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卫国的后事处理完毕，遵照遗嘱，骨灰一半撒入他曾长期工作过的清江，一半安葬在他退休后居住的村子后山，与青山绿水为伴。没有立碑，只种下了一棵本地常见的松树。
林瀚和秦思云多留了几日，陪伴师母，帮助整理遗物。老师的书房很简单，除了书籍文件，就是一些旧照片、地图和手稿。师母拿出一份密封的文件袋，递给林瀚：“老曾清醒时交代过，这个交给你。他说，不是什么重要东西，就是一些他这些年零零散散的思考，觉得你可能用得上。”
林瀚郑重接过。回到住处，他小心拆开。里面是几本厚厚的、用各种纸张装订而成的笔记，字迹从遒劲到微颤，跨越了十几年。内容庞杂：有对过往重大事件的回忆与反思（隐去关键信息），有对当前社会现象的观察与忧虑，有读书札记，有与老友、晚辈谈话的心得，甚至还有一些关于村庄治理、老年社会、教育问题等非常具体的建议草稿。笔触朴实，甚至有些琐碎，但思想的锋芒和深沉的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其中一本的扉页上，曾卫国写着一行字：“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留此残墨，供后来者一笑，或一叹。”
林瀚一页页翻阅，仿佛在与老师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看到了老师对某些政策执行偏差的尖锐批评，看到了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的深恶痛绝，也看到了对年轻干部培养的殷切期望，对科技伦理、生态保护等新议题的未雨绸缪。更有大量篇幅，是对普通民众生活、基层干部困境的细致描述与同情理解。
这不是一份系统的理论着作，而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改革者、一个老知识分子晚年最真实的思想轨迹和心灵独白。它不完美，甚至有矛盾和偏颇之处，但正因如此，格外真实，格外有力量。
林瀚看得心潮起伏，时而点头，时而叹息，时而陷入沉思。他看到了自己许多思考的源头，也看到了老师那些未曾公开言说的深层忧虑。这份“遗产”，其精神价值，远胜任何物质财富。
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仔细通读了一遍。然后，他做出一个决定：在征得师母和曾卫国子女同意后，他将以适当方式，整理、注释其中不涉及敏感内容、具有普遍思想价值的篇章，或许可以匿名结集，作为一份特殊的历史文献留存，也为当代和后来的思考者提供一份来自实践深处、带有温度与锐度的参考。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秦思云和曾卫国家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师母说：“老曾的东西，能对别人有点用，他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
同时，林瀚也思考着如何将老师这份“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融入“静观基金”未来的工作。或许可以设立一个小的“基层观察与实践研究”专项，鼓励和支持那些像老师一样，长期扎根基层、关注真问题、有独立思考的实践者（无论是干部、学者还是普通民众），将他们的经验与思考记录下来，传播出去，不让那些来自泥土的智慧被湮没。
回到北京后，林瀚一边继续休养，一边开始了对曾卫国笔记的初步整理工作。这个过程，既是对老师的追思，也是一次深刻的学习和自我教育。他常常停下笔，望向窗外，仿佛老师就坐在对面，与他进行着无声的交流。
老师的“遗产”，不仅仅是这些文字，更是一种精神风骨和价值立场：始终与土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和建设性态度，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怀有坚定的信心和深沉的责任。
这份遗产，沉重而珍贵。林瀚感到，自己有责任接过它，消化它，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将其传递下去。这或许是对老师最好的纪念，也是一个退休老者，在思想传承上可以做出的切实贡献。
他将整理出的第一篇笔记的标题定为：“关于‘耐心’——给年轻改革者的几句闲话”。文章里，曾卫国写道：“改革如种树，不能指望今天栽下，明天就乘凉。要有历史的耐心，也要有对复杂性的敬畏。看准方向，脚踏实地，日拱一卒。功成不必在我，但功力必不唐捐。”
林瀚在文末加了一行注释：“此文写于十五年前。今日读来，依然振聋发聩。谨录于此，与诸君共勉。”
整理工作漫长而细致，但林瀚乐在其中。他感到，通过这种方式，老师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延续。而他自己，也在与这份“遗产”的对话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和方向。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思想与精神的传承，是对抗遗忘最有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