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第四纵队下辖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七团，以及由原军团后勤单位改编的勤务团（团长刘文启，政委李福顺）。原红八军团炮连升格为陕甘支队直属炮营，由黄立任营长，归属支队统一调遣。（此时的陕甘支队有两个副司令员）
会议强调了团结与纪律，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定北上信念，克服一切困难，向甘南前进，与红二十五军靠拢，开创陕甘革命新局面。
九月十三日，晨雾散尽。
俄界村外的空地上，“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旗帜在高原寒风中猎猎作响。改编后的队伍重新集结，面貌焕然一新又似曾相识。
司令员做简短动员后，支队浩浩荡荡开拔，离开俄界，向东北方向的岷县（今甘肃岷县）地区进发。
第四纵队作为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行军序列严整。秋成与黄苏并行在纵队前方，回首望去，队伍绵延不绝，战士们的脸庞虽经风霜却目光坚定。他们身后，是已然跨越的万水千山；前方，是黄土高原的沟壑与依然未知的征途。
雪山草地已过，分裂危机暂缓，但北上的路，依然在脚下延伸。陕甘支队，这支浓缩了中央红军精华的铁流，正以新的番号与编制，踏上了通往黄土高原、通往陕北、通往抗战前线的最后一段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