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午后，阳光把社区活动室照得浅浅的亮。苏照搬来几摞小本子，封面是硬纸板，用订书针在侧边钉了三下，钉子没压平，留着一点倔强的银光。他给每个人分一本，像发入学通知书。
“今天我们编组，做一件简单的事。”他看着那些坐在塑料椅上的人——有白发的爷爷，有穿校服的高中生，也有刚把孩子送去午睡的年轻妈妈，“把你们日常路上的‘看见’，写下来。拍也行，写也行，别抢镜头，别对着人脸。我们要补的，是城市看不到的角落。”
有人笑，说这不就是“打小报告”？苏照摇头，笑也不散：“不是。我们不是管人，我们是帮忙把小事讲清楚。比如，哪栋楼的扶手松了，哪条路的红绿灯时间不合适，哪个站牌下雨漏水。你们不骂，也不吓人，就把它写到‘墙’上——写清楚，写客观，写到点。”
我坐在最后一排，听他讲“怎么拍角度”“怎么避开隐私”“怎么跟对方打招呼”，他的声音不高，却让人想把椅子往前挪一点。苏照是我见过最懂“温暖的边界”的人——他会在一场争吵里递出纸巾，也会在一处尴尬里把话题转到“午饭吃没吃”。
发完本子，分完小队，我们一起出去走第一圈。冬日的阳光晒在背上，像有人把手掌轻轻按在你肩胛骨。走到小广场边的理发店，师傅正在门口抖头发帘，碎发在阳光里飞。队里一个高中生举起手机，刚要拍，苏照伸手按住：“先打招呼。”
“叔，我们在做社区记录。您门口这块水泥有点鼓包，推轮椅会卡脚，我们想拍一张，回头帮您报告修一下。”
理发师愣了一下，眼睛眯起：“修了会不会挡我招牌？”
“不会。”苏照笑，“修得好看一点，您店里生意更好，谁都喜欢不绊脚的门槛。”
他咧嘴笑了，往旁边让出一条道：“那就拍。别拍我脸，拍这块地。”
高中生端正了镜头，按下快门，镜头里只有地面和一只路过的猫爪。我把这张照片发给安然，她很快回了一个“收到”，像在远处点了点头。
继续往前，过了一个巷口，垃圾桶旁边散着两袋包装盒，风一吹，盒子叠成一座小山，开口的地方卡住一张彩色纸片。年轻妈妈有些犹豫，怕别人说她爱管闲事。我过去蹲下，把纸片压回袋里，回头对她说：“你写上‘上午十点，风大，垃圾袋开口’，就够了。”
她点点头，拿起小本子认真写。“我要不要签名？”她问。
“不用。”我笑，“我们给事实签名。”
绕到小区后门，保安大爷正在值班，老花镜下的眼神有几分戒备。我把身份说明讲清楚，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忙写的。大爷挠挠头：“你们年轻人写字快。就写这两条——晚上十一点以后，外卖车不停在门口，老头老太太走路容易吓一跳；还有，后面那盏灯老坏，换了又坏。”
“好。”我把本子翻到新的一页。“要不要写上‘谢谢保安大爷提醒’？”
他被逗笑了：“那就写，不然你们以为我爱抱怨。”
“抱怨是权利，提醒是本事。”我把句子写得端正一点，字里有点郑重。苏照看着，冲我眨眨眼，像在夸我字写得好看。我心里忽然松了一口气——原来有些看起来“琐碎”的事，在正确的语气里，会变成很美的笔画。
我们分组集合的时候，夕阳刚刚压到屋顶。每个人的本子上都多了几行字，鞋底也多了一层薄薄的灰。苏照把大家围在一起：“今天很棒。记住几个原则——不堵人、不吼人、不猜人；对方愿意说，我们就多听一句；对方不愿意，我们就站远一点。”
“那别人骂我们呢？”那个高中生问。
“就把这句写到本子上。”苏照笑，“‘下午四点二十分，小卖部老板说了一句脾气话。’你看，我们不是把火带回家，我们只把事实带回墙上。”
大家都笑了，笑声在院子里弹了一圈，落在光秃秃的树上。树枝上挂着几个去年没摘下的塑料彩旗，被风吹得“啪嗒”响。我忽然想起昨夜工地上的灯，想起花哥手心里那只粗糙的手套，心里升起一种安静的热——同一座城，白夜两班倒，彼此把彼此的黑抹薄一点。
散队前，一个婆婆拉住我，捏着我的袖口：“闺女，你们写那么多，会不会有人不喜欢？”
“会。”我握住她的手，“但更多的人会安心。我们不是挑刺，我们只是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地方照亮一点。等你哪天推着小车走过来，不被坑坑绊一下，你就知道这件事值了。”
她点头，眼睛里有点潮。我把一枚小贴纸贴在她本子的封面，贴纸上印着三个字：记下来。她把本子抱在怀里，“那我走得更慢一点，看的也更仔细一点。”
回去的路上，苏照把记录打包传到系统。安然回了一段话，说今天的社区记录很“干净”，每一条都像是被掸过灰的桌面，平整、清楚。我靠在座椅上闭眼，脑海里浮现出许多细节：理发师脚边的碎发、年轻妈妈笔尖停顿的弧线、保安大爷眼镜后面那一点点自豪。
我想，写作者和建设者，其实在做同一件事——给城市添一层可以触摸的肌理。当肌理足够密，风吹过，会发出更暖的声音。我们会继续走，继续写，像给一条看不见的路铺上小石子，让以后经过的人不再崴脚。
夜色从楼顶缓缓落下，窗户里有人在煮汤，有人在催作业，有人在打盹。我把今天的小本子合上，放在枕边。明天起床，我还要去把那盏总坏的灯的编号记下来——不，是把它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