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易》中，君子和小人是对立的——此消彼长；但又是统一的——没有君子就没有小人，二者统一于一个阴阳体中，观察太极图便一目了然。这就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君子与小人如何相处？《周易》提供了诸多方法，其中关键一条是“远小人”，如何远？答案是“不恶而严”。
先说说“不恶而严”的背景，它出自遁卦。遁卦为艮下乾上，象征退避。卦象为“天下有山”：天空本应向上伸展，山却静止于下方，二者运动方向相反，寓意“退避、隐遁”，故得名“遁”。从爻象来看，二阴生于下，阴势渐长将盛，阳势消退而退，小人逐渐得势，君子需退而避之，因此为遁卦。
《象》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意思是，君子观察到“遁”的卦象，会领悟到应对小人的处世之道：要主动远离小人，但不用厌恶的言辞、严厉的神色（“不恶”），而是靠自身庄重、威严的言行（“严”）树立界限，让小人因心生敬畏而自然远离，避免引发冲突。
在历史上，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从未停歇。“不恶而严”作为一种智慧的处世之道，被诸多君子践行，留下了许多成功事例，为后人提供了宝贵借鉴。其中，诸葛亮对待李严及其儿子的做法，便是“不恶而严”的经典范例。
三国时期，诸葛亮辅佐蜀汉政权，一心为兴复汉室而努力。李严本是蜀汉的重要将领，刘备托孤之时，他与诸葛亮同为辅政大臣，可见其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之高。然而，李严私心较重，常常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大局。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李严负责督运粮草。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难行，运粮困难重重。但李严为了推卸责任，耍起了小聪明：他先是派人假传后主刘禅的旨意，让诸葛亮退兵，企图将北伐无果的责任转嫁到诸葛亮身上；诸葛亮退兵后，李严又故作惊讶地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就退兵了呢？”，还想把责任推给督运官员，妄图掩盖自己的失职。
诸葛亮掌握李严的种种行径后，并没有立刻暴跳如雷、恶语相向地指责他，而是以严谨的态度收集证据，将李严前后所写的书信、传达的旨意等一一整理，随后向后主刘禅上表，详细陈述了李严的错误。表中言辞客观公正，没有一句恶语，却将李严的罪行一一列出，条理清晰、证据确凿。最终，李严被削职为民，流放至梓潼郡。诸葛亮以“不恶而严”的方式处理此事，既维护了军纪和朝廷法度，又让李严心服口服。李严被流放后，也深知自己的过错，常常盼望诸葛亮能再次起用他。
诸葛亮在惩处李严的同时，却重用了李严的儿子李丰。他深知，李严的过错不应牵连家人，且李丰颇有才能，若加以任用，对蜀汉政权有益无害。
诸葛亮在给李严的信中，不仅指出了他的错误，还安慰他不必过于忧虑，同时对李丰委以重任，任命其为犍为太守。
李丰深受感动，深知诸葛亮的大度与公正，于是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他积极治理地方、发展生产、加强防御，使犍为郡呈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诸葛亮重用李丰，不仅稳定了李严及其家族的情绪，避免了因惩处李严可能引发的内部矛盾，还为蜀汉政权培养了一位得力官员，可谓一举两得。
诸葛亮对李严“不恶而严”的处理方式以及对李丰的重用，在蜀汉政权内部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向其他官员树立了公正、威严的典范，官员们看到诸葛亮处理问题既坚持原则又不失宽仁，都更加敬重他，也更自觉地遵守朝廷法度和纪律；另一方面，这种做法稳定了蜀汉政权的内部局势——当时蜀汉面临曹魏和东吴的外部强压，内部稳定至关重要，诸葛亮通过合理处理，避免了内部矛盾引发的政权动荡，为蜀汉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个事例充分展现了“不恶而严”的智慧和力量。君子凭借自身的庄重、严谨与智慧，在不与小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有效应对了小人的挑战，维护了正义和秩序，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历史上也有不少失败的例子。
秦朝丞相李斯，早期是一位极具才华和远见的君子。他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怀揣远大抱负来到秦国。初入秦地，李斯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向秦王嬴政献上一系列富国强兵、兼并六国的策略，得到秦王赏识与重用。在他的辅佐下，秦国逐渐强大，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此后，李斯又积极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举措，为秦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秦始皇在沙丘驾崩后，李斯的命运发生转折。赵高——一个心怀叵测的小人，为实现自身野心，胁迫李斯篡改遗诏，立胡亥为帝。起初，李斯坚守原则，坚决反对赵高的阴谋，但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李斯为保住荣华富贵，最终选择与赵高同流合污。他们伪造诏书，赐死扶苏和蒙恬，扶持胡亥登上皇位。
此后，秦朝政治日益腐败，民怨沸腾。赵高为独揽大权，不断在胡亥面前诋毁李斯，诬陷他与其子李由谋反，将李斯投入监狱。狱中，李斯遭受残酷折磨，却仍上书为自己辩解，然而这些上书均被赵高扣下。最终，李斯被判处腰斩，夷灭三族。曾经的一代名相，就这样在与小人的勾结中走向了毁灭。
从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君子的本质属性是持中守正，正因持中守正，才能对小人做到“不恶而严”；若丢了“中正”二字，自然会与小人同流合污，给自身和事业带来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