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回到北京，料罗湾大捷的喜悦尚未完全散去，来自海上的潜在威胁和内部的不同声音，便已悄然浮现。这一日，关于是否进一步调整，甚至部分放开“海禁”政策的争论，在文华殿的日常阁议中爆发了。
首辅韩爌持重，率先开口：“陛下，澎湖、料罗湾两战，扬我国威，海疆暂靖。然沿海之患，非仅外夷。若因势利导，广开海贸，固然可增税饷，然恐民间私通外番者更众，良莠不齐，勾结倭寇、西夷，反生内乱。太祖皇帝立下海禁祖制，实为固本培元，防微杜渐之上策。”
他是传统士大夫的代表，认为农业才是国家根本，稳定的社会结构重于一切，海外贸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难以控制。
兵部尚书王在晋则从军事角度提出异议：“首辅之言固然有理。然现今之势，已非洪武年间。红毛夷、葡萄牙夷等盘踞海外，船坚炮利，其志不小。我大明若无强大水师，则海防如同虚设。兴建水师，耗费巨大，若无海贸厚利支撑，仅靠田赋、盐课，国库恐难以为继。且若能以官方掌控海贸，引导商民，既可充裕军费，亦可监控海上动向，杜绝私通，岂不胜于一味禁绝？”
他的观点代表了务实派，看到了海军建设与财政，以及控制海洋之间的联系。
户部尚书也附和道：“王尚书所言甚是。去岁仅广州、泉州两市舶司所收关税，已颇为可观。若能规范管理，扩大贸易品类和规模，岁入倍增亦非难事。且南洋诸国所需之瓷器、丝绸、茶叶，皆我大明丰产之物，若能官营主导，利国利民。”
争论的焦点在于“开”与“禁”的尺度，以及官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朱由校静静听着臣子的辩论，心中早有定计。彻底的开放不符合当前国情，但顽固守旧更是取死之道。他需要的是一个既能汲取海洋利益，又能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策略。
待几位重臣争论稍歇，朱由校才缓缓开口：“诸卿所言，皆有道理。海禁祖制，不可轻废，乃是为了防内乱，固国本。然则，时移世易，西夷东来，海上已是纷争之地，我大明不能自缚手脚，坐视利权流失，边患滋生。”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朕意，秉持‘官营主导，有限开放，严加管控’之原则。其一，扩大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规模，增设定点贸易港口，但所有出海贸易之大明商船，必须由市舶司颁发‘特许勘合’，严格登记船主、货物、航线、水手。无勘合者，以通番论罪。”
“其二，鼓励民间资本以‘合股’形式，参与由市舶司组织的官方贸易船队，利益按股分配，风险共担。但严禁民间私造大船，远航外洋。”
“其三，由朝廷组建‘皇家海运’商号，专营与东西二洋之重要物资贸易，如采购南洋檀木、硫磺，西洋火器、书籍等，所得利润，专款用于水师建设及军工制造。”
“其四，严查沿海私港、窝藏走私之豪强，一经发现，从严惩处。各水师衙门需负起稽查之责。”
这是一个折中而富有控制力的方案。它没有完全废除海禁，而是将其改造为一个由国家主导、严格管理的半开放体系，既汲取海洋经济利益，又试图将民间力量纳入管控，同时重点打击危害最大的走私行为。
首辅韩爌沉吟片刻，知道这已是皇帝权衡后的决定，且考虑到了保守派的顾虑，便不再强烈反对：“陛下圣虑周详，老臣以为此策可行。”
兵部、户部自然支持。
“既然如此，便由内阁会同户部、兵部、工部、礼部，详细拟定《海事新则》及《市舶司管理章程》，报朕御览。”朱由校一锤定音。
海禁之议初步落定，大明这艘古老的巨轮，在朱由校的驾驭下，开始小心翼翼地调整着面向海洋的航向。然而，新的政策必将触动无数人的利益，暗处的阻力，绝不会轻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