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陈王师在北方势如破竹，饮马黄河，剑指幽燕之际，偏安于广西桂林（永历朝廷行在）的南明小朝廷，非但没有因此而同仇敌忾、奋起直追，反而陷入了一场比北方军事危机更为致命、更为丑陋的内耗深渊——党争。
这党争的激烈与残酷，几乎达到了沸反盈天、不顾死活的地步，将这个小朝廷最后一丝元气消耗殆尽。
战争的阴云似乎并未能驱散桂林山水的氤氲，但行宫（实为简陋的官署）内的空气，却比北方的战场更加令人窒息。
每日的朝会，不再是商讨军国大计，而是变成了楚党、吴党（或依地域、依师承、依政见划分的各个派系）之间，进行人身攻击、互相倾轧的血腥战场。
而这场党争的焦点，除了争权夺利之外，更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对待北方那个如日中天的大陈王陈远？
一、 以首辅大学士丁魁楚、军阀陈邦傅为首的“妥协猜忌派”（或可称“现实派”）
这一派势力盘踞两广，手握部分兵权，与地方豪强关系密切。
他们的主张相对“务实”而阴暗：认为陈远势大难制，已非普通藩镇，实为“操莽之流”。
其北伐，名为抗清，实为自立。
若其真攻灭清廷，下一步必是南下吞并南明。
因此，不可助长其势。
主张“坐山观虎斗”。
表面上可继续给予陈远空头官爵（如之前试图册封的“秦王”），以示羁縻，但绝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粮草、军队）。
甚至暗中希望清廷与陈远拼个两败俱伤，南明方可从中取利。
他们在朝堂上极力渲染陈远的威胁，将任何主张联合北伐的声音斥为“引狼入室”。
利用职权，克扣、拖延本可能北运的粮饷；暗中与清廷残余势力（如东南沿海的清军）勾勾搭搭，企图维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在永历帝面前不断进谗言，离间皇帝与主张积极进取的大臣（如瞿式耜）的关系。
二、 以兵部尚书瞿式耜、督师何腾蛟（虽在湖南，但其观点影响朝局）为首的“联合北伐派”（或可称“理想派”）
这一派多为较为正直、仍有恢复之志的文臣和部分将领。
他们的主张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在现实中举步维艰：坚持“联寇（指大顺残部）抗清”乃至“联陈（远）复国”是唯一出路。
认为当前最大敌人是清廷，应摒弃前嫌，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陈远虽跋扈，然其兵锋正盛，确是抗清主力。
南明应主动出击，与之呼应，即便不能主导北伐，也可趁势收复失地，若待陈远扫平北方，则南明危矣。
主张立即整顿兵马，以湖南、江西为基地，向北进攻，至少做出姿态，牵制清军部分兵力。
同时，应正式派遣重量级使者，与陈远缔结抗清同盟，约定共分天下（如划黄河而治）。
手中直接掌握的兵力有限（何腾蛟部还算能战，但受制于粮饷），且处处受丁魁楚、陈邦傅等人掣肘。
他们的奏疏常被扣押，调兵粮草的命令出不了桂林。
在朝堂上，他们往往被对手扣上“交通外藩”、“图谋不轨”的大帽子，动辄得咎。
三、 以军阀李成栋（驻广东）、以及其他各地拥兵自重的将领为首的“观望自保派”
这一派实力最强，但也最不可靠。
他们首鼠两端，一切以自身利益为最高准则：对北方战事冷眼旁观。
既不希望清廷赢（会威胁其地位），也不希望陈远或南明朝廷任何一方过度强大（会削弱其独立性）。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对朝廷的北伐诏令阳奉阴违，找各种借口按兵不动。
同时，与北方（清、陈）、乃至海外（葡萄牙人）都保持暧昧联系，待价而沽。
他们是党争双方都想拉拢的对象，但也因此更加骄横跋扈。
朝堂之上的日常，便是这三派势力无休止的攻讦：
丁魁楚一党弹劾瞿式耜“妄启边衅，劳师糜饷”，甚至暗中指使御史诬告其“与陈远暗通款曲，欲奉之为帝”。
瞿式耜则痛斥丁魁楚等人“祸国殃民，坐视神州陆沉”，并以辞官相抗争。
而李成栋等人，则在一旁冷眼旁观，偶尔出面“调停”，实则火上浇油，以凸显自己的重要性。
年轻懦弱的永历帝朱由榔，完全被这场面吓住了，毫无主见。
今日觉得丁魁楚说得有理，便下诏申饬瞿式耜；明日被瞿式耜的忠义所感，又勉励其尽力而为。
朝令夕改，政出多门。
整个朝廷的运作几乎瘫痪，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了内斗之上。
更有甚者，党争蔓延到了军事行动中：
何腾蛟在湖南筹划的一次北伐行动，因粮草被丁魁楚故意拖延而夭折。
瞿式耜精心挑选的北上联络陈远的使者，刚出广西境就被陈邦傅派人“误杀”。
前线将士因党派不同而互相见死不救、甚至火并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南明党争烈，自毁干城急。
就在陈远磨刀霍霍，准备给予清廷最后一击的关键时刻，南明这个小朝廷，却在为自己挖掘坟墓。
他们眼中只有内部的权力和意气之争，全然不顾北方虎狼环伺，不顾天下百姓渴望统一安宁的心愿。
这种极致的短视和内耗，不仅让他们失去了趁势北伐、争取主动的最后机会，也注定了他日大陈王师南下之时，将无人能挡，也无须费多大力气。
桂林山水甲天下，却映照着一幕末世王朝最不堪的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