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声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一个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人情往来编织成一张无形大网的村庄里。王玲的活算盘之名，在为她赢得敬畏与依赖的同时，也悄然将一条条看不见的“人情债”的丝线，缠绕在她和她的家庭之上，越缠越紧，渐渐成了一张挣脱不开的网。
起初，这些债务是温和的，甚至是带着善意的。
李家的媳妇送来一碗刚腌好的咸菜，赔着笑脸比划，想请玲丫头帮忙看看娘家兄弟分家的单子，怕自家姐妹吃了亏。王玲算了，给出了公允的方案。那媳妇千恩万谢地走了，留下那碗咸菜，在灶台上散发着酸涩的气息。母亲李明珍收下了，对王玲叹口气：邻里邻居的，能帮就帮点。
接着，赵家奶奶拄着拐杖来了，手里提着半篮子还带着泥土的红薯。她浑浊的老眼里满是愁苦，儿子媳妇为给她抓药的钱谁出多了谁出少了闹矛盾，账目稀里糊涂。王玲静静听了（看）赵奶奶颠三倒四的讲述，从那些零碎的信息里提取出数字，理清了账目。赵奶奶用枯瘦的手紧紧握了握王玲的手，那粗糙的触感里满是感激，留下那半篮子红薯。父亲王卫国晚上就着稀饭啃着那红薯，嘟囔了一句：这赵奶奶，也不容易。
这些零零碎碎的馈赠——一把青菜、几个鸡蛋、一捧枣子——看似微薄，却像涓涓细流，汇聚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它们不再是简单的谢礼，而是人情的具象化。接受了，就意味着欠下了，或者说，对方认为你欠下了。而偿还的方式，就是下一次，下一次，继续无条件地提供你那神奇的算计能力。
王玲开始感觉到这种压力。她并不愚钝，相反，她对周围气氛的微妙变化有着动物般的直觉。她发现，那些带着笑容和礼物上门的人，眼神里除了恳求，还多了一丝理所当然。仿佛她王玲帮忙算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如同木匠会做凳子，铁匠会打锄头一样。
第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出现在村西头孙家盖房的事情上。
孙家要起新屋，这是大事。备料、请工、伙食，开销庞大，账目繁杂。孙家当家的孙老五，是个精于算计的人，他亲自提着两瓶散装白酒和一包油汪汪的点心，登了王卫国的门。
卫国哥，孙老五嗓门洪亮，将礼物重重放在桌上，咱兄弟不说两家话！我家起房子，这账目乱得像团麻，非得请动你家玲丫头这尊真神不可！这不，一点心意，给丫头甜甜嘴！
王卫国看着那两瓶酒，喉结滚动了一下。那是他平时舍不得喝的好东西。他犹豫地看向王玲。王玲正看着孙老五带来的那厚厚一叠物料清单和人工记录，眉头微微蹙起。那账目不仅繁杂，而且有些数字明显虚高，有些记录含糊不清。
孙老五见王卫国犹豫，立刻拍着胸脯：放心！不白让玲丫头辛苦！等房子起好了，请你们全家来喝上梁酒，坐头席！
话说到这个份上，礼物摆在眼前，承诺响在耳边，人情的面子给得十足。王卫国无法拒绝，他嚅嗫着对王玲说：玲儿，你看……孙叔家不容易，你就……帮着看看？
王玲沉默地接过那叠纸。她花了整整两个下午的时间，才将那些混乱的账目理清。她指出了几处明显的虚报和重复计算，将总开销核减了近三成。当她将清晰的结果递给孙老五时，孙老五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随即被更热情的笑容掩盖。
哎呀呀！真是多谢玲丫头了！可帮了叔的大忙了！省下的钱，够买好几根好梁木了！他千恩万谢地走了，留下的那两瓶酒和点心，却像两块烧红的炭，烫着了王卫国。
房子顺利盖好了，上梁酒也摆了。王卫国一家确实被请去了，但并未坐在所谓的头席，只是被安排在偏角的一桌。酒席上，孙老五忙着给帮他盖房的工匠和村里的干部敬酒，热情洋溢，却唯独忘记了来给王卫国这个大功臣的父亲敬上一杯。
王卫国喝着那略带酸味的米酒，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着桌上那碗油光锃亮的红烧肉，忽然觉得，那肉的味道，远不如自家腌的咸菜来得干净。
王玲敏锐地感觉到了父亲的失落和那场酒席上微妙的轻视。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帮了那么大的忙，省了那么多钱，最终换来的却是这种结局。她第一次对帮忙这件事，产生了困惑。
然而，人情债的网，一旦开始编织，就不会轻易停止。
孙家的事情仿佛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仿。他们带来的礼物越来越重，说出的承诺越来越动听，但背后所图，也越来越大。
有时是为了在村里划分宅基地时，能多算几分地；有时是为了在家族纠纷中，能在账目上占据有利位置；甚至有人是为了在与其他村的交易中，能利用她的能力去压价或者抬价……
王玲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她算得越清，越显得公平，有时反而会得罪一方。她指出了账目中的问题，帮人避免了损失，却也戳穿了一些人的小心思，招来了暗中的埋怨。这哑巴丫头，心眼太死，一点情面都不讲！类似的风言风语，开始在某些角落里悄悄流传。
她仿佛成了一个工具，一个被各方力量拉扯的算盘珠子。那些上门求助的人，需要的往往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而是一个于他们有利的数字。当她给出的答案不符合预期时，那之前堆满笑容的脸，瞬间便会阴沉下来，之前送来的人情，也立刻变成了催债的符咒。
——玲丫头，上次叔可是给你家送了一整只风干兔呢，这点小事你怎么就不肯通融一下？
——她婶子，你看我们家平时也没少帮衬你们，这次算账，你就让玲丫头稍微……往我们这边偏一点点，就一点点！
母亲李明珍开始感到害怕。她既骄傲于女儿的本事，又恐惧于这本事带来的纷扰和潜在的危险。她试图婉拒一些明显别有用心请求，却往往被对方用乡里乡亲、一点小忙之类的话堵回来，仿佛拒绝就是一种罪过。
父亲王卫国的烟抽得更凶了。他蹲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些堆着的、带着各种目的的礼物，只觉得心头堵得慌。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信奉人情大于债，如今却第一次感到，这人情债是如此沉重，如此算计，如此……算不清。
王玲坐在窗下，看着父母为难憔悴的神情，看着那些依旧不断被送进来的、象征着人情的东西，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和窒息。她宁愿回到从前，那个被人单纯看作哑巴，虽然被忽视但至少清净的从前。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在一张废纸上划拉着，写下的不再是整齐的数字，而是一团乱麻般的线条。她能理清世上最复杂的账目，能算出最精准的数字，却永远也算不清这纠缠交错、利字当头的人情债。
这债务，没有借据，没有数目，却像无形的绳索，勒得她，以及她的家庭，喘不过气来。它比任何数学难题都更深奥，更无解，因为它涉及的，是永远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