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星火欲图燎原，其势渐起，不仅牵动朝堂地方，更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分布帝国各处的藩王。他们虽不直接参与民政，但其封地、庄田、以及麾下庞大的护卫军户，皆与新政息息相关。
西安，秦王府。
朱樉捏着来自金陵的邸报和几封私信，脸上神色变幻不定。信中详细说明了浙江试点成功后，太子欲择地再行推广，其中提及的“摊丁入亩”原则，让他心头莫名烦躁。
“摊丁入亩……哼，说得轻巧。”朱樉将信纸拍在桌上，“本王麾下护卫军户数千，连同其家眷依附，人丁数万，田亩却多集中在王府及少数军官手中。若按此策，本王岂非要替那许多军户承担大半丁银？长此以往，王府用度何来？供养将士的钱粮从何而出？”
他镇守西北，虽性情暴烈，却也深知麾下将士乃其立身之本。太子新政看似公允，实则可能严重影响到他秦王府的财政和对他私人武装的控制力。一种被侵犯了核心利益的不快感，在他心中滋生。他提笔给晋王朱棡写信，信中不乏抱怨之词，试探三弟的态度。
与此同时，太原，晋王府。
朱棡同样收到了消息。与朱樉的直白抱怨不同，朱棡更为阴郁多疑。他仔细研读了新政条款，尤其是关于清丈田亩和“折色法”的部分。
“清丈田亩……大哥这是要把所有人的家底都摸清楚啊。”朱棡冷笑，“折色纳银，看似便利，实则将赋税之权更进一步收归户部，我等藩王在地方上的话语权，只怕要更弱了。”
他担心的是藩王权力被无形削弱。太子在朝堂声望日隆，如今又借新政将触角伸向地方财政，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迫感。他没有立刻回信给朱樉，而是暗中吩咐王府长史，仔细核查晋藩名下所有田庄、店铺的账目，做好应对清丈和税制变化的准备，同时，密切注意其他藩王，尤其是北平那位的动向。
北平，燕王府。
朱棣的反应则更为深沉。他站在北疆舆图前，目光锐利如鹰。新政于他，利弊交织。
弊在藩王私利受损，与二哥、三哥所忧类似。燕藩势力庞大，田产众多，丁银若摊入田亩，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支出。
但利，亦显而易见。新政若能成功推行全国，朝廷财政必然更加充盈，这意味着北疆军镇的粮饷器械将得到更稳定的保障，这是他抵御残元、开拓疆土的基石。而且，简化商税若推行至北地，对北平这个南北货殖枢纽而言，亦是重大利好。
“大哥此举，是阳谋啊。”朱棣低声自语，“以国家大义、万民福祉为旗，行中央集权之实。让人明知吃亏，却难以公然反对。”他不得不佩服兄长手段的高明。相较于二哥的暴躁、三哥的阴郁，他选择静观其变，甚至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在北平率先配合清丈（主要集中在民田，军屯暂缓），以示支持朝廷，同时也能借此机会，进一步摸清自己封地内的底细，并争取在新政推行中获得更多主动。
藩王们的私下议论与各自盘算，自然有渠道汇总到朱标那里。他看完相关密报，沉默良久。他推行新政，初衷确为强国富民，并未刻意针对藩王，但改革深入，触及弟弟们的利益亦是必然。
“殿下，”董伦见其沉吟，轻声问道，“诸王若有异议，或消极应对，当如何处置？”
朱标轻轻放下密报，叹了口气：“诸王乃朕之手足，镇守四方，于国有功。新政推行，朕之本意，在于稳固国本，普惠万民，绝非刻薄宗亲。”
他思忖片刻，道：“可拟一道密旨，发于诸王。旨意中需明确：其一，宗室禄米，依祖制不变，此乃朝廷供养宗亲之责。其二，藩王护卫军户之丁银，可暂不纳入首批‘摊丁入亩’范围，由其自行斟酌处置，或由朝廷另拨款项补贴，以免影响边防及王府用度，待民田新政稳定后，再行商议军户丁银之事。其三，王府庄田清丈，可由王府选派可靠属官协同地方进行，朝廷派员监督，确保公正，但清丈结果需如实上报，田赋需依法缴纳。”
这道密旨，既坚持了新政“清丈田亩、据实纳税”的核心原则，又对藩王的核心利益——军户和禄米——做出了适当让步和缓冲，体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安抚之意。
“殿下仁厚，考虑周详。”董伦赞道，“如此，或可减少藩王阻力。”
朱标摇了摇头，目光清明：“此非仁厚，乃是权衡。治国如同执秤，需知轻重缓急。当前首要，在于推行新政，苏解民困，充盈国力。诸王若能体谅朝廷苦心，自是最好。若仍有个别人心存怨望，阳奉阴违……”他语气微顿，没有说下去，但眼中闪过一丝不容置疑的决断。
他知道，对弟弟们，既要有手足之情，更要有君臣之分。在关乎国策的大事上，他绝不会无原则地退让。这道密旨，是他给出的台阶和缓冲，但绝非底线。若有人试图挑战这底线，他便不得不行那“虽千万人吾往矣”之事，即便对方是血脉至亲。
旨意拟就，用上东宫印信，由可靠渠道秘密发往各王府。朱标希望，弟弟们能明白他的苦心，以国事为重，共襄盛举。然而，他也做好了应对任何可能的准备。帝国的航船正在转向，他必须确保，任何试图阻挡这转向的力量，无论是来自朝堂、地方，还是来自宗室内部，都会被妥善地引导，或者……坚决地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