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来的那个夏天，樊家的气氛呈现出一种割裂的诡异。
樊父樊母拿着那张印着知名大学校徽的纸张，脸上堆起的笑容里，混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以及更深层次的、被“丹药”力量驱动的算计。
“胜英啊，考上大学了，就是大人了。”樊父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一位开明的、谆谆教诲的父亲，但话语里的核心却冰冷坚硬，“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你妹妹还小，学钢琴、学舞蹈，哪一样不要钱？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樊母在一旁，一边给刚练完芭蕾、额角还带着细汗的樊胜美递上温水和毛巾，一边顺势接话，语气是理所当然的坦然：“是啊，胜英。爸爸妈妈供你到高中毕业，已经尽到责任了。你是哥哥，要懂事，要自立。大学里的花销，学费、生活费，你得自己想办法了。”
没有预想中的骄傲与支持，没有为儿子前程似锦而感到的欣慰，只有轻飘飘的“你是大人了”、“要懂事”、“自己想办法”。这几句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灭了樊胜英因为考上大学而刚刚燃起的一丝对家庭温暖的残存幻想。
他沉默地听着，心中那片因妹妹而稍微回暖的角落，再次被对父母的寒意侵蚀。他并不意外，真的，甚至有一种“果然如此”的麻木。
他看了一眼坐在旁边，小口喝着水，眼睛却悄悄望着他的樊胜美。
女孩的眼神清澈，带着一丝依赖，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观察。
就是这一眼，让樊胜英即将冲口而出的质问与悲愤，硬生生哽在了喉咙里。
他想起了那双用她所有零花钱换来的新鞋，想起了无数次挡在他身前的瘦小身影，想起了那声软软的“哥哥好”。
父母是靠不住的，他知道。
但妹妹……妹妹是不同的。
他不能让她为难，不能让她看到自己和父母彻底决裂的场面。他需要维持这个家表面上的和平，至少，是为了妹妹。
“我知道了。”樊胜英垂下眼睑，掩去眸中所有的情绪，只留下了一片沉寂的顺从。他没有争吵，没有哀求，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天。
那个漫长的暑假，当别的准大学生们在享受毕业旅行、与同学聚会时，樊胜英的身影穿梭在烈日下的各个角落。
他同时打着三份工：清晨去早餐店帮忙打包外卖，白天在烈日炎炎的工地上做零工，搬砖、和水泥，晚上则去一家烧烤摊做服务生，穿梭在烟火气与嘈杂声中，直到深夜。
汗水浸透了他廉价的t恤，皮肤被晒得黝黑，手上磨出了层层叠叠的水泡和厚茧。工地的重活让他肌肉酸痛，烧烤摊的油烟熏得他喉咙发干。
偶尔，在极度疲惫的深夜，躺在宿舍硬板床上（他为了省钱，早早申请了住宿），他会望着天花板，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和荒谬。
他的父母，此刻大概正陪着妹妹在空调房里，听着她弹奏优美的钢琴曲吧？
然而，每当他身心俱疲，几乎要被现实压垮时，樊胜美总会“适时”地出现。
有时，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女孩软糯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毫不掩饰的关切：“哥哥，你累不累呀？我今天学了首新曲子，弹给你听好不好？”然后，电话那头会响起虽然稚嫩却已初见章法的钢琴声。那旋律或许简单，但在樊胜英听来，却像沙漠中的甘泉，瞬间滋润了他干涸的心田。
有时，是樊胜美跟着父母“偶然”来到他打工的附近。
她会挣脱父母的手，跑到烧烤摊前，趁着客人不多的间隙，塞给他一瓶冰镇的饮料，或者一小盒她自己舍不得吃、偷偷留下来的点心。
“哥哥，给你吃。”她仰着小脸，在夜市迷离的灯光下，眼睛亮得像星星，“哥哥最厉害了！”
这些细微的、看似不经意的关怀，如同精准投放的补给，一次次加固着樊胜英内心的认知壁垒：父母是冰冷残酷的现实，而妹妹，是这残酷现实中唯一温暖的光源和希望。
他所有的辛苦和忍耐，不仅仅是为了自己逃离，更是为了……守护这份唯一的光亮。
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扭曲的自豪感——看，没有靠父母，我一样能行，我还能……保护妹妹。
大学生活，对樊胜英而言，是另一个形态的战场。
学业压力、生存压力如同两座大山压在他的肩上。
他申请了助学贷款覆盖大部分学费，其余的部分，以及所有的生活费，全靠他自己没日没夜地兼职赚取。
他做家教、发传单、去餐厅端盘子、在图书馆整理书籍……所有能挤出时间、换来报酬的工作，他几乎都尝试过。
他住在学校最便宜的六人间宿舍，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吃着食堂最便宜的窗口的饭菜。
他的生活拮据到了极致，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而同龄人中流行的智能手机、品牌运动鞋、聚餐旅游，与他彻底无缘。
他的世界，被学习和工作填满，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不敢有片刻停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樊胜美在家里的“公主”生活。
她的才艺班有增无减，从钢琴、舞蹈、绘画，又增加了声乐和围棋。
她的衣服永远是班里最时髦、质地最好的，她的玩具和课外书堆满了房间。
樊父樊母对她几乎是有求必应，那种倾尽所有的供养姿态，与对樊胜英的冷漠撒手，形成了地狱与天堂般的反差。
这些信息，樊胜英大多是从父母偶尔打来的、目的明确的电话中得知的。
那些电话，开场白永远是“胜英啊，最近怎么样？”，但话题总会迅速且生硬地转到樊胜美身上。
“你妹妹下个月要去参加市里的钢琴比赛了，那架旧钢琴音色总感觉差了点意思，要是能租一台好一点的三角钢琴练习几天就好了……”
“小美跳舞的老师说她天赋特别好，建议我们送她去参加一个北京的舞蹈大师班，就是费用有点高……”
“胜美她们学校组织去国外艺术交流，机会难得，就是报名费加上行程开销……”
起初，樊父樊母还会稍微铺垫一下，后来，或许是“丹药”的力量让他们愈发直接，又或许是看出了樊胜英的软肋，他们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
“你妹妹要买参加比赛穿的礼服，钱不够，你那边有多少？打一点回来。”
“胜美看中了一套原版的绘画工具，说是对提升技巧有帮助，你想想办法。”
如果是樊父樊母自己用，哪怕是他们声称生病需要钱，樊胜英或许都会冷硬地拒绝，或者最多只给一点点。
他对父母的感情，早已在年复一年的贬低和索取中消耗殆尽，只剩下责任和法律框架下的冰冷义务。
但是，一听到是“胜美”要用，是“妹妹”需要，樊胜英那颗被生活磨砺得有些冷硬的心，瞬间就会软化下来。
他的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妹妹依赖信任的眼神，想起她小时候捧着自己存钱罐的决绝，想起她一次次笨拙却真诚的维护。“妹妹需要我。”这个念头，像一把万能钥匙，轻易地打开了他紧紧捂住的钱包，也打开了他用来自我保护的心防。
他开始更加拼命地兼职，压缩自己本已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和开销。
他戒掉了偶尔喝一瓶可乐的“奢侈”，早餐从两个包子缩减成一个，晚上在图书馆兼职到闭馆，就为了多赚那几十块的夜班补贴。
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极其苛刻的预算——只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确保自己饿不死、能完成学业即可。
而所有超出这个预算的收入，他都默默地攒起来，等待着父母下一次为妹妹而来的“征集令”。
汇款，成了他与那个让他窒息的家最主要的联系纽带。
每一次汇款，他都会在备注里写上简单的几个字：“给胜美买衣服”、“胜美学费用”。仿佛通过这种方式，他能确认这笔钱的最终去向，能让自己艰辛换来的汗水，浇灌在他认为唯一值得的花朵上。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是一种持续的自我剥削。
他像一只辛勤的工蜂，不断采集，却几乎无法享受自己酿造的蜜糖，所有的成果都被输送回了那个象征性的“蜂巢”——那个以妹妹为中心的家。
他偶尔也会在深夜感到一种巨大的空虚和疲惫，质疑自己这样做的意义。
但第二天，当太阳升起，当他又一次投入到忙碌的打工和学习中，当想到妹妹可能因为他的付出而离梦想更近一步时，那种质疑又会被一种扭曲的满足感和责任感压下。
大学四年，他就是在这种近乎自虐的付出与对妹妹的精神依赖中，挣扎着度过的。
他变得愈发沉默寡言，性格里沉淀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卑微。
他习惯了付出，习惯了将自己放在次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