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江的春天总是来得迟疑。三月中旬，最后一场春雪纷纷扬扬下了整夜，清晨推开窗，世界又是一片素白。但这次不同——积雪下，隐隐透出新绿的草芽；树枝上，鼓胀的芽苞仿佛下一秒就要迸裂。
顾曼站在阳台上，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她受伤的手臂已经拆了石膏，只戴着轻便的固定支架。额头的疤痕淡成了浅浅的粉色，医生说再过一个冬天就看不出来了。
“曼曼，进来，外面冷。”赵母在屋里唤她。
“就来。”顾曼转身回屋，顺手拉上玻璃门。阳台上的几盆多肉挺过了冬天，边缘泛着淡淡的红，像羞赧的脸颊。
客厅里，赵母正把一本老相册摊在茶几上，戴着老花镜仔细端详。见顾曼进来，她招手：“来来，看看这个。”
顾曼在她身边坐下。相册翻开的那页，是张黑白照片，背景是八十年代的工厂大门，一群年轻人穿着工装，对着镜头笑得灿烂。赵母指着中间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看，这就是江河他妈——我。旁边这个，”她的手指移向一个清秀的姑娘，“是你妈妈，陈素芬。”
顾曼怔住了。她凑近细看，照片里的年轻女子眉眼温婉，笑容干净，确实有几分母亲的影子。但她从不知道，母亲和赵母竟曾是工友。
“我们当时都在纺织厂，我在织布车间，你妈在检验科。”赵母的声音变得悠远，“她比我小三岁，人长得秀气，字写得漂亮，厂里宣传栏的标语都是她写的。那时候追她的小伙子可多了……”
顾曼的手指轻轻拂过照片上母亲年轻的脸：“我妈很少提过去的事。”
“她性子静，不爱说。”赵母叹口气，“后来她考上了夜大，学了会计，调去了别的单位。我们再见面，已经是二十年后——在江河和你的订婚宴上。”
顾曼想起那天，两位母亲一见如故，聊了很久。原来她们早就有这样的缘分。
“你妈不容易。”赵母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你爸走得早，她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供你上大学。现在你出息了，成了名记者，她该享福了，又……”
话没说完，但顾曼明白。又经历了女儿被绑架、重伤的惊魂。虽然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但母亲心里的阴影，怕是要很久才能散去。
“阿姨，我想把妈妈接来住一段时间。”顾曼轻声说，“她一个人在家，我总是担心。”
“早该这样！”赵母立刻赞同，“房间我都收拾好了，就在我对门。咱们三个女人做个伴，等江河下班回来，家里也热闹。”
正说着，门锁转动，赵江河回来了。他肩上落着未化的雪花，手里提着公文包，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回来啦？”顾曼起身接过他的大衣，“今天怎么这么晚？”
“开了个长会。”赵江河在玄关换鞋，看到茶几上的相册，“看什么呢？”
“看我跟你妈年轻时候。”赵母笑眯眯地说，“江河，你猜猜哪个是你妈？”
赵江河走过来，俯身看了看，毫不犹豫指向那个扎麻花辫的：“这个。眼睛跟现在一样，亮。”
“算你还有点眼力。”赵母满意地合上相册，“吃饭吧，菜都热着呢。”
晚饭是简单的一荤两素，但都是赵江河爱吃的。顾曼给他盛汤时，注意到他眉头微蹙，显然心事重重。
“改革那边，遇到麻烦了？”她轻声问。
赵江河摇头，又点头：“也不算麻烦，就是……第一批重组企业的效果评估出来了，有好有坏。矿业集团那边，老矿区职工安置进展顺利，但新区的产业转型比预想的慢。国信信托倒是稳住了，可投资者信心恢复需要时间。”
“饭桌上不说工作。”赵母给儿子夹了块排骨，“再难的事也得吃饭。曼曼，你也吃，伤刚好，得补。”
顾曼笑着应了，却在桌下轻轻碰了碰赵江河的手。他回握住她，掌心温热。
饭后，赵母坚持自己洗碗，把两人推进客厅：“去说说话，碗筷我收拾。”
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暖黄的光晕洒在沙发上。窗外，雪又下了起来，细细密密的，在路灯的光柱里飞舞。
“今天孙正平跟我说，”赵江河握着顾曼的手，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她手腕上那道浅浅的疤痕——是绑架时绳索勒出的，现在只剩淡淡的痕迹，“王永昌的案子，下周就要移送检察院了。”
顾曼的手微微一顿：“他……会判很重吗？”
“数罪并罚，不会轻。”赵江河的声音很平静，“但比起他做的事，什么刑罚都显得轻了。”
顾曼靠在他肩上。她能感觉到赵江河身体里紧绷的弦，这半年来，他像一张拉满的弓，随时准备着下一场战斗。即使最亲近的人，也很难看到他完全放松的样子。
“江河，”她轻声说，“我们结婚吧。”
赵江河愣住了。他转过头看她，灯光下，顾曼的眼睛清澈而坚定。
“我想好了。”她坐直身体，认真地看着他，“不是一时冲动，是深思熟虑。我们经历了生死，看过了人性最暗和最亮的一面。我知道嫁给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分担你的压力，要面对可能的危险，要在无数个深夜等你回家。”
她的声音微微发颤，但每一个字都清晰：“但我愿意。因为和你在一起，我才觉得自己活得真实，活得有意义。你让我看到，一个人可以为信念坚持到什么程度；也让我明白，爱一个人可以勇敢到什么程度。”
赵江河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你不用马上回答。”顾曼笑了，眼里有泪光，“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决定。至于什么时候，怎么办，都听你的。哪怕只是去民政局领个证，哪怕只是在家里吃顿饭，我都愿意。”
窗外，雪下得更大了。雪花扑在玻璃上，瞬间融化，留下一道道水痕。
赵江河伸手，把顾曼搂进怀里。他的手臂很用力，像是要把她揉进身体里。顾曼能听到他有力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沉稳而坚定。
“曼曼，”良久，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我赵江河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你。最愧疚的事，就是让你因为我受苦。”
“我不苦。”顾曼摇头，“和你在一起，我从来没觉得苦。”
“我知道。”赵江河松开她，捧着她的脸，灯光下，他的眼睛也泛着红，“所以我要娶你，要光明正大地娶你。不要简单，不要凑合。我要让所有人知道，顾曼是我赵江河的妻子，是我要用一辈子去爱护、去珍惜的人。”
眼泪终于从顾曼眼中滑落。她笑着流泪：“那你说，什么时候？”
“等春天真的来了。”赵江河擦去她的泪，“等雪化了，花开了，等这场改革最艰难的阶段过去。我们就结婚，办一个简单但温暖的婚礼，请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在所有人的祝福里，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好。”顾曼用力点头，“我等你。”
那一夜，北江的春雪悄无声息地落着，覆盖了街道、屋顶、树梢。但在积雪之下，生命的力量正在积蓄，等待破土而出的时刻。
三天后，赵江河在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会议进行到一半，工作人员敲门进来，递给赵江河一个文件袋：“赵主任，门卫说有个人送来的，指名给您。”
文件袋很普通，牛皮纸材质，没有署名。赵江河打开，里面是一叠复印件。他抽出第一张，扫了一眼，瞳孔骤然收缩。
是罗建明这些年收受贿赂、干预司法、包庇犯罪的证据链梳理。时间、地点、金额、经手人、银行流水……条理清晰，证据确凿。更关键的是，里面还附了一张名单——与罗建明有利益往来的各级干部，足足十七人。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赵江河手里那叠纸，虽然看不清内容，但能感觉到那份量。
“谁送来的？”孙正平低声问。
“没说。”工作人员摇头，“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放下东西就走了。”
赵江河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用钢笔写了一行字：“为十五年前的冤魂，为那些被你们毁掉的家庭，为这个城市应有的清明。——知情人”
字迹苍劲，力透纸背。
“立刻追查送文件的人。”周启明沉声道，“但不要声张。这份材料……”他看向赵江河，“你怎么看？”
赵江河已经快速浏览完所有内容：“如果属实，这就是引爆整个网络的导火索。罗建明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张网的中心。动了这张网，北江的官场要地震。”
“那就不动吗？”有人问。
“动。”赵江河斩钉截铁，“但要有策略地动。这些材料需要核实，需要补充证据链。更重要的是，要防止这些人狗急跳墙，破坏改革大局。”
会议结束后，赵江河和孙正平留了下来。两人对着那份材料研究了很久。
“送材料的人，很了解内情。”孙正平指着其中几处细节，“这些交易的时间、方式，不是外人能知道的。我怀疑，是罗建明身边人反水了。”
“或者是……当年被他害过的人。”赵江河翻到那页名单，手指停在几个名字上，“这些人，现在还在重要岗位上。”
“要动他们，得请示省委，甚至需要中央的支持。”
“我知道。”赵江河合上文件，“但这一步必须走。罗建明倒了，他这张网还在，改革就永远有阻力。这些人就像埋在路上的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
窗外，雪停了。阳光穿透云层，照在还未融化的积雪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江河，你想过没有，”孙正平忽然问，“如果这次我们把网彻底撕破，会有多大的反弹？那些人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可能会用更极端的手段。”
“想过。”赵江河站起身，走到窗前，“但老孙，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从顾曼被绑架那天起，从那些矿工把血汗钱交到我们手上那天起，从千千万万老百姓看着我们那天起，我们就只能往前走。”
他转过身，阳光在他身后形成一个光圈：“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真刀真枪地干。该破的就得破，该立的才能立。”
孙正平看了他很久，忽然笑了：“你变了，江河。”
“变了？”
“更硬了，也更……亮了。”孙正平找不到合适的词，“像淬过火的钢，又硬，又有韧性。”
赵江河也笑了：“可能是被曼曼影响的吧。她说，人活着，总得信点什么，总得为什么拼一回。”
那天傍晚，赵江河没有直接回家。他去了一个地方——北江日报社的老家属院。
按照材料里附的地址，他敲响了三楼的一扇门。开门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背微驼，但眼睛很亮。
“您找谁？”老太太警惕地看着他。
“请问，李建国家是这里吗？”赵江河报出了一个名字——材料里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十五年前那起事故的幸存者。
老太太的脸色变了：“他……他不住这儿了。”
“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赵江河放缓语气，“我是省国资委的赵江河，想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听到“赵江河”三个字，老太太的眼神锐利起来。她上下打量着他，良久，侧身：“进来吧。”
屋里陈设简单，但收拾得很干净。客厅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全家福，照片里的男人三十多岁，穿着矿工服，笑得憨厚。旁边是他的妻子，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那是我儿子。”老太太在沙发上坐下，声音平静，“十五年前，死在矿难里。官方说死了八个人，实际死了二十三个。李建国是活下来的，但废了一条腿，脑子也撞坏了，现在在精神病院。”
赵江河的心沉了下去。他想起顾曼父亲当年调查的正是这起事故。
“罗建明当时是市领导，为了保乌纱帽，把事故压了下去。”老太太的眼睛像枯井，没有泪，只有深不见底的恨，“我儿子死了，赔偿金只拿到别人一半。我去闹，他们说我扰乱社会秩序，关了我三天。李建国去上访，被打断了另一条腿。”
她从茶几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这些，是我收集了十五年的证据。每一笔黑钱，每一个帮凶，我都记着。我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来拿。”
赵江河接过那叠纸。纸页已经发脆，字迹工整，一笔一划，记录着十五年来的每一天——每一次上访被拒，每一次威胁恐吓，每一次绝望和坚持。
最后一页，写着：“我可以死，但真相不能死。”
“材料是我让我侄子送去的。”老太太看着他，“我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妻子的事。孩子，你们做的，是对的。这个城市病了，得治。就算治的过程疼，也得治。”
赵江河郑重地把那些纸收好：“奶奶，我向您保证，这些不会白费。”
“我不要保证。”老太太摇头，“我只要一个结果——让该负责的人负责，让死去的人安息，让活着的人……还能相信正义。”
离开家属院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把赵江河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窗，灯光昏黄，那个白发苍苍的身影站在窗前，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手机响了，是顾曼。
“江河，你在哪儿？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鱼，再不回来要凉了。”
“马上回。”赵江河说，“路上买了你爱的糖炒栗子。”
“真的？那快点，趁热才好吃。”
挂了电话，赵江河快步走向停车的地方。春夜的空气清冷，但怀里的糖炒栗子热乎乎的，散发着甜香。
他知道，前路依然艰险。那张网很大，很密，撕破它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但这一刻，他并不害怕。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
有像那位老太太一样，等了十五年还在坚持的人。
有孙正平这样，并肩作战的战友。
有周启明这样，坚定支持的领导。
有母亲和顾曼的母亲，在等他回家吃饭。
还有顾曼——那个愿意用生命爱他，也愿意陪他走最艰难的路的女人。
回到家，一开门，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红烧鱼的香味，米饭的蒸汽，还有两个老太太的笑声。
“回来啦？”顾曼接过他手里的栗子，“这么晚，又加班？”
“去看了个人。”赵江河脱下外套，“很重要的一个人。”
餐桌上，赵母不停地给他夹菜：“多吃点，看你这阵子瘦的。”
陈素芬则细心地挑出鱼刺，把鱼肉夹到他碗里：“慢点吃，别噎着。”
顾曼剥着栗子，金黄色的栗仁饱满香甜。她递了一个给赵江河，他张嘴接了，甜味在舌尖化开。
电视里在播本地新闻，讲春耕备耕，讲复工复产，讲这个城市如何在冬天之后，一点点恢复生机。
窗外，积雪正在融化。滴滴答答的水声从屋檐传来，像春天的脚步声。
夜深了，两位母亲各自回房休息。客厅里只剩下赵江河和顾曼。她靠在他怀里，轻声问：“今天去看的什么人？”
“一个等了十五年正义的老奶奶。”赵江河抚摸着她的头发，“她儿子死在矿难里，她收集了十五年的证据。”
顾曼沉默了。良久，她说：“跟我爸一样。”
“嗯。”
“江河，你会坚持下去的，对吗？”
“会。”赵江河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不仅为我，为你，为那些死去的人，也为还活着的人——像那位老奶奶，像那些被冒领了安置款的矿工，像千千万万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值得一个更好的北江。”
顾曼仰头看他，灯光下，他的眼睛里有她从未见过的光——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近乎悲悯的坚定。
“我爱你。”她说。
“我也爱你。”他吻了吻她的额头，“等春天真的来了，我们就结婚。”
“好。”
窗外，最后一堆积雪从屋檐滑落，“啪”的一声，碎成无数晶莹的碎片。
而在碎片之下，嫩绿的草芽，终于破土而出。
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