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维也纳巴登——多瑙河畔的优雅与焦虑
奥匈帝国总参谋部所在地巴登，距离首都维也纳不远，以其温泉和巴洛克式建筑闻名。然而，1916年春天的这里，空气中弥漫的并非舒缓的硫磺气息，而是另一种焦灼——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在战争重压下发出的呻吟。在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那间装饰着巨大地图和哈布斯堡王朝鹰徽的办公室里，这种焦灼感尤为强烈。
康拉德，身材瘦削，面容严峻，留着标志性的山羊胡，是奥匈帝国军队中最具进攻精神的将领之一。战前，他就是对塞尔维亚和意大利采取强硬军事行动的主要鼓吹者。如今，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他昔日的锐气虽未完全消磨，却已被现实的残酷磨损得多了几分阴郁和固执。他站在东线地图前，目光却不时飘向南线，飘向意大利方向。
“俄国人？”当副官将一份关于东线俄军异常调动的情报摘要放在他桌上时，康拉德哼了一声，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1915年的大撤退已经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他们现在就像一只受伤的熊，需要时间舔舐伤口。他们缺乏火炮，缺乏军官，最重要的是，缺乏进攻的意志。”
他的自信，或者说是一种必须维持的自信表象，有其来源。1915年戈尔利采-塔尔努夫突破战役的巨大胜利，是由德军主导，但奥匈军队也参与其中，并收复了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失地。这场胜利暂时掩盖了帝国军队内部日益严重的溃烂。在康拉德看来，经过一年的巩固，东线的防御阵地已经大大加强，特别是在关键地段，得到了德军工程师的指导和协助，构筑了符合德国标准的坚固工事。此外，尽管他内心对盟友的傲慢心存不满，但不得不承认，部署在东线的几个德军师作为“铁砧”和“消防队”，极大地增强了防线的稳定性。
然而，这种自信是脆弱且选择性的。康拉德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帝国内部危机的忧虑，这远比俄军的威胁更让他寝食难安。奥匈帝国是一个由十多个不同民族拼凑而成的王朝国家，军队则是这个帝国的微缩镜像。军队中，德意志裔和匈牙利裔的军官占据主导地位，但士兵却来自帝国各个角落：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斯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为何而战感到迷茫，对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统治者缺乏认同感。开战以来，开小差、整建制投降的事件时有发生，士兵们的士气普遍低落，尤其是在遭受惨重损失后补充进来的新兵中。
“特伦蒂诺，”康拉德喃喃自语，手指重重地点在意大利北部的地图上，“这才是关键！这个背信弃义的叛徒（指意大利），必须受到惩罚！”他坚信，只有在南线对意大利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打击，才能挽回奥匈帝国的威望，并迫使这个令人厌恶的敌人退出战争。为此，他几乎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和储备的弹药都集中到了特伦蒂诺方向，精心策划着即将发起的“惩罚性”攻势。相比之下，相对平静的东线南翼（即勃鲁西洛夫对面），在他战略天平上的分量就轻了很多。
因此，当情报部门提示俄军西南战线可能有所行动时，康拉德的判断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
1. 主攻在北： 他坚信，即便俄军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主要方向也必然是在北线，针对德军防守的波兰突出部或维尔纽斯方向。那里距离德国心脏地带更近，政治和战略意义更大。
2. 南线佯攻： 他认为勃鲁西洛夫指挥的西南战线，兵力相对薄弱，其任何行动都只是为了牵制奥匈军队，阻止其向特伦蒂诺或北线调动兵力，是一场“声势可能很大，但实质威胁有限”的佯攻。
3. 旧式思维： 他完全无法想象勃鲁西洛夫会采取“宽正面、多点突破”的新战术。在他的思维定式里，俄军的进攻模式只能是缓慢、笨重、集中在狭窄地段上的“重锤”式攻击。只要识别出这“重锤”落下的位置，他手中预留的、以及德军提供的预备队就能有效进行反制。
基于这些判断，康拉德批准了现有的防御部署：将状态较好的部队和主要的预备队集中在像科韦利、利沃夫这样的交通枢纽和传统上易受攻击的地段。而在漫长的、看似平静的其他防线上，则主要由士气较低、装备较差的二线部队（其中大量是非德意志民族部队）驻守，工事也相对简陋。他给前线指挥官的命令核心是“坚守”，并确信防线足以承受任何预料中的攻击。
第二节：德军东线最高司令部——钢铁般的自信与对盟友的轻视
在更东面的德军东线最高司令部（ober ost），气氛则截然不同。这里是由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其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共同主宰的王国。兴登堡是象征，是德国民众心中的“护国神”，而鲁登道夫则是真正的大脑和引擎，一个精力过剩、意志如钢的组织天才和战略家。
鲁登道夫对东线的局势，表现出一种近乎傲慢的、基于效率和实力的自信。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西线凡尔登的消耗战，那里正吞噬着德国的精锐和资源；二是如何将东线已占领的广阔领土（如波兰、立陶宛、库尔兰）进行军事化和经济榨取，以支持德国的长期战争。对于俄军可能发动的进攻，他总体上持轻视态度。
“俄国巨人已经流血过多，它的每一次挣扎，都会让它更虚弱。”鲁登道夫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断言。他的信心建立在几个基础上：
1915年，对于德军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在东线战场上，他们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辉煌胜利，这些胜利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德军的士气，也让他们对俄军的战斗力产生了轻视的态度。
在德军看来，俄军的作战能力远不如他们自己。这种观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在东线所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这些胜利让德军相信，他们在与俄军的对抗中拥有绝对的优势。
然而，德军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们深知战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面对强大的防御力量时。就像在西线一样，德军坚信在完善的堑壕防御体系、机枪和火炮的火力覆盖下，任何进攻方都将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基于这种认识，德军开始大力督导构建东线的防御体系。虽然这个防御体系在某些方面不如西线那样极致，但在关键地段的建设上，它同样堪称坚固。德军充分利用地形和工事，巧妙地布置了机枪巢、火炮阵地以及其他防御设施，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互为依托的严密防御网络。
· 对奥匈军队的利用与不信任： 鲁登道夫对奥匈帝国的军队评价极低，认为其指挥混乱、士气涣散、战斗力不可靠。但他的策略不是加强它，而是将其视为一道可以消耗俄军力量的“肉盾”。德军的精锐师团被作为战略预备队，部署在后方关键位置，一方面是为了在必要时“拯救”奥匈军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德军对东线战局的绝对控制权。他从未真正将东线南翼的防御视为一个整体，而是看作一个由不可靠的盟友驻守、由德军充当最后保险的区域。
因此，当奥匈方面传来关于俄军西南战线异常活动的信息时，鲁登道夫及其参谋部的判断与康拉德惊人地一致，甚至更加固执。
首先，在主攻方向的判断上，他们坚信俄军的主攻必然落在由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和部分奥匈部队防守的北线，即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地区。这一地区在政治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双方争夺的焦点。鲁登道夫及其参谋部认为，俄军必然会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方向，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其次，对于勃鲁西洛夫这位特立独行的俄军将领，他们缺乏深入的了解。尽管勃鲁西洛夫在战争中表现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战术特点，但鲁登道夫及其参谋部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勃鲁西洛夫不过是又一个保守的沙俄将军，不可能有超越时代的战术创新。这种对敌人的轻视导致了他们对俄军西南战线异常活动的误判，从而未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
· 迷信防御工事： 他们过分信赖由德军指导修建的防御工事，认为即使俄军在西南战线发动进攻，奥军前沿阵地可能会丢失一些，但纵深配置的德军预备队足以在任何突破形成威胁前将其封堵。他们脑海中的剧本是：俄军猛攻 -＞ 奥军一线溃退 -＞ 德军预备队反击 -＞ 恢复战线。
这种自信导致了一种致命的疏忽。德军情报部门虽然侦测到俄军西南战线后方运输活动增加，以及小规模的部队调动，但他们将这些解读为正常的换防或为一场有限佯攻所做的准备。他们没有察觉到勃鲁西洛夫部队进行的那些细致到极点的侦察、秘密的土工作业以及突击分队训练。因为这些东西，超出了他们基于西线经验建立的认知框架。
第三节：链条的薄弱环节——前沿的松懈与隔阂
德奥联军高层的这种自信和误判，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前线部队。在勃鲁西洛夫即将发动进攻的广阔正面上，驻守的奥匈帝国军队呈现出一种危险的松懈状态。
在一个典型的由捷克士兵驻守的堑壕里，气氛压抑而冷漠。士兵们无精打采地靠在泥泞的胸墙上，军官大多是德意志人或匈牙利人，与士兵语言不通，关系疏远。他们收到的命令是加强警戒，但长期的僵持和对高层战略的无知，使得这种警戒流于形式。巡逻队出去应付差事，观察所里的哨兵更关心的是如何熬过这漫长而乏味的值班时间。
他们知道对面是俄国人，但对俄军的意图和能力知之甚少。偶尔发现的俄军小股部队活动或夜间挖掘的声音，往往被解释为“俄国人的日常骚扰”或“加固阵地”。没有人想到，敌人正在用尺子丈量他们的防线，给每个机枪巢都编了号。
奥匈军队的防御部署，清晰地反映了高层的误判：
· 奥匈第4集团军（约瑟夫·斐迪南大公指挥）： 防守至关重要的卢茨克-科韦利方向。虽然这个方向被认为有一定风险，但并未被判定为最危险区域。其防线拉得过长，部队密度不足，许多地段仅由一道单薄的堑壕线构成，缺乏纵深的支撑点体系。部队构成复杂，像一块民族拼图，内部凝聚力差。
· 奥匈第1、第2、第7集团军： 散布在漫长的战线上。他们的工事多是标准的野战筑城，铁丝网障碍或许有几道，但远远达不到西线或北线某些地段的密度和强度。各级指挥官普遍缺乏应对突发性、多点式攻击的预案和心理准备。他们的作战条令仍然是应对传统的、有明显主次的线性进攻。
· 德军“消防队”： 这些精锐的德军师，作为战役预备队，驻扎在离前线数十公里远的铁路枢纽附近。他们的指挥官自信满满，随时准备扑灭任何“火灾”。但他们等待的，是一场预期中的、在特定地点爆发的“火灾”，而不是同时从几十个烟囱里冒出来的、席卷整个屋子的“火灾风暴”。他们的调动计划依赖于畅通的铁路和准确的情报，而这两样，在勃鲁西洛夫进攻发起后，都将瞬间瘫痪。
第四节：错觉的顶点——风暴前的宁静
1916年5月至6月初，就在勃鲁西洛夫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备战之时，德奥联军高层却沉浸在一种虚假的安宁之中。
在巴登，康拉德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特伦蒂诺攻势的准备工作所吸引，他甚至开始憧憬胜利进入意大利北部的情景。对于东线南翼，他只是例行公事地批准了前线指挥官们报上来的、一切正常的报告。
在ober ost，鲁登道夫正忙于处理从西线调运弹药和与国内工业界协调生产的事务。东线南翼的零星情报被参谋们归类为“无重大威胁”，未能引起最高层的警觉。
在前线，奥匈帝国的士兵们依旧过着日复一日的堑壕生活。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命运一无所知。军官们或许有些许不安，但被上峰传递下来的乐观情绪所安抚。德军的顾问和联络官们，虽然对奥军的纪律和士气摇头，但对他们协助构建的防御体系仍有信心。
整个德奥联军东线南翼的防御，就像一条看似坚固但内部已然锈蚀、且关键节点被错误加固的链条。每个环节都基于过去的经验和错误的假设。他们听到了远处隐约的雷声，却以为那只是夏日的闷雷，而非毁灭性风暴的前奏。他们自信地站在自己构建的“固若金汤”的防线上，望着对面寂静的俄军阵地，浑然不知一场将彻底粉碎其自信、并深刻改变战争进程的雷霆打击，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勃鲁西洛夫这只他们眼中的“受伤之熊”，已经悄然抬起了利爪，瞄准了这条链条上最脆弱的多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