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的上海，第一场寒流来得猝不及防。
戴笠听过陈默的汇报，表示肯定，让他继续关注。同时告诉他，上峰找他有急事，要回南京总部几天，让及时用电台与总部电讯科联系。
陈默回到复兴社上海工作站的办公室，把香河游行的后续情报——北平学生成功冲破宪兵封锁、天津驻屯军增兵通州的消息整理完，电台突然“滋滋”响起，急促的电码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
他猛地抓起耳机，指尖刚触到电键，就听出是北平老吴的呼号，只是这一次，电码里裹着的寒意，比窗外的北风还重。
“察哈尔要丢了。”
老吴的电码译成文字，墨迹落在纸上都带着颤，“日本人派了浅昭弥太郎带两个特务，化装成蒙古商人住进苏尼特右旗王府，天天给德王灌‘满蒙独立’的迷魂汤，还送了20支三八大盖、500发子弹，逼他签‘蒙日互助协定’。”
陈默攥着情报纸的手紧了紧，指节泛出青白。
德王——察哈尔蒙旗最有势力的王公，日本人盯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去年就派过特务接触，只是没敢这么明目张胆。
现在冀察政委员会刚成立，华北的“自治”还没歇火，日本人转头就把爪子伸到察哈尔，分明是想把华北、蒙旗连起来，织一张包围中国北方的网。
“冀察政委会就是块幌子。”
老吴的电码又传了过来，“日本人说是‘华北自治’告一段落，实则是把宋哲元将军架在火上烤——一边让他管着冀察，一边又不让他拦着察哈尔的事。
昨天日本军部奉天皇令找张自忠将军交涉，硬逼他下令撤长城以北的保安队，说‘避免摩擦’，其实是要把那片地彻底让出来。”
陈默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
黄浦江面上的轮船裹着寒雾，远处日本领事馆的太阳旗在冷风里飘得扎眼。
他想起上个月收到的察哈尔兵力部署图，长城以北的保安队虽只有三个营，却是阻挡日军西进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旦撤退，苏尼特右旗、镶黄旗这些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到时候不仅能和伪满洲国连成一片，还能直逼绥远，华北的北大门就彻底开了。
“保安队撤到哪了？”陈默敲击电键，指尖因紧张而微微发颤。
“刚过张家口，日本人派了一个骑兵小队‘护送’，说是怕‘土匪袭击’，实则是盯着他们不许回头。”
老吴的回复来得很快，“浅昭弥太郎已经逼着德王的亲信拟好了‘苏尼特右旗自治章程’，就等签字了。复兴社北平站的人想混进去拦着，可王府外全是日本浪人守着，根本靠近不了。”
陈默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桌上的情报堆得比砚台还高——有察哈尔蒙旗的地形图，有浅昭弥太郎的特务活动记录，还有冀察政委会内部派系斗争的密报。
自从香河事件后，整个复兴社就像被抽紧的发条，情报一处的灯从早亮到晚，电报员小张的手指敲得红肿，连负责警戒的哨兵都加了两班岗，可情报还是赶不上日本人侵略的速度。
“戴老板的急电。”
小张端着杯温茶进来，把一份加密电报放在陈默手边，“这次不是问华北，是让你查东北军——张学良部和红军的往来，要调防记录、补给报表，还要军官的私下动向，越细越好。”
陈默拆开电报，戴笠的字迹力透纸背：“东北军陕北动向关乎西北变局，倭寇窥伺华北，若汉卿（张学良字）与共匪暗通，党国腹背受敌，速查！”
他心里咯噔一下，1936年冬的陕北，“剿共”战事本就断断续续，张学良的东北军虽说还驻在洛川、甘泉一带，可上个月就有情报说，东北军和红军在崂山打了场“假仗”——枪声响了大半天，双方伤亡加起来不到十人，当时他只当是传闻，现在看来，戴笠是真收到了风声。
第二天一早，陈默就去了复兴社上海档案室。
管理员老郑见他来，赶紧把他领进最里面的铁皮柜房，压低声音说：“东北军近半年的资料都在这儿，调防的、补给的、还有他们和南京军委会的往来函件，你慢慢翻，我在外头给你把风，别让日本特务的眼线看见。”
铁皮柜门拉开，厚厚的卷宗堆得几乎顶到柜顶，封皮上“东北军第67军”“第105师”“陕北补给站”的标签，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醒目。
陈默蹲下身，从最底下抽出1936年9月的调防记录，一页页仔细翻——9月12日，第67军107师从富县调到甘泉，离红军的瓦窑堡根据地只有30里；9月28日，第105师骑兵旅从绥德往清涧移动，却没向南京报备具体布防计划，只写着“机动待命”；10月中旬，东北军驻洛川的补给站突然增加了往陕北方向的运输频次，每周3次的粮草车，改成了天天发车。
“哪有把兵往敌人眼皮子底下挪的？”陈默心里犯嘀咕，又抽出后勤补给报表。
这一看，更可疑了——10月东北军申请的“剿共”军费，比9月少了四成，备注里写着“冬装未齐，暂缓进剿”，可他清楚记得，南京军委会10月初刚给东北军拨了三万套冬装，根本不存在“未齐”的说法。
更反常的是药品补给，11月往甘泉送了200箱奎宁、100箱消炎药，远超“剿共”所需，要知道，陕北红军最缺的就是这些治疟疾、治枪伤的药。
“不是暂缓进剿，是不想打了。”
陈默把报表摊在桌上，指尖点着“药品去向”那栏空白处，突然想起上个月上海地下党传的消息——东北军有个营长叫吕正操，私下给红军送过粮食，当时他以为是个案，现在看来，怕是张学良默许的。
他接着翻东北军与南京的往来函件，大多是蒋介石催“剿共”的电报，张学良的回复却越来越敷衍。
10月25日的回电里，张学良写着“陕北地形复杂，共匪化整为零，需待冬雪封山再进剿”；11月5日的回电更直接，说“东北军将士思乡心切，剿共士气低落，需整训一月”——这些话，哪里是请示，分明是找借口拖延。
最让陈默心惊的是一份加密电报的破译稿，藏在卷宗最底层，发报人是东北军参谋长晏道刚，收报人是驻瓦窑堡附近的第129师师长周福成，内容只有短短一句：“汉卿嘱，与陕北友军保持默契，粮弹可酌情接济，勿生摩擦。”
“友军？”
陈默的呼吸顿了顿。国民党军队称呼红军，从来都是“共匪”“赤匪”，敢用“友军”二字，说明张学良和红军的关系早就不是“私下往来”，而是有了默契。
他赶紧把这份电报抄下来，又把调防记录里“靠近红军根据地”的部署、补给报表里“异常调拨”的粮草药品一一标注，心里渐渐清晰：张学良不想打红军，他心里装着的，是打回东北，是抗日，不是帮蒋介石打内战。
从档案室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
上海的街头飘着细碎的冷雨，路灯下的积水映着往来的人影，像极了眼下混沌的局势。陈默裹紧大衣，怀里揣着抄好的情报，脚步比来时沉了许多。
他想起戴笠在电报里说的“腹背受敌”——日本人在华北搞“自治”，在察哈尔控德王，要是东北军倒向红军，南京政府就少了一支“剿共”主力，到时候既要防日军南下，又要防红军东进，真就成了孤家寡人。
回到工作站，老吴的电报又到了：“浅昭弥太郎逼着德王签了‘蒙日互助协定’，长城以北六个旗都挂了‘自治’牌子，日本人派了一个骑兵中队进驻苏尼特右旗，说是‘保护蒙旗’，实则是建据点。复兴社北平站的人拍到了日军在张家口修炮楼的照片，明天给你发过来。”
陈默坐在电台前，指尖悬在电键上迟迟没动。
察哈尔丢了长城以北，东北军和红军暗通款曲，华北危局越来越重，复兴社的情报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既要盯日本人的增兵，又要查汉奸的动向，还要摸清东北军的真实态度，每一条情报都像一根弦，绷得紧紧的，稍不留神就会断。
“小张，把察哈尔的情报和东北军的资料整理到一起，明天一早发南京。”
陈默揉了揉眉心，声音里带着疲惫，“特别要把张学良‘称红军为友军’‘补给异常’这两点标出来，戴老板要的是能预判局势的硬情报，不能漏。”
小张应了声，抱着卷宗去隔壁整理。
阁楼里只剩下陈默一人，他看着桌上摊开的地图——华北的香河、察哈尔的苏尼特右旗、陕北的瓦窑堡，三个红点像三颗毒瘤，在北方大地上蔓延。
日本人的野心、德王的摇摆、张学良的消极，还有南京政府的犹豫，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中国的北方困在了中间。
他想起老吴上次电码里说的“等赶走日本人，咱们在北平见”，心里突然生出一股劲。
再难又怎么样？
至少他还能守着电台，和老吴隔着千里传递情报；至少还有北平的学生、上海的民众，在为抗日奔走；至少张学良心里还有“打回东北”的念头，不是彻底的软骨头。
陈默拿起笔，在东北军情报的末尾添了一行字：“汉卿厌战，东北军思归，倭寇窥伺华北，唯有联共抗日，方能破局。”写完，他关掉电台，走到窗边。
雨还在下，可远处租界里的灯火依旧亮着，像黑暗里的星星。
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日本人会变本加厉，南京会更加摇摆，东北军的动向会更微妙，可他和老吴，和所有复兴社、地下党的同志，都会撑下去。
因为他们守着的不是情报，是家国；盼着的不是功名利禄，是有一天能卸下电台、放下枪，在北平的街头，迎着阳光，好好走一走。
阁楼的灯亮到后半夜，陈默趴在桌上，手边堆着厚厚的卷宗，地图上的红点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窗外的冷雨敲打着玻璃，像是在提醒他，这场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