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1日清晨，呼兰县检察院的会议室窗明几净，正中悬挂的国徽在晨光里泛着冷冽的光。长条会议桌两侧坐满了人，有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县局的领导、复查组成员，还有受邀的人大代表和群众监督员。程野坐在复查组代表的位置上，面前摊着厚厚的案卷，里面装着沈砚案的关键证据——修拖拉机的收工条、沈砚的刑讯照片、李老汉的《情况说明》、小李的《证词》，还有凶器水果刀的指纹鉴定报告。
上午9点整，听证会正式开始。检察院的主办检察官敲了敲法槌，声音庄重：“现在召开沈砚案平反听证会，请复查组代表陈述复查结果。”
程野站起身，拿起收工条的复印件，投影在大屏幕上：“1983年10月5日，也就是百货商店命案发生当天，沈砚从晚上7点到11点，一直在帮邻居修拖拉机，有邻居的签字证言和收工条为证，这足以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他顿了顿，又切换到刑讯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10月8日，沈砚左臂有3处明显淤青，其母刘桂兰证实，沈砚曾说‘被办案人员殴打逼供’，结合预审科小李的证词，可确认当年存在刑讯逼供、伪造口供的情况。”
随后，程野依次出示了李老汉的翻供材料——那张按满红手印的《情况说明》上，“因贫困收受粮票作伪证”的字迹清晰可见；还有凶器水果刀的指纹鉴定报告，上面明确写着“刀柄指纹与沈砚无关，系仓库管理员所有”。每一项证据都条理清晰，环环相扣，在场的人都认真地听着，偶尔有人低头记录，会议室里只有程野的声音在回荡。
“综上，”程野收起材料，目光扫过全场，“沈砚案存在无作案时间、无作案证据、刑讯逼供、证人作伪证、伪造口供五大问题，1983年的死刑判决系冤案，请求检察院依法撤销原判，宣告沈砚无罪。”
主办检察官和其他办案人员低声讨论了几分钟，又向程野确认了几个细节，最终敲下法槌：“经审查，复查组提交的证据真实有效，足以证明沈砚无犯罪事实。现决定：撤销1983年呼兰县人民法院对沈砚的死刑判决，宣告沈砚无罪。”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响起一阵轻微的掌声。程野看着大屏幕上“宣告无罪”四个字，心里悬了很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沈砚的冤屈，终于要洗清了。
9月10日这天，沈村下了场小雨。清晨的泥土味混着玉米的清香，弥漫在村子里。刘桂兰一大早就起了床，在院子里扫落叶，时不时抬头看向村口，眼神里满是期待。程野和许文斌局长带着《沈砚冤案平反通知书》，驱车来到沈村时，刘桂兰已经在门口等了很久，衣服上沾着细小的雨珠。
“婶子，我们来了。”程野走上前，把装着通知书的信封递过去。刘桂兰双手颤抖地接过，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半天都没能打开信封。程野见状，轻轻帮她展开通知书——红色的封皮上印着“呼兰县人民法院”的公章，正文里“撤销1983年死刑判决，宣告沈砚无罪”的字样格外醒目。
刘桂兰盯着“无罪”两个字，突然捂住脸，蹲在地上哭出声：“儿啊，你看到了吗？你是清白的！妈这么多年的等，没白费啊！”邻居们听到哭声，都围了过来，有人递上纸巾，有人拍着她的背安慰：“桂兰姐，别哭了，沈砚清白了，这是好事啊！”
许文斌局长看着这一幕，声音有些哽咽：“婶子，是我们当年办案不严谨，让沈砚受了委屈，让您受苦了。我们向您道歉。”
刘桂兰慢慢站起身，擦了擦眼泪，把通知书紧紧抱在怀里：“不怪你们，现在清白了就好。我要把这个通知书锁在木箱最底层，垫着砚砚的照片，传给后代看，让他们知道，她爹是个好人。”
9月15日，呼兰县烈士陵园举行了沈砚的平反纪念仪式。陵园里的松柏苍翠挺拔，空气里弥漫着菊花的清香。“冤案平反纪念墙”前围满了人，有县局的民警、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还有沈村的村民。程野捧着一个花圈，脚步轻轻的，怕吵醒沉睡的沈砚。花圈的挽联上写着：“沉冤昭雪，正义不迟；英魂长存，生者缅怀。”
许文斌局长站在纪念墙前，声音庄重：“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沈砚举行平反纪念仪式。三年前，因为我们的疏漏，让一个无辜的年轻人蒙受不白之冤；三年后，我们终于还他清白。我们欠沈砚一个道歉，欠刘桂兰一个交代。未来，我们会以更严谨的态度办案，绝不让冤案重演！”
随后，工作人员将沈砚的名字刻在纪念墙的第一行，下面注着“1958-1983，1986年9月平反”。程野特意让刻字师傅把字刻得深些，他说：“要让所有人都记得，这个年轻人曾蒙受不白之冤，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每一起案件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刘桂兰走到纪念墙前，把沈砚的照片贴在名字旁边——照片上的沈砚穿着蓝色工装，笑容灿烂。她轻轻抚摸着照片，轻声说：“儿，以后妈来看你，就知道你在这了。你放心，妈会好好活着，看着这个世界越来越好。”
仪式结束后，刘桂兰拉着程野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布包层层叠叠，打开后里面是500元钱，用橡皮筋捆着。“这是秦柏托你转交的房产变卖款吧？”刘桂兰说，“秦柏也是苦命人，他为了砚砚犯了错，可他心里记着我们家。这钱我不能要，你帮我还给他，让他在里面好好改造，要是有机会出来，好好过日子。”
程野看着老人布满老茧的手，心里一阵温暖。他接过布包，郑重地点头：“婶子，我一定把话带到。”
程野在纪念墙前站了很久，看着沈砚的名字，心里满是感慨。如果1983年郑钧能多查一天，如果当年的办案人员能多一份严谨，沈砚就不会死，秦柏也不会走上绝路。他掏出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下：“办案如行医，误诊害一人，错案毁一生。”这句话，成了他日后的办案座右铭。
沈砚案的平反，在呼兰县引起了轰动。县局借此开展了“执法规范整顿月”活动，组织民警学习沈砚案的教训，强调“程序正义”和“证据意识”。程野还把沈砚案的复查过程整理成《冤案反思报告》，在全省公安系统交流，推动多地开展旧案复查工作。
几天后，程野收到了一封来自沈阳看守所的信，是秦柏托律师转交的。信纸上的字迹有些潦草，却很认真：“程警官，谢谢你让沈哥清白。我知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死而无憾。希望你以后能多办些实事，让更多像沈哥一样的人，不再蒙受不白之冤。”
程野读完信，把它夹在笔记本里。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阳光——初秋的阳光温暖而不刺眼，洒在街道上，洒在人们的脸上。他知道，沈砚案的平反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未来，他会带着这份教训，更加谨慎地办好每一起案件，让正义不再迟到，让冤案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