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的国葬，如同一个漫长时代的休止符，在沉郁的哀荣中落下。然而，对于聚集在伦敦的帝国政要们来说，悲伤的情绪很快就被更紧迫的现实所取代。一个没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帝国将走向何方？权力格局将如何重塑？特别是，如何处理与那些日益强大、心思各异的自治领之间的新关系？这些问题，如同伦敦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宫的上空。
亚瑟和他所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无疑是这场变局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国葬仪式结束后，亚瑟并未立刻启程返回堪培拉。他知道，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他利用在伦敦逗留的宝贵时间，展开了一系列关键性的会谈。会谈的对象，正是决定着大英帝国未来走向的核心人物：新任首相阿瑟·贝尔福，以及仍然在内阁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前殖民地大臣、现任枢密院议长约瑟夫·张伯伦。
与贝尔福的会谈，安排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一间洒满午后阳光、可以俯瞰花园的书房里。贝尔福，这位以其哲学思辨和优雅风度着称的政治家，刚刚接替了他年迈的舅舅索尔兹伯里侯爵，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掌舵人。他与亚瑟同名，两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
“亚瑟殿下，”贝尔福亲自为亚瑟倒上一杯红茶，脸上带着一种学者式的温和微笑，“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联合王国政府，再次对女王陛下的离去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同时，也要祝贺您，在澳大利亚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您所缔造的那个联邦，其活力与秩序，已经成为了整个帝国学习的榜样。”
贝尔福的开场白，既表达了哀悼，又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姿态放得很低。但亚瑟知道，这位以智力超群闻名的首相，绝非等闲之辈。
“首相先生过誉了。”亚瑟欠了欠身，语气谦逊却不失自信，“澳大利亚今日的成就，离不开女王陛下数十年的英明统治所奠定的和平基石，也离不开帝国提供的广阔市场和安全保障。我们只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已。”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贝尔福接过话头，目光变得深邃起来，“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德国的崛起，美国的扩张，远东局势的动荡……帝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由伦敦单中心发号施令的模式，恐怕已经难以为继。未来的帝国，或许更应该像一个……嗯，由各个家庭成员共同支撑的、更平等的俱乐部？”
贝尔福抛出的俱乐部比喻，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它既暗示了成员间的平等，又强调了共同的利益和规则。
“我完全赞同您的远见，首相先生。”亚瑟敏锐地抓住了贝尔福话语中透露出的信息，“一个更平等的伙伴关系，正是澳大利亚所期待的。我们相信，一个更强大、更自主的澳大利亚，才能更好地履行其作为帝国俱乐部成员的责任，特别是在维护我们共同家园——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
“太平洋……”贝尔福的手指轻轻敲击着茶杯，“是的，那确实是一个日益令人担忧的区域。德国人在新几内亚和萨摩亚的野心，日本在赢得对华战争后的迅速扩张……皇家海军虽然依旧强大，但我们的战线拉得太长了。澳大利亚，确实处于守护帝国东方利益的第一线。”
“正是如此。”亚瑟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因此，澳大利亚希望，能够在涉及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制定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自主空间。毕竟，我们对这个区域的了解更深入，反应也更直接。例如，在与美国就太平洋战略进行协调时，如果澳大利亚能够直接参与，甚至在某些非核心议题上独立进行磋商，或许能取得更符合各方利益、也更有效率的结果。”
贝尔福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原则上，我理解并赞同你的想法。具体的权限划分，我们可以授权外交部和殖民地事务部进行研究。当然，前提是必须在帝国整体外交框架内进行，不能损害帝国的核心利益，尤其是在对德关系这样全局性的问题上。”他给出了一个积极但谨慎的回应。
随后，亚瑟又谈到了贸易问题，特别是张伯伦力推的帝国特惠制。“首相先生，澳大利亚支持加强帝国内部的经济联系。但我们担心，一个过于僵化、排他性的关税同盟，可能会阻碍澳大利亚与美国等其他重要新兴市场的贸易发展，也不利于我们自身工业体系的成长。我们更倾向于一种更灵活、更具选择性的互惠安排。”
贝尔福对此似乎并不像张伯伦那般执着。“经济问题，总是最复杂的。”他轻轻叹了口气，“张伯伦先生的热情值得钦佩，但具体如何操作，确实需要考虑到每个成员不同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或许，我们可以先从一些局部的、双边的优惠协议开始尝试？”他再次展现了愿意妥协和变通的态度。
与贝尔福的会谈，总体气氛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亚瑟感觉到，这位新首相确实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具弹性的政治思维，愿意以一种更平等的姿态来看待自治领的诉求。
然而，与约瑟夫·张伯伦的会谈，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会谈地点设在殖民地事务部那间略显陈旧、挂满了帝国版图的会议室里。张伯伦，这位精力充沛、意志如钢的政治强人，虽然已不再担任殖民地大臣，但其在内阁中对帝国事务的影响力依然无人能及。他那单片眼镜后面，闪烁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光芒。
“殿下，欢迎。”张伯伦的语气虽然客气，但姿态却明显比贝尔福要高，“听闻您在澳大利亚励精图治，将那片土地管理得井井有条，我很欣慰。这证明了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秀的管理能力，即便在世界的另一端，也能开花结果。”他一上来，就将澳大利亚的成就归功于民族性，巧妙地矮化了澳大利亚的独特性。
亚瑟不动声色。“大臣先生谬赞。我们只是在努力追随帝国的步伐。”
“追随步伐，很好。”张伯伦点了点头，“但更重要的是，要跟上节奏，承担起与身份相符的责任。帝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您很清楚。德国人正在疯狂地扩充他们的海军，企图挑战皇家海军的霸权。这场竞赛，需要整个帝国的力量来应对。”
他将话题直接切入了最敏感的领域——海军与财政。
“我理解澳大利亚建立一支本土防御力量的愿望。但是，”他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帝国的海军，只能有一个大脑，那就是伦敦的海军部！任何形式的指挥权分裂，都是对帝国安全的巨大威胁。你们建造的巡洋舰，无论多么先进，都必须纳入皇家海军的统一指挥体系。这是原则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至于财政，”他接着说道，目光锐利地盯着亚瑟，“保卫帝国的安全，需要巨大的投入。澳大利亚作为帝国繁荣的受益者，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财政责任。我提出的帝国特惠制，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内部贸易，更是为了建立一个共同的财政基础，为我们共同的海军提供资金。我希望，澳大利亚议会能够尽快批准这项计划，为帝国尽一份力。”
张伯伦的话，几乎就是一份最后通牒。他完全是以一种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姿态，在下达指示。
亚瑟的内心，瞬间燃起一股怒火。但他知道，此刻绝不能意气用事。他深吸一口气，用一种同样坚定，却更加从容的语气回应道：
“大臣先生，澳大利亚对帝国的忠诚毋庸置疑。在布尔战争中，数千名澳大利亚士兵远赴南非，用鲜血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愿意，也正在为帝国的安全承担责任。我们自筹资金建造的悉尼号巡洋舰，以及正在规划中的舰队，本身就是对帝国在太平洋力量的巨大补充。”
“但是，”他话锋一转，“责任与权利必须对等。澳大利亚人民用自己的税收建立起来的舰队，其首要职责，必须是保卫澳大利亚自身的海岸线和贸易利益。我们的人民，无法接受将自己子弟兵的生命和国家安全的钥匙，完全交到万里之外的伦敦手中。这是民意，也是联邦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至于指挥权，”亚瑟再次提出了在与国王会晤时建议的方案，“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帝国海军委员会，协调战略。而在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尤其是在南太平洋这个我们最熟悉、也最直接攸关我们生死的区域，澳大利亚海军必须拥有独立的指挥权。这并非分裂，而是更有效率的协同。”
“关于帝国特惠制，”亚瑟继续反击，“我们理解您希望整合帝国经济的苦心。但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与英国本土不同，我们新兴的工业体系还需要一定的保护。一个强制性的、统一的关税壁垒，可能会扼杀我们自己的产业，最终损害澳大利亚为帝国贡献更大力量的能力。我们认为，更灵活的双边贸易安排，或许是更务实的选择。”
两人的交锋，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会议室里的气氛，几乎凝结成冰。
最终，这场会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张伯伦坚持他的强硬立场，而亚瑟也守住了澳大利亚的核心底线。
离开殖民地事务部时，伦敦的雾气似乎更加浓重了。亚瑟知道，与帝国旧势力的博弈，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拉锯战。但他并不气馁。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帝国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贝尔福那样的开明派的存在，以及澳大利亚自身日益增长的实力，都将是他未来可以倚仗的重要筹码。
帝国的确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选择抱残守缺，试图维持一个不可能再维系的旧秩序？还是选择顺应潮流，拥抱变革，将帝国转变为一个更平等、更具活力的共同体？
历史的车轮将滚滚向前。而亚瑟和他所代表的澳大利亚，将在这场变革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