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张显光手中的20万元已挥霍过半。
他开始谋划一票“更大的”——目标仍是运钞车，但这次他盯上了正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所和商业银行不在一个档次，后者资金量更大。
但他很快意识到问题：银行运钞车的押运人员更多，且配备冲锋枪。
正面强攻风险极高：“哪怕我们抢先动手，只要有一个没击倒，对方反击起来我们就可能全军覆没。”
他思索后得出结论：“不能直接硬拼，胜算不足。最好先用炸弹爆破，削弱对方主要力量，再持枪突击，这样才能稳操胜券。”
制造炸药包对他们来说并非难题，关键在于如何投送：“总不能拎着炸药包走过去吧？那不像送生日蛋糕吗？即便靠近投掷，导火索也需要时间——短了会炸到自己，长了又给对方反应时间。只要押运员有几秒察觉，我们就可能被反击。”
因此，必须让炸弹在意料之外瞬间引爆。然而方法何在？他一度为此一筹莫展。
某日他去张显明处，对方炫耀新买的摩托车：“大哥你看，还带遥控器，‘嘀嘀’一按就行！”
这一下激发了张显光的灵感：“如果做一个遥控炸弹，岂不完美？”
他立即买来摩托车遥控器，拆解后反复用灯泡试验，最终成功组装出遥控引爆装置。他大喜过望，紧急联系张显辉：“老三，快回来，有笔大买卖！”
三兄弟重聚后，张显光详细说明了计划，并判断：“按这个思路，成功至少能弄到200万。”
事后张显辉供述，他当时其实不愿再参与——他深知大哥的贪念永远不会满足，这次200万，下次就会是500万、1000万，迟早出事。况且他在南方发展顺利，还交到了一位家境优渥、对他用情至深的女友。
他本想趁尚未案发彻底收手，但无奈大哥二哥坚持要干，而他们枪法一般、谋略有限，自己不得不继续参与。
尽管张显光身为大哥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具体行动的执行却始终依赖老三张显辉。
张显辉内心深处并不完全信服两位兄长——他认为自己的枪法更准，头脑更灵活，口才也更出众。
如果两位哥哥执意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不得不参与；若不参与，他担心以两人的能力很可能失败甚至丧命。因此，他几乎是不得已才同意了这次行动。
在三人中，张显辉虽然年纪最轻，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见多识广、能言善道，办事周到利落。每次回老家，他总是衣着光鲜，与不修边幅的两位兄长形成鲜明对比。
旁人一见便觉得他在外发了财，而他的成功在乡亲眼中也合情合理——谁能不信一个口若悬河、精通世故的人会致富呢？
当有人问起他做何生意时，他总淡然回应：“没什么大生意，就是拉拢些朋友给大款做保镖，对外称安保工作。”
凭借这个身份，他顺利找人搞到了此前作案用的猎枪。也正是这副成功人士的模样，让表弟李彦斌死心塌地要跟着他混。
这一次，搞炸药的任务自然又落在他肩上。
他回到鸡西老家，找到四弟张显正。
与三位哥哥不同，张显正踏实本分，是一名勤恳的矿工，在村里人缘很好。张显辉软磨硬泡，最终说服他帮忙弄些炸药和雷管，借口是家里盖房需要崩石拓地基。
张显正虽知三哥不干好事，却架不住他能说会道，只好去找组长王福有。由于张显正素来老实，王福有并未生疑，先后两次提供了共40管炸药（总重6公斤）和25根雷管。
事后张显正分别送上200元谢礼和一部二手摩托罗拉388手机，王福有还颇为高兴。
炸药到手后，三兄弟在沈阳虎石台镇的山区和稻田中进行多次试验。
他们最终确定10管炸药的威力足以炸毁车辆、致死人员，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棘手问题：巨大的爆炸很可能也将钱袋炸飞或损毁，那岂不是白忙一场？
经过反复推敲，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在炸药中掺入鞋掌钉。这种钉子在过去修补皮鞋时常用，如今虽已少见，但也不算难找。
钉子能在爆炸时射向人员，却不会损坏钱袋，完美解决了他们的顾虑。
最后一个难题是投放方式：虽然实现了遥控引爆，但炸药包该放在何处？总不能临场空投。
多次商议后，他们决定偷一辆自行车，将炸药包藏在帆布包中置于车后架，骑到银行门口停放。那个年代自行车随处可见，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从踩点到工具准备、环节设计，整个筹划过程持续近一年。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2002年12月，老家突然传来噩耗：四弟张显正与父亲一样，死于矿难。
张显光当即带着两个弟弟冒险返回鸡西——尽管他仍是通缉犯，多年未曾回家。此行一是为送别四弟，二是索要抚恤金。
即便金额不过万元，他们也执意逼母亲交出：“钱都拿出来，我有急用！你那点病回家养养就行！”
此时母亲尚在住院，急需医疗费用，但他们置之不理。
张显光在外积累了巨额财富，终日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却连亲弟弟用生命换来的抚恤金也不肯放过。
无人知晓他究竟是真正缺钱，还是担心这笔钱落入后父手中，又或者，他根本就是一个天性凉薄、毫无亲情可言的人。
拿到这笔钱后，他们立刻返回沈阳，着手策划下一步行动。
然而此时，团伙中又多了一名成员——李延波，1973年4月5日出生，黑龙江省木兰县人。他是之前参与作案的表弟李彦斌的堂兄，与张显光兄弟也有亲戚关系。
李延波从李彦斌处听说，上次去沈阳跟着“那几位表哥”干了两票，轻松分得一万多元，只是跟着跑腿开车，并没费多大力气。
这番话让他听得心痒难耐。他在老家穷困潦倒，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正苦于没有赚钱的门路。
听闻此事后，他几乎无法相信：“什么？就这么轻松分了一万多？不行，我也得去！我也要跟着干！我才不管抢不抢劫、犯不犯法，有钱就行！再说了，看我弟弟和那几个表哥，不都好好的吗？也没见有人来抓他们啊！人家在沈阳吃香喝辣，我窝在这小农村能有什么出息？”
他被发财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强烈要求加入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