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四十九章：武汉码头反追踪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五日的武汉，江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带着早春的料峭寒意。令狐靖远站在“民生轮”的甲板上，指尖捏着件深蓝色粗布马甲——里面缝着《日军攻徐州计划》的密件，用棉线绣成的纹路在阳光下若隐若现，需用特制的竹篾片刮开才能显影。江面上雾霭未散，远处的黄鹤楼只露出个模糊的轮廓，像幅被洇湿的水墨画。
“令狐先生，快到码头了。”身后传来督察员小马的声音，他手里拎着个藤箱，里面装着替换的棉袍和两本线装的《三国志》——密写药水就藏在书脊的夹层里。这孩子才十九岁，是去年从苏州别动队调来的，眉眼间还带着青涩，却已能独当一面，“刚才船头的老船工说，武汉眉眼最近查得严，日军的巡逻艇天天在江面晃悠。”
令狐靖远“嗯”了一声，将马甲往棉袍里掖了掖。棉袍是深灰色的，袖口磨出了圈浅白的毛边，是刻意做旧的样子——他扮成从上海来的药材商，箱子里的“当归”“黄芪”下，压着军事委员会督察处的铜制关防，巴掌大小，刻着“军事委员会督察处关防”十个篆字，边角还留着铸造时的毛刺。
船靠岸时，码头上正乱哄哄的。挑夫们扛着扁担穿梭往来，扁担上的麻绳勒得肩膀发红；穿短褂的商贩推着独轮车叫卖，车斗里的橘子滚落在青石板上，被往来的皮鞋碾得汁水淋漓；还有几个穿军装的士兵，正翻着一个难民的包袱，包袱里的窝头掉在地上，难民蹲下身去捡，被士兵一脚踹在腰上，疼得蜷缩在地上。
“先别下去。”令狐靖远按住正要拎箱子的小马，目光扫过码头入口处的三个男人。那三人都穿黑色中山装，袖口熨得笔挺，脚下的棕色皮鞋沾着些许江泥——最显眼的是鞋后跟，贴着片指甲盖大小的黄铜片，刻着朵极小的向日葵，花瓣的纹路清晰可辨。
“是中统的人。”小马也看了出来，声音压得极低，“去年在上海受训时，教官说过，中统去年冬天新换了暗号，就是这向日葵标记。”
令狐靖远没作声，指尖在棉袍口袋里摸了摸——那里藏着个巴掌大的铜哨，是黄埔四期时周伟龙送的，吹出来的声音像夜猫子叫，是他们当年约定的紧急信号。他想起三天前离开上海时，周伟龙在荣记裁缝铺后巷说的话：“季源溥那老狐狸最近在武汉活动，中统跟咱们抢情报不是一次两次了，你去送徐州计划，可得当心他们使绊子。”
那时巷口的老槐树刚冒出新绿，周伟龙蹲在树洞里掏情报时，指尖沾了些湿润的泥土，“听说中统武汉站的头头是季源溥的亲信，叫沈醉，手段阴得很，上个月还截了咱们送长沙的密电。”
“走。”令狐靖远收回思绪，拎起藤箱往舷梯走。小马连忙跟上，藤箱的锁扣“咔嗒”撞在栏杆上，在嘈杂的码头声里显得格外突兀。他故意放慢脚步，让小马走在前面，眼角的余光却始终没离开那三个中山装男人——他们果然动了，看似在看墙上的布告，脚步却跟着他们往码头入口挪，皮鞋踩在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的脆响，节奏均匀，不似普通行人那般杂乱。
码头入口处的木牌上，贴着张泛黄的布告，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告示，用中日双语写着“禁止私运军火”，墨迹边缘被风吹得卷了边。令狐靖远路过时，故意停了停，用手指点了点布告上的“军火”二字，对小马笑道：“你看这日本人，倒也怕咱们老百姓手里有家伙。”
小马配合地笑了笑，眼角却瞥见那三个中山装男人交换了个眼神——左边那个瘦高个抬手摸了摸耳朵，是个极细微的动作，却被小马记在心里。这是跟踪的暗号，去年特训时教官特意讲过：中统特工常用“摸耳”“扶眼镜”“拢衣领”传递信息，摸耳代表“目标未察觉，继续跟踪”。
走出码头，令狐靖远拐进旁边的一条窄巷。巷子里飘着股煤烟味，是尽头的铁匠铺传来的，铁匠正抡着锤子打铁，火星子溅在地上，烫得“滋滋”响。他停下脚步，假装整理鞋带，余光透过巷口的石板缝望去——那三个中山装男人果然跟了进来，正站在巷口的杂货铺前，假装买烟。
“他们跟得紧。”小马压低声音，手按在藤箱的锁扣上，那里藏着把三寸长的匕首，柄里灌了铅，沉甸甸的，“要不要找个机会甩掉他们？前面有个厕所，巷子窄，能藏人。”
令狐靖远摇了摇头。他想起戴笠去年在重庆说的话：“中统跟咱们，就像一根藤上的两个瓜，看着闹得凶，真遇上日本人，还得往一块凑。但这藤要是缠得太紧，就得给它松松绑，不然谁都长不好。”那时戴笠正抽着烟，烟灰落在桌上的密电上，“季源溥那老东西，总觉得咱们军统占了上风，你去武汉要是遇上中统的人，不用客气，但也别把事做绝——委员长要的是合力抗日，不是窝里斗。”
“往前走，去法租界方向。”令狐靖远直起身，拎着藤箱往巷外走，脚步不疾不徐，“军统武汉站在法租界的洋行里，离这儿不远。”
出了窄巷，是条热闹的街。卖热干面的摊子前围着群人，芝麻酱的香气混着辣椒油的辣味扑面而来；穿旗袍的女人挽着男人的胳膊走进绸缎铺，指尖划过挂着的云锦，留下道浅浅的痕迹；还有几个穿西装的洋人，正对着街边的糖画摊指指点点，摊主舀起一勺糖稀，手腕一抖，一条鳞爪分明的龙就出现在青石板上，引得洋人拍手叫好。
令狐靖远故意往人堆里钻，肩膀撞了个挑夫的扁担，挑夫骂了句“不长眼的”，他连忙递上支“哈德门”烟，赔笑着说“对不起”，趁挑夫点烟的功夫，又往斜前方走了两步——这是黄埔特训时学的“折线走位法”，每走三步拐个小弯，能打乱跟踪者的节奏。
但那三个中山装男人显然是老手。瘦高个贴在绸缎铺的廊柱后，眼镜男混在热干面摊的食客里，矮胖子则站在洋人的马车旁，像在看马车的轱辘，目光却始终锁在令狐靖远身上。他们的距离保持得恰到好处，不远不近，既不会被甩开，又不会靠得太近引人怀疑。
走到法租界的界碑前时，令狐靖远停下了。界碑是块米白色的石碑，刻着“法租界”三个法文单词，旁边站着两个法国巡捕，正检查来往行人的护照。他摸出怀里的伪造护照——是上海法租界领事馆发的，照片上的他梳着分头，比现在少了些胡茬，“姓名”一栏写着“林志远”，“职业”是“药材商”。
“林先生，请。”法国巡捕看了眼护照，挥了挥手。
走进法租界，街景顿时变了。石板路换成了平整的水泥地，路边栽着悬铃木，枝桠光秃秃的，却已能看出修剪的痕迹；洋行的橱窗擦得锃亮，里面摆着进口的香水和钟表，玻璃上映出往来行人的影子；连空气里的味道都变了，少了煤烟和汗味，多了咖啡和面包的香气。
“军统武汉站就在前面的洋行里。”小马指着不远处的一栋三层洋楼，洋楼的门脸是白色的，挂着块“美孚洋行”的牌子，门口站着个穿礼服的门童，正给一辆黑色轿车开门，“去年我送密信时来过，暗号是‘买哈德门烟’，柜台后的伙计会问‘要软包还是硬包’，答‘要带过滤嘴的’就行。”
令狐靖远没说话，脚步却往洋行斜对面的一条弄堂拐去。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个老妇人坐在门口纳鞋底，针线在阳光下划出银亮的弧线。他走到弄堂中间，突然转身——那三个中山装男人果然跟了进来，正站在弄堂口张望，见他转身，都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往墙上贴。
“三位跟了一路，不累吗？”令狐靖远笑了笑，声音不高，却带着股穿透力，“中统的向日葵标记，贴在鞋后跟倒是显眼，就是太容易掉了——你看，那位先生的鞋跟，标记都磨掉一半了。”
瘦高个脸色一变，抬手摸向腰间——那里藏着枪。小马往前一步，挡在令狐靖远身前，手已经按在了藤箱的匕首上。老妇人被这阵仗吓了一跳，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慌忙往屋里缩。
“别紧张。”令狐靖远按住小马的肩膀，目光落在瘦高个身上，“我知道你们是中统的。季源溥派你们来，是为了我身上的东西？”
瘦高个没说话，眼神却往令狐靖远的棉袍领口瞟——那里因为刚才转身，露出了里面深蓝色马甲的一角。眼镜男悄悄往旁边挪了两步，想堵住弄堂的另一头。
“我要是没猜错，你们是季源溥的‘别动队’吧？”令狐靖远从怀里摸出个小本子，翻开——里面是中统主要特工的照片和档案，是去年在上海截获的，“你是沈醉手下的李三，去年在南京截过咱们的密电；你是王四，前年在上海杀了咱们两个情报员；还有你，”他看向矮胖子，“你是张五，最擅长扮成挑夫跟踪，对吧？”
三人的脸色彻底变了。李三咬了咬牙，从怀里摸出个小巧的铜哨，就要往嘴里送——这是中统的紧急信号，一吹就会有埋伏的人围过来。
“别费力气了。”令狐靖远从棉袍里掏出督察处的铜制关防，往墙上一磕，“哐当”一声，关防上的篆字在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军事委员会督察处办案，你们中统也敢拦？”
李三的手僵在半空。中统和军统虽常明争暗斗，但督察处是直属于委员长的，手里握着“督察全军统及别动队反间谍事”的权力，比中统和军统都高半级。他咽了口唾沫，放下铜哨，却梗着脖子说：“我们……我们只是例行巡查，没跟踪你。”
“例行巡查？”令狐靖远往前走了两步，江风掀起他的棉袍下摆，露出里面马甲上的细密纹路，“巡查到法租界？巡查到我这‘药材商’的脚后跟？”他指了指李三的鞋跟，“这向日葵标记，是去年冬天中统新换的吧？季源溥倒是会出花样，就是没教你们怎么藏得更隐蔽些。”
王四突然开口：“令狐先生，我们确实是奉季主任的命令来的。”他声音发颤，眼神躲闪，“季主任说，最近武汉有日特活动，让我们盯紧从上海来的人……没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令狐靖远冷笑一声，“去年长沙的密电被截，前年南京的情报员被杀，也是‘没别的意思’？”他往弄堂外瞥了眼，法租界的巡捕正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叮铃”响了两声，“要么跟我去军统武汉站说清楚，要么我现在就请法租界的巡捕来‘评评理’——你们中统在法租界跟踪军事委员会的人，看看法国人会不会给季源溥面子。”
李三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法租界向来不把中国的特工放在眼里，要是被巡捕抓了，就算季源溥能把人捞出来，他们也免不了受顿罚。他犹豫了半晌，从怀里摸出个小巧的无线电发报机——巴掌大小，天线能伸缩，“我……我得给季主任打个电话。”
令狐靖远没拦他。李三蹲在地上，手指飞快地按着按键，发报机发出“滴滴”的轻响，在安静的弄堂里格外清晰。老妇人从门缝里探出头，好奇地往这边看，被令狐靖远递了个眼神，又缩了回去。
没一会儿，李三站起身，脸色灰败：“季主任……季主任让我们跟你去军统武汉站，还说……还说让沈站长派代表来给你道歉。”
“早这样不就省事了？”令狐靖远收起关防，往弄堂外走，“带路吧。”
军统武汉站设在“美孚洋行”的三楼，楼梯是柚木做的，踩上去“咚咚”响，扶手被磨得发亮。站长沈醉是个矮胖的男人，穿件深棕色皮夹克，袖口沾着些油渍，见令狐靖远进来，连忙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脸上堆着笑：“令狐先生，稀客啊！快坐快坐！”
办公室不大，墙上挂着幅《武汉地图》，地图上用红笔圈着几处地名，旁边写着“日军据点”；桌上摆着个黄铜烟灰缸，里面插着几根烟蒂，是“黄鹤楼”牌的；最显眼的是墙角的保险柜，柜门是黑色的，密码锁上落着层薄灰，看来不常打开。
“沈站长不用客气。”令狐靖远坐在沙发上，小马把藤箱放在脚边，“我来武汉，是送份重要情报给第五战区的。倒是季源溥的人，一路从码头跟到法租界，差点把我当成日特抓了——沈站长可得给我个说法。”
沈醉的脸色僵了一下，狠狠瞪了眼站在门口的李三，对令狐靖远赔笑道：“令狐先生别生气，都是误会！季主任也是太紧张了，最近武汉日特确实多，前几天还炸了汉阳兵工厂的仓库，炸死了三个工人……”
“误会？”令狐靖远打断他，从怀里摸出那份《日军攻徐州计划》的密件摘要——是用普通墨水写的，只写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我怀里揣着的是《日军攻徐州计划》，要是被你们跟丢了，让日特截了去，这责任谁担得起？委员长要是问起来，沈站长觉得是你担，还是季源溥担？”
沈醉的额头渗出了汗。他从抽屉里摸出块手帕，擦了擦汗，“令狐先生说得是，是我们不对。我已经给季主任打电话骂了他一顿，他说马上派代表来给你道歉，还说……还说要把中统武汉站最近截获的日特情报给你送一份，算是赔罪。”
“情报就不必了。”令狐靖远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指尖点在徐州的位置，“我要的不是赔罪，是规矩。中统和军统都是为委员长办事，为国家抗日，本该互通情报，互相照应，可你们倒好，整天盯着自己人，跟防贼似的——这样下去，不用等日军打过来，咱们自己就先乱了。”
沈醉连连点头：“令狐先生说得对！是我们糊涂！以后一定改！”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个皮箱，是中统武汉站的副站长刘毅。他看到令狐靖远，连忙弯腰鞠躬：“令狐先生，季主任让我来给您道歉！都是我们的错，不该跟踪您！”
令狐靖远没理他，目光落在沈醉身上：“沈站长，我要跟中统定个协议。”
“协议？”沈醉愣了一下。
“对，协议。”令狐靖远从棉袍里掏出纸笔——纸是从《三国志》里撕下来的，笔是小马递的铅笔，“第一，沪汉两地的情报，中统和军统要互通，每周交换一次，由双方的联络官对接；第二，以后不管是中统还是军统办案，都要提前打招呼，别再出现今天这样的误会；第三，要是发现日特，谁先撞见谁先动手，动手后要立刻通知对方，别让日特跑了。”
刘毅的脸色变了变。这三条协议，几乎是让中统放弃了在武汉的情报主导权，他刚要开口反对，就被令狐靖远打断了：“刘副站长要是觉得不行，我现在就去见委员长，把今天的事说说清楚——顺便问问委员长，中统到底是来抗日的，还是来给军统添乱的。”
刘毅的话堵在了喉咙里。他知道令狐靖远是委员长和戴笠的同乡，又是黄埔四期的，说话比季源溥还管用，要是真闹到委员长那里，吃亏的肯定是中统。他犹豫了半晌，点了点头：“我……我同意。但这协议得让季主任过目“自然要让季主任过目。”令狐靖远笔尖一顿，在“协议”二字下重重画了道横线，铅芯在糙纸上留下浅白的划痕，“你把协议带回给季源溥，三日内给我答复。若是他不肯，也不必再来找我——我会带着督察处的人，亲自去中统武汉站‘拜访’。”
刘毅攥了攥手心的皮箱把手，箱角的铜扣硌得掌心生疼，却只敢点头应道：“是，令狐先生。我这就把协议送回给季主任，定让他三日内给您回话。”
令狐靖远没再看他，转身走到窗边。法租界的悬铃木枝桠在风里晃，光影斑驳地落在办公桌上，把《武汉地图》上的红圈晃得忽明忽暗。他想起刚才码头那难民蜷缩的样子，喉结动了动——这江河万里，要防的从来不止日特的枪，还有窝里的绊子，可只要能把这协议立住，往后的路，总能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