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的远赴北疆，就像移走了咸阳政治天平上最重的一块砝码。曾几何时，虽然李斯身为丞相，总揽朝政，但无论是出于先帝对扶苏的托付遗泽，还是蒙恬本人在军中的无上威望及其作为顾命大臣的地位，都使得他成为朝堂之上唯一能在资历、功勋和影响力上，与李斯形成某种微妙制衡的存在。如今，这个制衡点的消失，使得李斯的权力，在事实上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意义上的“朝中无人制衡”。
这种“无人制衡”的局面，首先体现在军事话语权的绝对掌控上。蒙恬在时，尽管他从不干涉李斯的行政决策，但涉及重大军事行动、高级将领任免、边防资源配置等事宜，李斯都必须，也会主动与蒙恬商议，甚至在某些关键战略上不得不尊重蒙恬的专业判断。蒙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李斯在军事领域权力的一种无形制约和补充。而今，蒙恬远在北疆，朝中虽仍有其他将领，如老将王翦之子王贲等宿将，但无论是威望、功绩还是与幼帝的亲近程度，皆无法与蒙恬相提并论。李斯以丞相之尊，兼领太尉职事（虽无其名，却有其实），对全国兵马调度、边塞防御、将领铨选，皆拥有近乎独断的提议权和最终拍板之重。军队的调防、将领的升迁、军费的划拨，虽仍经朝会议程，形式上须呈报幼帝用玺，但群臣皆知，真正的决策核心，早已移至丞相府那间烛火常明的东厅。
其次，是在行政决策上的一言九鼎。过去，即便蒙恬不直接参与具体政务，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代表着军功集团和一部分老臣的潜在态度。李斯在推行一些可能触及这些集团利益的政策时，不得不更加谨慎，需要考虑蒙恬的可能反应和背后的势力平衡。如今，这道隐形的藩篱消失了。朝堂之上，虽然仍有御史大夫冯劫、廷尉姚贾等九卿高官，也有宗室、博士官等诸多出身不同、利益各异的官员群体，但在李斯多年经营所积累的威势之下，在蒙恬“高义”退让所无意间营造出的政治氛围中，已经很难形成能够有效挑战李斯权威的合力。重大的政策制定，从统一度量衡的深入推进到新辟郡县的官吏考核，从律令条款的增删修订到焚书议题的后续执行，几乎都是由李斯主导提出方案，经过其一手提拔、精心安排的属官体系细化后，再上呈皇帝批准。反对的声音并非没有，偶尔也有博士官引经据典表示异议，或有老臣私下叹息“今不如昔”，但这些声音往往分散而微弱，如同投入深潭的小石，仅泛起些许涟漪便消失无踪，难以形成气候。
再者，是对幼帝影响力的垄断。蒙恬作为另一位托孤重臣，且性格刚直忠勇，在幼帝心中有着特殊地位。他的存在，使得幼帝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接触到不同于李斯的教育和影响来源，有助于其形成相对独立的判断。而今，蒙恬远在边关，一年半载也难以回京一次，与幼帝的接触几乎全靠书信往来，影响力自然大为减弱。幼帝每日接触最多、最为依赖的，依然是“仲父”李斯。李斯的理念、观点、乃至其个人的好恶，都在日复一日的教导和相处中，深刻地塑造着幼帝的认知世界。这种对帝国未来继承人心智的塑造权，是比任何显性权力都更为根本和深远的力量。
朝堂之上的格局，变得异常清晰。李斯居于权力的绝对中心，其下是依附着丞相府运转的庞大文官体系，以及需要仰仗其支持和拨款的军方势力。原有的那种文武并立、相互制衡的潜在结构，已然被打破，转变为以丞相李斯为核心的单极格局。咸阳宫的前殿，每一次朝会，都仿佛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仪式，李斯奏对，群臣附议，幼帝颔首，流程顺畅得几乎没有一丝杂音。连宫门外的执戟郎卫，交换眼神时，也带着对丞相府令符的敬畏。
然而，这种“无人制衡”的局面，对于李斯而言，并非全然是轻松和喜悦。站在权力的顶峰，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感受到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寂与压力。他深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责任，也意味着一旦决策失误，将无人能够补救，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那些隐藏在表面顺从之下的目光，变得更加复杂——有敬畏，有依赖，有羡慕，但同样也可能有嫉妒、有不满、有等待时机的蛰伏。一次，当他力排众议，推动一项加重关东诸郡赋税以充实地都仓廪的政策后，他无意中在廊下听见两位年迈的郎官低声议论：“丞相如今……可真是一言可为天下法了。”另一声苍老的叹息幽幽传来：“只是不知，此法于天下是福是祸……”李斯脚步未停，面色如常，心中却似被细针扎了一下。
他越来越多地在深夜独处时，对着摇曳的烛火沉思。蒙恬的离开，固然让他得以大展拳脚，毫无掣肘地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构建他心目中高效、统一、律法严明的帝国蓝图，但这也使得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他一人身上。他仿佛独自驾驶着一辆失去了副驾和有效刹车的帝国战车，在历史的轨道上狂奔，前方是福是祸，是坦途还是深渊，都需要他独自判断和承担。案头堆积如山的竹简，每一卷都关系着千里之外的生民福祉或疆土安危。他曾渴望拥有毫无羁绊的权力来实现抱负，如今真正握在手中，才觉其重逾千钧，且烫如烙铁。这种“无人制衡”带来的，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是如履薄冰的警惕和如芒在背的审视。窗外秋风掠过庭树，发出沙沙声响，在他听来，有时竟像是无数窃窃私语，来自过去、现在，或许还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