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异的风暴席卷全球，无声无息间，已过去六七年光阴。当北美大陆在核爆的灼热伤痕、生物变异的狂潮以及幸存者与诺克顿公司之间无休止的挣扎中喧嚣不息时，隔着一片愈发浩瀚、冰冷且难以逾越的大西洋，欧洲——这片承载了人类文明无数辉煌与罪孽的古老大陆——正沉浸在一种截然不同的、近乎绝对死寂的沉沦之中。
这里的毁灭，并非北美那般充斥着瞬间的剧烈闪光与持续不断的爆炸轰鸣，也没有那么多层出不穷、形态骇人的恐怖变异体。
它的死亡，更像是一场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机体坏死，文明丰腴的血肉早已腐烂脱落，或被啃噬殆尽，只剩下苍白冰冷的骨骼暴露在无情时光与凄风苦雨之中，寂静地、耐心地走向最终的瓦解与尘归。这是一曲冗长而压抑的文明挽歌，每一个音符都浸透着无尽的荒芜。
英伦三岛：泰晤士河水依旧流淌，却不再倒映昔日霓虹璀璨、权力交织的天际线，唯有破碎桥墩、倾颓建筑的扭曲倒影在水流中徒劳地拼接又散开。
伦敦，这座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心脏，日不落荣光的策源地，如今已成为一座规模惊人的、被湿冷迷雾永恒笼罩的巨石墓场。那迷雾并非自然形成，其中混合着挥之不去的潮湿霉味、若有若无的、渗入砖石骨髓的腐臭，以及一种足以压垮灵魂的、无声的绝望。
街道被锈蚀成奇形怪状的废弃车辆和坍塌的瓦砾巨蟒般堵塞，牛津街与摄政街上，奢侈品商店的橱窗没有一块完好，名贵的商品——手提包、珠宝、华服——散落一地，覆盖着厚厚的、油腻的污垢和斑白的鸟粪，如同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堕落祭品。
曾经象征全球金融力量的玻璃幕墙大厦，如今像一排排盲目的巨人，空洞的窗口如同失去眼珠的眼眶，漠然凝视着下方彻底死去的城市迷宫，偶尔有风声穿过这些混凝土峡谷，发出呜咽般的尖啸，被误认为是某种幽灵的低语。
白金汉宫前的金色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覆满了暗绿色的苔藓与污渍，精致的雕花被酸雨蚀刻得模糊不清，黑色的铁栏杆锈迹斑斑，扭曲变形。
宫殿内部早已被一波波绝望的搜刮者洗劫一空，华丽织金的地毯被蔓延的黑色霉菌吞噬，巨大的水晶吊灯砸落在大理石地板上，摔成无数片，每一片都映照过昔日的觥筹交错，如今只映出残破与空寂。
没有红衣卫兵，没有喧嚣的游客，只有偶尔几只变异后体型硕大、皮毛稀疏的野狗，或是从伦敦动物园逃出、同样发生不可知异变的生物，在空荡得能听见自己心跳回声的广场上穿梭觅食。
温莎城堡同样如此，王室与政府高层早在灾难初期最混乱的阶段便已仓皇撤离，乘着最后几架尚有燃油的飞机消失在未知的天际，只留下这些华丽而沉重的空壳，如同被剥制填充的巨兽标本，诉说着被彻底、决绝抛弃的过往。
乡村地区情况稍好，但绝非乐土。小规模的幸存者社群依托古老的、石墙厚实的庄园、相对隐蔽的农场或二战时期遗留的地窖系统艰难求生。
他们像鼹鼠般生活，警惕着任何风吹草动。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零散游荡的、行动迟缓的感染者群，以及更为现实和残酷的问题：持续匮乏的物资、一年比一年严酷的寒冬、内部悄然滋生并蔓延的猜忌与绝望，以及人性在绝境中无可避免的缓慢崩塌。
苏格兰高地的风笛声早已消散在凛冽的风中，取而代之的，是呼啸的风穿过荒芜山谷与废弃 Glen（峡谷）时那永恒不变的呜咽，仿佛大地本身也在为逝去的一切哀嚎。
穿过因遍布残骸而航行风险剧增的英吉利海峡，法兰西、德意志、低地国家所组成的西欧核心地带，呈现出的是一种精心构筑的、高度复杂的文明被骤然抽空灵魂与活力后，所遗留的怪异、呆滞的枯骨景象。
巴黎，光明之城，浪漫之都。埃菲尔铁塔依旧倔强地矗立，但锈蚀不堪的塔身和早已熄灭、永不再亮的万千灯光，让它更像一个巨大的、被遗弃的脚手架，指向一片不再关心人类命运的灰暗天空。
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布满蛛网般的裂纹，地下水位上涨导致塞纳河的积水倒灌部分展厅，在昔日摆放《蒙娜丽莎》的位置，只剩下一面被水渍和霉斑污损的空墙，那神秘的微笑早已不知所踪，或许毁于混乱，或许藏于某个私人收藏的黑暗角落。
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树木在无人修剪下疯狂生长，虬结的树根顶开裂开的路面，凯旋门雄伟的拱门下堆积着垃圾，斑驳的浮雕被涂鸦和密集的鸟巢所占据。
塞纳河不再流淌诗意，河面上漂浮着家具、尸体碎片和各种难以辨认的残骸，几艘观景船倾覆沉没，只露出部分船底，桥墩上挂满了破烂的衣物和风吹日晒后泛白的碎骨。
柏林，曾的分裂与融合之都，此刻却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僵死。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曾经挤满了庆祝的人群，如今只生长着枯黄茂密的野草，象征统一与欢乐的彩带早已褪色碎裂，埋入泥土。
国会大厦的玻璃穹顶有多处巨大破损，像是被巨兽啄瞎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天空。柏林墙的遗迹依然零星存在，但早已失去了所有政治意义，新的、更高更厚的无形之墙存在于每个幸存者的心中——那是对陌生人的极度不信任，对任何外部声响的恐惧性沉默。
城市的许多角落，依然清晰可见灾难初期军队试图建立防线又迅速崩溃的惨烈痕迹：被击毁后焚毁的豹式坦克残骸、布满弹孔的水泥路障、沙袋墙早已腐烂发黑，以及大片无法处理只得就地焚烧感染者后留下的焦尸痕迹，那恶臭似乎已渗入土地，永不消散。
阿姆斯特丹的运河网络，昔日的风景明信片，变成了滋生蚊虫、病菌和恶臭的停滞水沟，运河两旁倾斜的美丽山形墙建筑大多空空如也，玻璃破碎，自行车王国的景象被数以万计散落锈蚀的车架所取代，如同某种现代艺术雕塑群。
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楼，贝尔莱蒙大楼，文件如雪花般散落一地，在无孔不入的潮湿空气中化为苍白粘稠的纸浆，象征着旧秩序那彻底的、近乎可笑的终结，曾经关于团结与进步的宏伟叙事，最终败给了最原始的生存本能。
西欧大地上的感染者数量依然庞大，但绝大多数是行动迟缓、日益干瘪的“标准模型”。它们像受到微弱磁力指引的铁屑，又像遵循某种潮汐规律，在城市的街道、乡村的公路、废弃的田野间无意识地、永无止境地游荡，依赖着某种残存的、最低限度的生物本能寻找着一切可能食用的东西。
罕见变异体的出现，往往能引起局部幸存者社群的巨大恐慌与崩溃，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应对这种超越日常经验之威胁的集体组织能力、武器储备和勇气
地中海依旧蔚蓝，阳光依然慷慨而灿烂，但照耀着的却是一片巨大的、露天的、缓慢死亡的文明废墟。
古典时代的荣光、中世纪的信仰、文艺复兴的杰作与巴洛克的奢华，一同在无可抗拒的腐朽中走向平等的、寂灭的终点。
罗马，永恒之城，斗兽场的巨石缝隙中长出顽强的灌木和小树，昔日角斗士与猛兽搏杀洒下热血与荣耀的沙土地面，如今成了野狗、狐狸和变异生物的巢穴。
特莱维许愿池早已干涸见底，池底堆满了氧化发黑的硬币、破碎的酒瓶和垃圾。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广场空无一人，只有成群肥硕的鸽子偶尔起落。
教堂巨大的青铜门洞开，内部昏暗阴森，所有贵重物品、金器、圣物早已在混乱初期被抢掠一空，只剩下无法搬走的湿壁画和宏伟雕塑，在地中海的潮湿空气中日渐剥落、彩漆褪色，圣徒与先知的面容模糊，仿佛也在为这末世哀悼。
西班牙台阶上坐着的不是悠闲的游客，而是几只衣衫褴褛、皮肤干裂的感染者，茫然地对着空荡的破船广场方向张望。
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战争、风化和工业污染后，似乎终于在这场末世里获得了某种悲凉的、永恒的平静——如果没有那些在残存的多立克柱间蹒跚行走、偶尔撞击古老石块的腐烂身影的话。
爱琴海岛屿大多死寂，昔日的蓝白相间、游人如织的旅游天堂，如今沦为只有海风呼啸的鬼蜮，港口的游艇和小船沉默地腐烂、沉没。
伊比利亚半岛阳光猛烈，紫外线无情，加速着一切有机物的分解。马德里、巴塞罗那的宽阔街头，尸体和废弃物更快地变成白骨和尘埃。幸存者更多地退缩到贫瘠的山区或沿海易于防御、便于获取鱼类资源的小村镇，依靠有限的、退化的农业和渔业生存，社群规模极小，彼此隔绝，用怀疑和恐惧的目光打量任何试图靠近海岸线的陌生帆影。
南欧的感染者似乎也受到了酷烈环境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显“干瘪”，水分快速流失，皮肤皮革化，活动能力在烈日下进一步降低，常常成堆地蜷缩在建筑物的狭窄阴影里，像一堆堆等待最终风化分解的有机垃圾，唯有在夜晚降温时，才会开始更活跃一些的游荡。
东欧大地，这片在二十世纪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区域，在末世中迎来了它的第二次死亡。先是旧时代意识形态铁幕的撕裂与创伤，紧接着又是末世病毒的无情收割，使得这片土地显得格外苍凉、沉重，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悲怆与坚韧。
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这些美丽而坚韧的中古明珠城市，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深度死寂。华沙老城精心重建的彩色建筑黯然失色，街道上散落着旧时代的宣传册页与破碎的琥珀饰品。
东欧广阔无垠的平原上，废弃的集体农庄大型机械锈蚀在荒芜的田野里，如同巨兽的化石。无人收割的庄稼经历了几度枯荣轮回，最终被生命力更强的野草、灌木丛所取代。广袤的森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扩张，贪婪地吞噬着公路、铁路和废弃的村庄，成为了狼群、熊、猞猁以及各种未知危险的新乐园。
这里的独特景象是那些冷战时期遗留的、规模庞大如地下城市的军事设施和深层防御掩体。它们如同蛰伏在地下的钢铁巨兽，如今大多已被彻底废弃。有些掩体的厚重防爆门被从内部焊死，里面可能埋葬着最后一批绝望的、最终未能等到黎明的避难者，他们的结局无人知晓。
偶尔有装备简陋、胆大包天的幸存者小队试图探索这些掩体，寻找传说中的武器库、燃料或应急食品，但往往只能找到凝固的悲剧场景——成堆的骸骨、锈蚀的武器、以及因空气不流通而积聚的致命霉菌或化学污染物，收获寥寥，风险巨大。
感染者同样是东欧大地上的主要“居民”。由于地广人稀，它们有时会依据地形和残存本能，形成规模极其惊人的游荡群体，数量可达数万甚至更多，像一片缓慢移动的、由腐朽肉体构成的沙漠或冰川，无声地掠过荒芜的城镇和田野，所过之处，连最凶悍的变异野狗都会退避三舍。
一些源于东欧本土的、较为强壮或对环境耐受力更强的感染者变种（或许与当地人的体质、病毒亚型或极端环境压力有关）时有出现，它们更强壮，或在严寒中保持活性更久，给本就艰难的幸存者带来更大的麻烦与恐惧。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末世呈现出一种冷峻、纯净、几何线条分明而又令人窒息绝望的独特形态。极端的严寒与漫长的极夜，成为了比感染者更可怕、更无可抗拒的绝对杀手。
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奥斯陆……这些设计精美、充满现代主义简洁风格的都市，如今像被一位冷酷的神只按下了暂停键，瞬间冻结在灾难爆发的那一刻。街道异常干净，但干净得诡异，因为持续不断的大雪完美地掩盖了大部分污秽、残骸和冲突痕迹。
由玻璃和钢铁构成的现代建筑在持续低温下变得脆弱不堪，时有巨大的玻璃幕墙因内部应力或积冰重量而整体碎裂崩塌，从高空坠落，发出雷鸣般的巨响，短暂地打破笼罩一切的、永恒的寂静，随后一切复归死寂，仿佛那巨响只是幻听。
幸存者大多退缩到更偏远、更易于防守和获取资源（如地热、水力）的沿海峡湾地区或深入广袤黑森林的强化庇护所。
他们极度依赖灾难前北欧各国完备的应急储备体系、部分仍在顽强运行的水力发电设施以及近乎严酷的社群纪律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对来自南方（即便是欧洲大陆内部）的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抱有极深的、几乎是本能性的怀疑与排斥，因为严寒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多数感染者的活性，使得“人祸”——其他幸存者的争夺、背叛与疾病——有时比“天灾”更可怕。信任成为一种极度奢侈且危险的情感。
北欧的感染者活动变得极其缓慢，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它们几乎像一尊尊覆满厚厚冰霜、挂满冰凌的恐怖雕塑，凝固在街道、门口、车辆旁。
但这绝不意味着安全，它们只是潜伏着，生命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在低温下维持。
一旦被惊扰、被带入相对温暖的室内环境，或是在短暂的夏季，它们依然会爆发出令人惊骇的、致命的威胁。而每年降临的漫长极夜，不仅是温度的酷刑，更是对幸存者意志力、精神承受能力的终极考验，黑暗中弥漫的孤独与压抑，足以逼疯最坚强的人。
欧洲大陆，除了如诺克顿公司控制下的地下基地，人类政府控制的如西西里岛等少数几个高度军事化、情报模糊的“飞地”，以及一些未知的、可能深藏于阿尔卑斯山地下掩体或苏格兰沿海岩洞中的极隐蔽幸存者据点外，普遍呈现出以下令人绝望的特点：
变异体的稀少与生态的改变： 正如诺克顿研究所内部模型所揭示的“毒力-传播力权衡”理论，在远离病毒初始爆发点、经过多代传播后，病毒在欧洲的毒力显着减弱，演化方向主要以维持基本传播和生存为目的，而非产生消耗能量巨大的特化捕食形态。
因此，跃行者、蛮兽、刺舌等极具攻击性的特化变异体极为罕见，而需要复杂生物通讯结构的指挥型变异体更是几乎绝迹。这使得人类生存的直接压力稍小于北美那种“丛林猎杀”式的环境，但也让残存的文明碎片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来促使其团结，反而陷入了更无奈、更致命的内部耗散、惰性沉寂与缓慢萎缩之中。
生态系统正在悄然改变，耐寒、耐腐的植物在城市中疯长，野生动物重新占据郊区，一种新的、没有人类的“平衡”正在残酷地形成。
文明的彻底断代：这不仅仅是大规模政府、国际组织的崩溃，更是知识、技能、文化记忆的断层。
老一代人带着对旧世界的鲜活记忆相继死去，新一代人在废墟和匮乏中成长，他们可能还认得可口可乐的红色logo，却不再理解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贝多芬的交响乐、康德的道律令或是欧盟旗帜上星辰的含义。
欧洲正在不可逆转地退回到一个蒙昧的、地域性的新中世纪，而且是一个没有统一教会提供精神慰藉、没有骑士精神维系道德、没有文艺复兴带来希望光芒的、更加黑暗和孤立的中世纪。语言在退化，技能退回至最基本的生存层面，历史缩编为口耳相传的、关于“大灾变”的模糊恐怖故事。
绝对的孤独与无线电静默：巨大的地理隔绝和更深层的心灵隔绝是末世欧洲的绝对常态。两个幸存者据点可能仅相隔数十公里，却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各自在沉默中挣扎、萎缩，因一场内部斗争、一次物资耗尽或一场普通的流感而最终彻底消亡，其存在与消失都无人知晓。
主动发出无线电信号被视为最愚蠢的自杀行为，因为任何信号的发出，招来的善意回应远少于贪婪的掠夺者或单纯的毁灭欲望。寂静，是生存的最高准则，也是文明彻底死亡的最终讣告。
欧洲，这片曾经用航海、殖民、艺术、哲学、革命与世界大战深刻塑造了整个星球命运的大陆，如今像一艘搁浅在时间沙滩上的、无比巨大而华丽的废船。
船上的乘客与船员大多已溺毙或变异为另一种存在，少数幸存者蜷缩在各自黑暗、封闭的舱室内，听着船体在无尽风浪与腐蚀中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与断裂声，等待着不知是否会到来的黎明，或是那最终不可避免的、彻底的沉没。它的故事，不再是大开大合、英雄辈出的史诗，而是化为了无数细微、绝望、终将湮灭无闻的悲剧合集。
旧世界的残骸，正在耐心地、沉默地等待被流逝的时光和即将破土而出的新生的野蛮彻底吞噬、覆盖，直至所有痕迹消失殆尽。
就在不久的将来，一群志同道合、归家心切的赶路人将再次打破欧洲大陆六七年的安静，他们用汽车、火车、甚至小船踏上了一条上万公里的归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