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七月三日，大军抵达绥定府城下时，城门早已大开。知府赵谦穿着一身崭新的官服，带着通判等大小官员，在城门口躬身等候，身后还跟着二十个挑着礼盒的衙役，礼盒里装着绸缎和茶叶。
“下官赵谦，恭迎将军！”赵谦膝盖刚要弯，就被余盛伸手拦住。余盛勒住马，目光扫过赵谦身后的官员，他们一个个低着头，脸上堆着笑，却藏不住眼底的慌乱。
“赵知府不必多礼，”余盛声音平淡，“绥定府的百姓怎么样？府库还有多少粮？”
赵谦连忙回道：“百姓都好，都好！府库还有三千五百石粮，下官已经让人备好，随时可以交给将军。另外，绥定的守军有三百人，都是本地乡勇，下官已经下令解散，只留五十个衙役维持治安。”
余盛点点头：“解散不必，让他们编入辅兵，跟着大军走，也好有口饭吃。你还是做你的知府，不过得按咱们安庆军的规矩来——田赋减三成，不准再收苛捐杂税，要是让我知道你贪墨，可饶不了你。”
赵谦连忙磕头：“下官不敢！下官一定遵从将军的规矩！”
大军在绥定府歇了一日，七月五日继续西进，下一站是顺庆府。顺庆府比绥定府富庶，城外有大片的稻田，此时正是稻子灌浆的时节，绿油油的稻穗在风中摇曳。顺庆知府李茂才比赵谦更“识趣”，不仅开城投降，还主动把府衙让出来给余盛当临时指挥部，甚至召集了城中的富商，捐了五千两白银给安庆军当军饷。
可到了太平厅，情况却变了。太平厅同知钱明远是个硬骨头，徐泽醇的门生，他不仅闭城拒降，还把城中的青壮都拉上城墙，连寺庙里的和尚都被强征来搬石头。七月七日，余盛大军抵达太平厅城下，钱明远站在城头，对着下面喊话：“余贼！朝廷好心招安与你，你却反叛朝廷；不忠不义、无君无父，你怎还有脸活在世上！”
余盛勒住马，冷笑一声：“钱明远，你拿着百姓上交的赋税，不思保境安民，却变着法压榨百姓，有多少良善之家因你治下的苛捐杂税家破人亡，你还有脸说我反叛？废话少说，我给你一个时辰，开城投降，我饶你不死；要是不投，城破之后，太平厅的官员，一个不留！”
一个时辰过去，城头没有动静，反而传来钱明远的骂声。余盛不再犹豫，下令炮兵开火。二十门大将军炮同时轰鸣，炮弹砸在城墙上，砖石飞溅，城头的清军吓得尖叫着躲到女墙后面。炮击半个时辰后，余盛下令步兵攻城，周虎带着第一旅的士兵，推着盾车，扛着云梯，冲向城墙。
城上的清军虽然抵抗得顽强，但他们手里只有刀矛和少量火绳枪，根本挡不住安庆军的进攻。盾车推进到城墙下，士兵们搭起云梯，一个个往上爬。钱明远拿着腰刀在城头督战，砍倒了两个想投降的士兵，可没过多久，周虎就带着人冲上了城头，一刀将钱明远斩杀当场。
城破之后，余盛让人把太平厅的大小官员都抓了起来，一共十七人，全部押到城外的空地上。城中的百姓和乡勇都围过来看，余盛站在高台上，大声说：“这些官员，平日欺压百姓，鱼肉乡民，今日抵抗不降，徒增伤亡，当斩！从今天起，太平厅归安庆军管，谁再敢欺压百姓，反抗我安庆军，就是这个下场！”
刀光闪过，十七颗人头落地。百姓们先是吓得不敢出声，后来见安庆军士兵只是清理战场，没有抢东西，渐渐放下了心。
七月十日，大军抵达保宁府。保宁知府孙启元早就听说了太平厅的事，不等余盛大军到，就派了通判带着降书和府库的账册，到十里外迎接。孙启元见到余盛时，腿都在抖：“大帅，保宁府有一千守军，都是绿营，下官已经让刘守备命令他们放下兵器，还有三千乡勇，也都解散了，府库有三千石粮，一万两白银，都交给大帅。”
余盛看着孙启元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孙知府不必害怕，只要你好好做事，我不会为难你。保宁府的工坊不少，尤其是织锦的，你让人把工坊恢复起来，以后咱们安庆商会要收这些货，不会亏了百姓。”
孙启元连忙应下，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成都总督府里，徐泽醇正对着舆图发脾气。案上的茶杯被扫到地上，碎片溅了一地，幕僚们都低着头，不敢说话。“废物！都是废物！”徐泽醇指着舆图上的绥定、顺庆、保宁，声音嘶哑，“余盛不过一万五千人，半个月就拿下了三个府，你们一个个说要调兵回援，可各地的兵呢？绥定的赵谦，顺庆的李茂才，一个个都降了，保宁的孙启元更是连打都不敢打，这群不忠不义的东西！”
成都将军崇实坐在一旁，手里把玩着佛珠，脸色阴沉：“徐大人，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余盛的大军离成都越来越近，咱们得赶紧把各地的兵调回来。雅州、嘉定、泸州的绿营，还有松潘的土司兵，都得赶紧抽调到成都。”
“调？怎么调？”徐泽醇叹了口气，瘫坐在椅子上，“雅州的绿营只有二千人，嘉定一千人，泸州更是只有八百人，松潘的土司兵倒是有三千，但山路崎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等他们来了，成都早就破了！现在城中只有我标营的三千人，你的一千满兵，还有从各地逃回来的两千溃兵，以及临时招募的四千乡勇，加起来才一万多人，怎么守？”
崇实沉默了，手指捻着佛珠，发出沙沙的声响。窗外的太阳渐渐西沉，总督府里的气氛，像这夏日的黄昏一样，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咸丰二年七月中旬，成都城的恐慌，像暑天的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
先是七月十二日，从保宁府逃回来的两个绿营，在城门口哭哭啼啼地说“太平厅的官员都被砍了头，余剃头的兵见官就杀”，这话很快就传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接着，七月十四日，有人说“安庆军在顺庆府抢了富商的家产，还把人家的女儿抢走了”，虽然没人亲眼看见，但越传越真，城中的富商们开始偷偷把金银珠宝往乡下转移，有的甚至想带着家眷逃出城去。
成都府衙旁边的悦来楼，往日里总是坐满了食客，如今却冷冷清清。掌柜的王老三靠在柜台后面，看着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愁得直叹气。一个穿着绸缎长衫的富商走进来，要了一壶茶，压低声音问：“王掌柜，你听说了吗？余剃头的兵离成都只有一百多里了，听说他们还带着大炮，能把城墙轰塌！”
王老三连忙摆手：“张老爷，这话可别乱说，要是被官差听见，抓起来就麻烦了。”话虽这么说，他自己心里也慌——昨天他去买米，粮店的价格涨了一倍，掌柜的说“再过几天，可能就买不到了”。
街上的百姓更是惶惶不安。南门外的李大妈，正带着儿媳妇和孙子收拾行李，想往邛崃逃——她儿子是绿营兵，二个月前被调去重庆，至今没消息，她怕余盛的兵来了，会像别人说的那样“见人就杀”。“快点，把那袋面也带上，”李大妈一边叠衣服，一边催，“听说去邛崃的路都快堵了，再晚就走不了了。”
儿媳妇一边点头，一边抹眼泪：“娘，万一咱们在路上遇到余贼的兵，怎么办？”
李大妈叹了口气：“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吧，总比在成都等死强。”
这样的场景，在成都城里随处可见。从七月十五日开始，每天天不亮，北门和西门外的路上，就挤满了逃难的百姓。有的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着被褥和粮食；有的背着老人，手里牵着孩子；还有的挑着担子，担子两头是锅碗瓢盆。路上尘土飞扬，不时有人因为抢路吵架，甚至动手，哭声、骂声、孩子的哭闹声混在一起，乱成一团。
城中的清军士兵，士气更是低落到了极点。成都总兵王绰的标营里，几个士兵正蹲在墙角抽烟，抽的还是“安庆牌”香烟，一个个无精打采。“听说胡中和的两万大军都败了，”一个士兵吸了口烟，声音低沉，“咱们这万把人，怎么挡贼军的数万大军？（余盛这边出兵一万五千人，对外声称五万大军。）还不如早点逃了，回家种地。”
旁边的士兵连忙捂住他的嘴：“小声点！要是被把总听见，军棍伺候！”
“军棍算什么？”那士兵甩开他的手，“等贼军的兵来了，脑袋都保不住，还怕军棍？昨天夜里，第三队的两个乡勇就逃了，听说已经逃出城了。”
这话一出，其他士兵都沉默了。他们大多是成都本地人，家里有老婆孩子，谁也不想死在战场上。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安庆军外监局的影子。吴天早在七月初，就派了三十多个奸细混入成都——有的扮成僧人，在寺庙里给百姓“算命”，说“近日成都有血光之灾，只有往西逃才能保命”；有的扮成商人，在茶馆里散播“安庆军有大炮百门，能轰平成都”；还有的扮成工匠，在城头帮清军修城墙时，故意把砖块垒得松动，还说“这城墙根本挡不住炮弹”。
南门附近的一座破庙里，扮成僧人的奸细法能，正给一个老太太“算命”。老太太手里攥着几文钱，紧张地问：“大师，我儿子在绿营，他能平安吗？”
法能闭上眼睛，装模作样地掐了掐手指，叹了口气：“老太太，实不相瞒，你儿子这次恐怕凶多吉少。成都城里的杀气太重，只有远离这里，才能避祸。你要是信老衲，就赶紧带着家人往西逃，晚了就来不及了。”
老太太一听，当场就哭了，连忙把钱塞给法能，转身就回家收拾行李去了。法能看着老太太的背影，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这已经是他“劝”走的第二十个百姓了。
总督府里，徐泽醇也听说了这些流言。他让人抓了几个散播谣言的人，严刑拷打后，知道是安庆军的奸细干的，可成都城这么大，奸细又扮成各种身份，根本抓不完。徐泽醇只能下令关闭城门，只留东门供人进出，还派了更多的官差在街上巡逻，可这样反而让百姓更恐慌——大家都以为，城门要关了，成都要守不住了。
七月二十日，徐泽醇在总督府召开会议，布政使刘文修、成都知县张继贤、华阳知县沈腾都来了。刘文修说：“大人，现在城中流言四起，百姓逃亡，士兵士气低落，再这样下去，不用余盛攻城，成都自己就乱了。咱们得想个办法，稳定民心才行。”
徐泽醇揉了揉太阳穴，疲惫地说：“怎么稳定？派兵去拦百姓？只会让他们更慌。张贴告示辟谣？百姓根本不信。现在只能指望各地的援兵快点到，只要援兵一到，民心和士气自然就回来了。”
张继贤叹了口气：“大人，雅州的援兵昨天派人来报，说路上遇到了大股乱民，被缠住了，至少要十天才能到。嘉定的援兵更慢，还在半路上。”
徐泽醇沉默了，他知道，成都的命运，可能就取决于这十天半个月了。而城外的余盛，正带着大军，一步步向成都逼近，像一把锋利的刀，即将砍向这座千年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