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我碾碎的，是我那点仅存的，可怜的，不值一提的尊严。
可尊严这玩意儿，在现实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
屁崩出去，好歹还能听个响，熏个人。
我这点尊严，在六十万面前，连个响儿都听不见，直接汽化了。
我深吸了一口混合着消毒水和廉价香氛的走廊空气，重新把那张名叫“专业”的面具糊回脸上，推开了“张姐”她们那个包厢的门。
里面依旧是群魔乱舞。
我回去继续当我的果盘，当我的树洞，当我的点歌机。
一直熬到后半夜，她们终于尽兴了。
张姐临走时，大概是喝高兴了，从她那鳄鱼皮的钱包里，抽出几张红票子，也没数，直接塞进了我衬衫的口袋里。
“赏你的，小伙子不错，会看眼色。”
她的手指冰凉，指甲上镶的钻划过我的胸口，有点疼。
我笑着点头哈腰。
“谢谢张姐，张姐慢走。”
等她们都消失在走廊尽头，我才伸手进口袋，摸出了那几张被她体温捂得有点潮的钱。
四百块。
我捏着这四百块，感觉比我当年在工地上搬一天砖挣的钱还要沉。
那钱，是汗换的。
这钱，是啥换的？我说不清楚。
我没回家，直接在KtV的员工休息室对付了一晚。
我怕回家。
我怕看见小雅和小静，怕看见她们干净的眼神。
第二天我是被momo姐的嗓门喊醒的。
“都起来！都他妈给我起来！客人马上就到了，一个个跟死了爹一样躺在这儿，怎么？等着客人给你们上香啊？”
我爬起来，用冷水胡乱抹了把脸，镜子里的男人，眼圈发黑，眼神空洞，嘴角却习惯性地向上牵起一个讨好的弧度。
真他妈恶心。
晚上八点刚过，我们就跟一群待售的牲口似的，在那个金碧灰煌的大厅里站成一排。
momo姐像个经验老到的贩子，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时不时伸手拽一下这个的衣领，或者拍一下那个的屁股。
“都给我精神点！笑！牙都烂了吗？露出来！”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客人们陆续来了。
她们大多三五成群，穿着打扮非富即贵，说话的声音又大又亮，眼神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就像在菜市场挑拣最新鲜的蔬菜。
“这个太老了。”
“那个太瘦了。”
“哟，这个肌肉不错，看着就有劲儿。”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尖，感觉自己就是货架上的一块肉，贴着价格标签，等着人来过秤。
就这样换了一个又一个包房，也没有人选我，就在我感觉今晚可能没有戏的时候，突然有一道目光，在我身上停了很久。
那目光，跟其他人不一样。
不带侵略性，不带审视，也没有那种饥渴的欲望。
那目光很轻，带着点犹豫，还有一种……我形容不出的悲伤。
我忍不住顺着那道目光抬起了头。
一个女人。
她独自一人坐在大厅角落的沙发上，离那群喧闹的富婆很远。
她看起来大概四十多岁，穿着一件米色的羊绒开衫，一条深色的长裤，脚上一双平底鞋。
很干净，很得体，但放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
她脸上几乎没怎么化妆，能清晰地看到眼角的细纹和一丝无法掩饰的疲惫。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但有几缕碎发落了下来，贴在苍白的脸颊上。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搅在一起，能看出很紧张。
她不像来消费的“上帝”，更像一个误入盘丝洞的凡人。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对上了。
她似乎没想到我会看她，眼神慌乱地躲开了，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过了一会儿，她又偷偷地抬眼看我。
momo姐顺着我的视线也看到了她，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但很快又换上了职业的笑容，扭着腰走了过去。
“姐，一个人啊？想找个什么样的弟弟陪您聊聊天，唱唱歌？”
那女人没说话，只是抬起手，用一根纤细的手指，隔着很远的距离，轻轻地指向了我。
她的动作很小，很迟疑，如果不是一直看着她，根本发现不了。
momo姐愣了一下，回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眼神里全是“这娘们儿懂不懂行情”的疑问。
在她看来，我这种长相不算顶尖，又不会来事儿的“半成品”，根本不该是第一个被点中的。
但客人是上帝。
momo姐还是扯着嗓子喊了一声：“礼铁祝！你！过来！这位姐姐点你了！”
我深吸一口气，迈着僵硬的步子走了过去。
我被她带进了一个小包厢。
一进门，她没有像别的客人那样，立刻打开那套能把人耳朵震聋的音响，也没有熟练地拿起酒水单。
她只是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对我指了指对面的位置。
“你坐。”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点沙哑，好像很久没开口说过话了。
我依言坐下，我们俩之间隔着一张巨大的玻璃茶几。
包厢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中央空调的出风口，在嘶嘶地吐着冷气。
墙上巨大的屏幕是黑的，像一面沉默的墓碑。
我浑身不自在，脑子里飞快地过着momo姐教我的那些话术。
“姐，你喜欢听什么歌？我给你点。”
“姐，喝点什么？人头马还是轩尼诗？”
“姐，你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显得特别有气质。”
可这些话，堵在我的喉咙里，一句也说不出来。
对着眼前这个女人，我说不出口。
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不看我，只是低头看着自己交织在一起的手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尴尬的沉默像水一样，慢慢没过了我的头顶，让我快要窒息。
我感觉这比被一群富婆围着灌酒还要难熬。
那是一种精神上的酷刑。
就在我忍不住想随便说点什么打破这死寂的时候，她突然开口了。
“你觉得我看起来很可笑吗？”
她的声音依然很轻，却像一颗小石子，准确地投进了我死水一般的心里，激起了一圈涟漪。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我的大脑瞬间启动了应急预案，momo姐的培训内容自动浮现在眼前。
“怎么会呢？姐你这么有气质，坐在这里就像一幅画。”
“姐你别开玩笑了，谁敢笑话你啊。”
这些标准答案就在嘴边，但我看着她那双空洞又悲伤的眼睛，那些油滑的、虚假的话，就像鱼刺一样卡住了我的喉咙。
我沉默了几秒钟。
我看着她，不是看一个客户，一个“上帝”。
我只是看着一个和我一样，被生活操得面目全非的，孤独的同类。
我掐灭了脑子里那些标准答案，用我自己，用礼铁祝的方式，开口了。
“姐，你不是可笑。”
我的声音有点干，有点糙，在这安静的包厢里显得格外突兀。
她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全是错愕。
我迎着她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了下去。
“你是太寂寞了。”
“你点的不是我，是想找个镜子照照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我他妈在干什么？我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当人生导师的。momo姐要是知道我这么跟客人说话，非得扒了我的皮。
然而，预想中的愤怒或者羞恼，并没有出现在她脸上。
她只是愣愣地看着我，像是被一道雷劈中了。
那张原本没什么表情的脸，开始一点点地垮塌。
她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后，她的眼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一滴眼泪，毫无征兆地从她泛红的眼眶里滚落下来，砸在她放在膝盖的手背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紧接着，第二滴，第三滴……
她没有哭出声，就那么无声地流着泪，身体微微地颤抖着，像一片在秋风里无助的落叶。
整个包厢里，只剩下她压抑的、细微的抽泣声。
我没动，也没说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任何安慰的话，在这一刻，都显得苍白又虚伪。
哭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她才像耗尽了所有力气一样，慢慢停了下来。
她从包里拿出纸巾，擦了擦脸，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
“我老公，在外面有人了，不止一个。”
“我儿子，今年上高中，把我当提款机，一个月不跟他说一句话。”
“我住在一个三百平的房子里，除了钟点工，没人跟我说话。”
“我那些牌友，所谓的闺蜜，凑在一起只聊包、聊车、聊男人，我只要说一句不高兴，她们就觉得我矫情。”
她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语气平静得可怕。
“今天是我生日，我给他，给我儿子都发了信息，没人回我。”
“我在那个家里坐了一天，从天亮坐到天黑，那个家，比这里还安静。”
“我就是想找个地方，能让我感觉自己还是个活人。”
“我看到你，你站在那儿，跟他们都不一样，你脸上写着‘不高兴’，写着‘不情愿’，我就想，你也是个活人。”
我听着，心里某个地方，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没有安慰她。
我只是拿起桌上的水壶，给她空了的杯子续上水，推到她面前。
然后，我用我那惯有的，糙了吧唧的东北话说：
“姐，我懂。”
“我以前也有钱，比你想象的还有钱。那时候身边围着的全是朋友，兄弟。后来我钱没了，那些人，比兔子跑得都快。”
“我开网约车，被客人指着鼻子骂。我送外卖，被保安当狗一样训。”
“人啊，有时候活着，真他妈跟死了没啥两样。唯一的区别是，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活着，还得他妈的继续熬。”
我没说我那些更离奇的经历，我只挑了那些最失败，最不堪的部分。
我不是在跟她比惨。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个跟她一样，看起来光鲜，内里却早已腐烂的灵魂。
她听完，又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笑了。
那是我见过的，最苦涩，也最真实的笑容。
“你这人，真有意思，哪有你这么当‘少爷’的。”
那个晚上，我们没有唱歌，没有喝酒。
我们就那么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聊她那个永远在开会的丈夫，聊我那个一去不复返的亿万富翁梦。
聊她那个叛逆得像仇人的儿子。
我们就像两个坐在路边，刚被生活揍了一顿的倒霉蛋，互相舔着伤口，交换着彼此失败的人生经验。
时间到了。
momo姐敲门进来，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假笑。
“姐，时间到了哦，要不要给弟弟加个钟？”
女人摇了摇头，站起身，从包里拿出卡，递给momo姐。
她只付了包厢和台费，一分钱小费都没给我。
momo姐的脸当场就拉了下来，看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
我无所谓。
我本来也没指望。
女人刷完卡，拿好自己的东西，走到了门口。
就在她准备拉开门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脚步。
她转过身，看着我。
然后，在我，在momo姐错愕的目光中，她对着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我当时就懵了。
我下意识地想去扶她，却感觉手脚都动不了。
她直起身，没有再看我，也没有说一句话，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的背影，脑子里一片空白。
momo姐在我旁边啐了一口。
“神经病！花几千块钱来这儿哭一场，一分钱小费都不给，还他妈鞠躬？晦气！”
她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却还站在那里。
那个鞠躬，像一个烙印，狠狠地烫在了我的心上。
比那四百块的小费，比那六十万的包月，比我曾经拥有过的一个亿，都更重。
那一刻，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有时候，人需要的不是虚假的快乐，不是酒精的麻醉，也不是金钱的堆砌。
人需要的，只是一个能让他卸下所有伪装，放心大胆地承认“我很可笑”、“我很失败”、“我很寂寞”的地方。
需要的，只是一个能证明自己“还活着”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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