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世界中的三国变局：东赵崛起与孙吴的海洋战略
在传统三国叙事之外，平行世界的历史长卷展开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地缘图景。
建安年间，中原战火纷飞之际，在扶桑诸岛及朝鲜半岛有一个名为“东赵”的海上政权。这个以海洋立国的势力掌握着先进的航海技术与造船工艺，控制着从对马海峡到南洋诸岛的航线，成为改变三国命运的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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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赵建国之初，便展现出与中原诸侯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其都城新邺是一座完全依照海洋贸易需求规划的城市，拥有同时停泊三百艘海船的深水港，城内设有大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
东赵军队以水师为核心，其“楼船”较之中原同类舰船更大更稳，配备可拆卸的投石机与改良弩炮，在海上几无对手。
当曹操统一北方后，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海上强大的政权。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派遣特使董掖乘坐改良的艨艟舰穿越黄海，携带黄金五百斤、丝绸千匹为礼，欲借东赵舟师从海上夹击孙权。
东赵议事堂为此展开激烈辩论。以大将军赵胥为代表的主战派认为这是进军中原的良机；而丞相赵丹则坚持“固守海疆，不涉陆争”的国策。
最终，东赵穆王采纳议事堂的建议，婉拒曹操借兵之请，但同意向魏国输出粮食五十万石，以换取中原的先进冶铁技术。
这一决策使得中原战局维持了平衡，而东赵则通过贸易获得了汉地的先进技术，迅速完善了自己的冶铁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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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孙权在赤壁战后本欲西进益州，不料东赵水师在流求（台湾）屡挫吴军，使得孙吴的扩张被打断。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吴军试图北上争夺江淮控制权时，东赵舰队突然出现在长江口，截断吴军后路，导致吴军大败而归。此役后，孙权彻底放弃了从海上与东赵争锋的念头，转而全力经营陆上防线。
然而，孙权从未停止寻找破解困局的方法。当他获悉诸葛亮派遣使者联络鲜卑首领轲比能共击曹魏时，顿时豁然开朗。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孙权秘密派遣中郎将周贺率领三支船队，分别前往辽东联络公孙渊、在交州巩固统治，并派舟师探索更远的南方航线。这一“三线并进”的战略，彰显了孙权在逆境中寻求突破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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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氏割据辽东，已历三世，至公孙渊时，自称燕王，控制着从辽东至马訾水的广阔地域。当周贺的使团抵达辽东时，公孙渊亲自在沓津（今旅顺）迎接。这位精于权术的军阀敏锐地察觉到，孙吴的结盟请求是他周旋于魏、吴及东赵之间的绝佳机会。
最初，公孙渊对孙吴使者极尽殷勤，不仅同意称臣，更承诺提供战马五千匹、皮革十万张。孙权大喜过望，以为得此强援，足以制衡曹魏与东赵。
次年春天，孙权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率领万余人马，携带“金玉珍货，九锡备物”乘坐百余艘海船北上辽东。
这支船队的规模堪称空前，船上不仅装载着大量赏赐物资，还有众多江东工匠、学者随行。
然而，当吴军船队抵达沓津后，情势急转直下。公孙渊在宴请吴将的席间发难，尽杀张弥、许晏等高级将领，吞并全部物资与人员。
原来，在吴军北上期间，公孙渊已与曹魏达成秘密协议，魏明帝曹叡许诺封其为乐浪公，并默许其吞并孙吴资源。这一背叛不仅使孙吴损失惨重，更彻底暴露了海上联盟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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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辽东之盟惨淡收场，但孙吴在其他方向的海洋开拓却取得了惊人成就。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领的船队成功航行至珠崖、儋耳（今海南岛），在那里设立珠崖郡，将中央政权的控制力首次延伸至南海诸岛。
（东赵控制着海南的石碌铁矿周边地区）
这支船队采用“循岸航行法”，沿着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补给点，为后续的大规模贸易及移民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吴国宣化从事朱应与中郎康泰的南洋之行更是开创了大陆与东南亚外交的新纪元。
他们的船队从交州出发，先后抵达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最远可能抵达印度东海岸。
在扶南国，他们目睹了令其惊叹的港口城市——“城郭环水，舟楫如云，市易八方”，扶南王范旃亲自接见并允诺与孙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归国后，朱应撰写的《扶南异物志》详细记录了东南亚的物产、风俗与政治制度；康泰的《吴时外国传》则系统描绘了从交州至印度的航线与重要港口。这些着作不仅丰富了时人对世界的认知，更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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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渊反复背叛并未终结各方势力的博弈。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公孙渊又公然叛魏，自立为燕王。
曹魏立即派遣重臣司马懿率军征讨，同时秘密联络东赵，请求海上封锁。
东赵此次一改往日保守姿态，派出舰队巡弋黄海，阻止任何势力援助公孙渊。这一举动既避免了直接参战，又确保了曹魏的胜利，维持了各方势力的微妙平衡。
（孙吴又欲遣军赴辽东，闻东赵舟师在海疆纵横，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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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虽然失去了辽东，却通过南洋航行获得了新的贸易伙伴。
来自扶南、林邑的香料、珠宝开始大量出现在建康市场，孙吴的丝绸、瓷器则远销南洋。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下令在侯官（今福州）设立“夷市”，专门管理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年获利堪比整个扬州地区的赋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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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后，曹魏失去了迅速统一南方的机会，不得不长期维持两线作战；蜀汉的隆中对策因东方局势变化而调整，诸葛亮多次派遣使者试图联络东赵，形成对曹魏的东西夹击；孙吴则在陆上扩张受阻后，意外地开启了面向海洋的经贸发展道路。
孙权晚年在建康宫中接见南洋使臣时，不无感慨地对陆逊说道：“孤本欲驰骋中原，孰料天命在海。”这句话道出了这个平行世界三国史的核心特征——海洋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
东赵的存在不仅改变了三国鼎立的格局，更提前催生了东亚世界的海洋贸易体系。
来自扶桑的白银、朝鲜的人参、江东的丝绸、南洋的香料在东海之上交织流动，形成了一张远比陆路丝绸之路更为庞大的贸易网络。尽管战乱依旧，但一个面向海洋的新时代已经悄然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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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这种海洋导向的发展模式将深刻影响后续的文明进程。
北方草原的铁骑依然强大。但掌握着航海技术与海洋贸易的政权，第一次拥有了与北方政权抗衡的资本。
中华文明的双重性格——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在这个平行时空中得到了更为均衡的发展，或许将谱写出一部完全不同的历史篇章。
（后世史学家认为，此世界的三国历史命名有误，应称之为五国争雄，除魏蜀吴外，应加上海上之东赵，还有辽东之公孙氏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