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工作会议结束，我向郭副省长请了两天假，驱车返回韩家村。
吉普车行驶在熟悉的乡间土路上，路过几个村庄，都能看到田间地头忙碌的身影——今年有了“百团大战”的支援，很多地方的春耕进度都比往年快了不少。
但我的心情却有些复杂。
星火工业园现在的近万名工人、学员，每天消耗的粮食是个不小的数字。虽然去年全省粮食丰收，省里给工业园调配了定额供应，韩家村周边的几个生产大队，把自家节省下来的余粮送了过来。
韩家村，这个我重生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四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吃不饱饭，靠挖野菜、啃树皮度日。如今，在科学种植和水利改良的推动下，韩家村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每年还能向国家上交超额公粮。
可他们自己呢？依然过着省吃俭用的日子。把省下来的粮食，送到了星火厂。
车子驶入韩家村地界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村口的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树下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看到吉普车，一个眼尖的老汉站起身，眯着眼看了半天，突然喊道：“是浩娃子！浩娃子回来了！”
这一嗓子，让整个村子都动了起来。
等我下车时，村道上已经围了不少人。四年过去，很多面孔都老了，但精神头明显好了不少。孩子们穿着虽然还有补丁，但脸色红润，不再像当年那样面黄肌瘦。
“浩子！真是浩子！”
“哎呀，快看，长高了！壮实了！”
“听说你在太原搞了个大工厂，还搞了啥‘百团大战’？”
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围上来，有的拉我的手，有的拍我的肩膀，那份亲热劲儿，让我的眼眶有些发热。
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都让让，让浩娃子喘口气！”
人群分开，李书记走过来。四年时间，这位书记头发白了大半，但眼睛依然明亮有神。
“李书记！”我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李书记上下打量我，满意地点头，“嗯，像个大人样了！走，去大队部说话！”
“看到没？”李书记指着学校，语气里满是自豪，“按照你说的，咱村适龄娃娃，一个不落全上学了！王老师从县里请来的，正经师范毕业！”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到了大队部，李书记让会计倒了水，关上门，这才正色道：“浩娃子，你这次回来，是看种植情况？”
“是，也不全是。”我喝了口水，斟酌着措辞，“李书记，星火厂那边的情况，您知道。上万人吃饭，粮食压力不小。”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来：“去年咱韩家村， “全村粮食总产量，三百八十二万七千六百斤！扣除种子、饲料、必要的储备粮，计划上缴国家公粮……三百零五万斤！”柳林大队、王家洼大队、石头沟大队，虽然没有韩家村产的多，但情况都差不多。几个大队一合计，匀出几十万斤，给星火厂送去了。”
他抬头看我：“浩娃子，你说实话，够不？不够俺们再想办法！”
我心里一紧：“李书记，这……这可是你们的口粮啊！”
“啥口粮不口粮的！”李书记笑了，“你是不知道，现在日子好了！家家都有存粮，地窖里红薯、土豆堆着，院墙挂着玉米棒子。再说，今年春耕有你们那个‘百团大战’支援，进度快，秋天收成只会更好！”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深沉：“浩子，你还记得四年前不？六一年春天，咱们村饿死七个人。王老汉家的小闺女，才五岁，临走前攥着半块观音土……那场景，俺一辈子忘不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
“现在呢？”李书记眼睛发亮，“现在咱们不仅能吃饱，还有余粮！这是谁的功劳？是你带来的高温堆肥，是你教的水利改良和轮作套作，是王教授他们的科学种田！这些，都是你给咱带来的！”
“所以啊，”他拍拍我的手，“送点粮食过去，算啥？是应该的！你们那些年轻人，在为国家搞建设，在学本事，不能饿着肚子！俺们农民别的没有，力气和粮食，管够！”
这番话，说得我喉咙发堵。
四年前，我重生来到这个时代，带着2025年的记忆和思维，内心深处其实有着一种“降维打击”的优越感。我帮村民，最初是为了站稳脚跟，是为了积累第一桶金，甚至带着一丝“施舍”的心态。
但这四年来，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那种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义。
他们记得每一份恩情，并以十倍、百倍的方式回报。
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这种“你帮我一把，我记你一辈子”的价值观，在2025年那个信任缺失、精致利己的社会里，几乎已经绝迹了。
“李书记，”我深吸一口气，调整情绪，“粮食的事，我代表星火厂谢谢大家。但有个事，我得跟您商量。”
“你说。”
“是这样，”我整理着思路，“大家把余粮捐出来，心意我们领了。但长期这样不行。我有个想法——星火厂现在每个月有肉食供应定额，虽然不多，但匀一匀，可以每个月给咱们这几个大队，每家每户补贴一斤猪肉或者羊肉。”
李书记刚要说话，我摆摆手：“您先听我说完。要不这样也行——星火厂出资，给每户发一只小猪仔或者小羊羔，让大家养着。饲料我们来想办法，年底养大了，我们按市价收购，或者大家自己留着吃、卖钱都行。”
这个想法，是我基于后世“产业扶贫”逻辑提出的。直接给钱给物，容易养成依赖；但给生产资料，给发展机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李书记听完，沉默了半晌。
他掏出烟袋，慢慢地装烟，点火，吸了一口。烟雾在屋里缭绕。
“浩娃子，”他终于开口，“你这个心，俺领了。但这事，恐怕行不通。”
“为啥？”
“你想啊，”李书记敲敲烟袋，“给每户发肉？那别的村呢？柳林大队、王家洼大队也捐粮了，你给不给？给了他们，再远的村呢？听说‘百团大战’支援了七十二个大队，那些大队的社员知道了，咋想？”
“再说发猪仔羊羔，”他继续说，“是好事。但你想过没有，猪要喂吧？羊要吃草吧？现在虽然粮食宽裕了，但喂猪的精饲料还是缺。你让星火厂出饲料？那得多少？上万头猪的饲料，你们负担得起？”
“还有更重要的，”李书记看着我，眼神深邃，“浩娃子，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你是星火厂的领导，是‘百团大战’的组织者。你的一举一动，很多人看着。你今天给韩家村发猪仔，明天就可能有人告到省里，说你搞特殊化，说你拿国家财产送人情。”
我愣住了。
这些，我真的没想那么深。
在2025年的商业逻辑里，对合作伙伴进行利益反馈，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1965年的中国，在集体主义的大环境下，“公平”二字，有着比经济利益更重的分量。
“那……就这么白拿大家的粮食？”我有些不甘心。
“啥叫白拿？”李书记笑了，“这样吧，你要是真过意不去，俺倒有个主意。”
“您说。”
“星火厂不是缺粮食吗？咱们这几个大队，可以跟星火厂签个长期供应协议。”李书记眼睛发亮，“你们按国家统购价收，有多少收多少。这样，社员们种的粮食能变成现钱，你们也有了稳定的供应渠道。公平买卖，谁也说不出啥！”
这个提议，让我眼睛一亮。
对啊！这才是符合时代特征、又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不是施舍，不是馈赠，而是平等的商品交换。既尊重了村民的劳动价值，又解决了星火厂的实际需求。
“还有猪仔的事，”李书记接着说，“也不是完全不行。但别搞‘每家每户发’，那样太扎眼。你可以以星火厂的名义，跟咱们几个大队合作，办个集体养猪场、养羊场。大队出地、出劳力，你们出仔畜、出技术、包销路。年底赚了钱，按比例分成。这样，是集体经济，是工农合作，谁也说不出毛病！”
我听着，心里豁然开朗。
这就是时代的智慧啊！在集体主义的框架下，寻找发展的空间，既照顾了公平，又激发了活力。
“李书记，您这主意好！”我由衷地说，“就按您说的办！我回去就安排人，来跟大队签协议、谈合作！”
“这就对了！”李书记满意地点头，“浩子，记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背后是星火厂，是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点项目。做事啊，既要讲情义，更要讲方法、讲政策。”
这番话，让我陷入沉思。
四年来，我一直在学习适应这个时代。从最初的价值碰撞，到现在的逐渐融入。但直到今天，在李书记这番朴素的道理面前，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不是简单地把后世经验移植过来，而是要找到与时代精神契合的方式。
“对了，”李书记突然想起什么，“你这次回来，要去看看试验田不？王教授他们正忙着呢！”
“去！当然去！”我站起身，“现在就去！”
韩家村的试验田，已经从最初村东头的二十亩，扩展到了村北、村西三个片区，总共一百五十多亩。
这些试验田，被精心划分成不同的区块，有的种着小麦、玉米等主粮，有的种着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有的种着各种蔬菜，还有专门用于品种对比、肥料试验、灌溉方式研究的小区。
田埂修得笔直，沟渠纵横有序，每块田头都立着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编号、品种、试验内容。
我到的时候，王教授正带着几个年轻技术员，蹲在一片小麦田里观察记录。
四年过去，这位山西省农学家，皮肤晒得黝黑，手上满是老茧，完全看不出大学教授的样子，倒像个地道的老农。
“王教授！”我远远地喊了一声。
王教授抬起头，看到是我，脸上露出笑容：“韩浩同志！你怎么来了？”
他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走过来跟我握手：“听说你在太原搞了个‘百团大战’，动静不小啊！省农技所这边，天天都能听到你们的消息！”
“都是按照您教的方法，科学种田嘛。”我笑着说，“怎么样，今年试验田情况如何？”
“好！非常好！”王教授眼睛发亮，指着眼前的小麦田，“你看这冬小麦，株高、分蘖、穗粒数，比对照田高出至少百分之二十！特别是我们新培育的‘晋麦三号’，抗倒伏、抗病虫害能力都很强，亩产有望突破五百斤！”
五百斤！
在1965年，这绝对是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当时全国小麦平均亩产还不到两百斤。
“走，我带你转转！”王教授兴致勃勃，边走边介绍，“这边是玉米试验区，我们引进了‘金皇后’杂交种，配合新的密植技术和追肥方案，预计亩产可以达到八百斤。”
“那边是油料作物区，我们在试验大豆和花生轮作，既能培肥地力，又能提高总产出。”“还有蔬菜区，”他指着远处一片绿油油的菜地，“我们引进了大白菜、萝卜、西红柿的新品种，正在试验大棚种植技术。如果能成功，冬天也能有新鲜蔬菜吃了！”
我们沿着田埂慢慢走，王教授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每一块试验田的意义和进展。
“韩浩同志，你知道吗？”他突然停下脚步，感慨地说，“四年前我来山西时，省农技所还是个只有十几个人、几间办公室的小单位。研究的，也多是在实验室里搞搞数据，发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