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林拍了拍男子的肩膀，语气竟带着几分赞许：
“兄弟是个明白人，日后生意必定越做越大。你先忙着，我们告辞了。”
得手后，两人迅速离开现场，在街巷间迂回穿行。他们先搭乘了一段出租车，下车后又步行许久，随后换乘几路公交车，最终安然返回汪家礼那间隐蔽的小屋。
初次行动便有所斩获，两人不免心生得意，痛快地吃喝庆祝了一番。而被抢的那户人家竟未报案——或许对于生意人而言，这笔损失尚可承受，只当是破财消灾了。
这次小试牛刀的成功，让他们的胆子愈发大了起来。
半年后，他们又将目标锁定在沈河区的一家商铺。行动方式与上次如出一辙，过程同样顺利，但这次的收获却远超预期——足足抢得两万元现金。
捧着这笔“巨款”，两人欣喜若狂。多年来在贫困中挣扎，如今终于见到如此大额的现金，激动得几乎不知所措。
他们当即平分了赃款，各自揣着一万元离去。
拿到钱后，汪家礼开始纵情享乐，流连于花天酒地之间。孙德林却与他不同——他去找了自己的三弟孙德松。
孙德松生于1963年11月28日，比孙德林小十岁，身高一米七三，曾当过兵。复员后，他被分配到沈阳市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当业务员，很快结婚成家，小日子原本过得平静安稳。
然而到了1992年，他的人生迎来了重大转折。先是单位效益持续下滑，长期发不出工资，经济拮据导致夫妻争吵不断，最终以离婚收场。
一气之下，孙德松索性辞了职：“这破班不上也罢！我看也没什么前途，不如自己闯条路。”
由于在汽车配件公司工作过，他对这行颇为熟悉，便想开一家配件商店。想起大哥在家中说一不二的威望，孙德松特地来找孙德林商量，既想听听大哥的主意，也希望借些本钱。
不料孙德林听完后，淡然道：“钱我没有，但我有一条妙计，最少值十万。”
孙德松大喜过望：“大哥，什么妙计能弄来十万？”
孙德林微微一笑：“三弟莫急，听我慢慢道来。你先去弄一张别人的身份证，不管是捡是偷，别让人发现就行。然后拿着它去工商所，就说身份证主人是残疾人，你是替他代办营业执照的。等拿到表格，剩下的事交给我。”
孙德松依言而行，没过几天就拿着偷来的身份证按计前往工商所，顺利拿到表格后交给了大哥。
孙德林按要求填好表格，当夜潜入相关单位办公室，撬门取出公章，在表格上盖齐了所有印章。
随后，孙德松凭着这些材料办理了公司营业执照。兄弟俩拿着执照到沈阳一家轮胎厂，以执照作抵押，赊出价值十万元的轮胎，转手就以四万元低价全部销赃。
此后又如法炮制，从三家加油站骗得价值八万元的加油卡，同样低价变现。
孙德松后来落网时曾感叹：“其实诈骗也不容易，耗时又耗力。”整个1992年，他们只成功作案这几起，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就在兄弟俩行骗期间，孙德林与汪家礼始终保持联系，持续谋划抢劫事宜。
九月的一天，孙德林再次找到汪家礼，两人在那间熟悉的小屋里密谋。
孙德林分析道：“之前两次抢劫还算顺利，但我始终有个顾虑。眼下我们只有刀，若屋里不超过两人，自然没问题；但若遇到四五个人，我们冲进去恐怕难以应付。就算下狠手往死里弄，也容易出事。应该再拉一个人入伙，这样即便对方人多，我们也有把握。”
汪家礼深表赞同：“德林你说得对！进屋后必须迅速制服所有人，拿钱走人，人少了确实不行。要不……让我二哥加入？”
汪家礼的二哥名叫汪家仁，生于1945年8月13日，时年四十七岁。他在家排行老二——不然也不会被称为“二哥”，不过他们兄弟中间还有两个女孩，所以他比汪家礼年长十岁。
汪家仁早年在沈阳冶金机械修造厂当工人。1972年因参与打砸抢活动被判刑十年。他刚入狱，妻子就改嫁他人。
1981年刑满释放后，他重新成家，并得一千金，随后在沈阳木器厂当普通工人。
1984年，不甘平庸的汪家仁投身改革大潮，承包了一家洗衣粉厂开始创业。
说来也怪，那个年代干什么几乎都能赚钱，可不知怎的，别人开厂都发了财，唯独他赔得血本无归。无奈之下，他像三弟一样，到货场蹬起了“倒骑驴”勉强度日。
但他发财的梦想从未熄灭，就连蹬三轮时，眼睛都不怎么看路，总习惯性地往地上扫视，幻想着某天低头就能捡到金子，一夜暴富。这份对金子的痴迷，从他日后犯下的案件中可见一斑。
别看汪家仁只是个蹬三轮的，他的业余生活却相当丰富。他在东陵区郊外养了不少金鱼，在家时喜欢摆弄花草，还参加了北陵摩托车队——在当时可谓相当前卫。总的来说，他的性格既奔放又细腻。
或许有人会问：汪家礼怎能把亲二哥拉进这种掉脑袋的勾当？难道不怕东窗事发，连累兄长送命？
王老三眼睛一瞪，脾气就上来了：“我干这事就没想过翻船！怕出事就别干！你懂什么？没听说过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不是我亲大哥跟我们不合，我们兄弟仨就一起上了！”
这番“格局”，倒是体现了他“有好事先想着亲人”的原则。
当汪家礼向二哥提出这个提议时，汪家仁确实犹豫过。但转念一想：自己已经四十七岁，若再挣不到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最终他下定决心：不但要干，还要好好干！
更令人意外的是，汪家仁不仅自己加入，还又拉来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