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太‘轴’了——苏轼说新法‘伤民’，他不听；地方官说‘执行难’，他也不管，只认‘新法本身对’，却忘了‘因地制宜’。朕推新政，也会根据地方情况改法子，哪会像他这般‘一刀切’？真用他，得让他多去地方看看，别总在朝堂上拍脑袋，不然再好的法，也会被‘硬执行’搞坏。”
清高宗乾隆：“其‘干事’之劲可学，其‘越界’之嫌当防”
“朕治天下，既要‘稳’，也要‘干’，王安石‘敢干事、不怕得罪人’的劲，比我手下那些‘只会迎合’的臣子强——他硬推新法，想帮北宋变强，这份‘不混日子’的态度，值得学。
但他错在‘敢跟皇帝叫板’：宋神宗犹豫变法，他就‘罢相’施压；还说‘祖宗不足法’，这是忘了‘君臣本分’——朕手下的刘墉、纪晓岚，再能办事，也不敢‘跟朕讨价还价’。真用他，得让他明白‘君是君、臣是臣’，新法怎么推、推到哪步，全听朕的，他只准‘跑腿干活’，敢有半分‘越界’，就把他贬去偏远地方，绝不能让他‘说了算’。”
商鞅（战国·法家代表）：“其‘破旧’之勇可嘉，其‘驭下’之能不足”
“我推商鞅变法，靠的是‘律法至上、令行禁止’，王安石敢改北宋‘三冗’旧制，硬推青苗、募役诸法，这份‘不畏旧势力’的魄力，跟我有几分像——他想‘强国家、控财权’，本质是‘法家治世’的思路，比那些‘守祖宗之法’的腐儒强百倍。
但他最大的错，是‘驭下无方、执法不严’：青苗法本是‘抑豪强’，却让地方官搞成‘强制借贷’；保甲法本是‘强军事’，却成了‘扰民之举’。我当年变法，有‘徙木立信’立威信，有‘严刑峻法’防走样，哪会像他这般‘好法办坏’？若他在秦国，我会让他掌‘变法之策’，再派李斯帮他‘定律法、督执行’，先治住‘乱改法的官’，再谈‘利民强国’。”
司马光（北宋·史学家、旧党领袖）：“其‘忧国’之心可谅，其‘祸民’之过难恕”
“我与介甫（王安石字）相交多年，知他‘以天下为己任’，绝非‘贪权逐利’之辈——他见北宋积弱，想通过变法扭转危局，这份初心，我懂，也敬。早年我们同修《资治通鉴》，常为‘治世之道’争论，却从无‘私人恩怨’。
但他的变法，实在‘急功近利、不顾民生’：青苗法的利息越收越高，成了官府‘盘剥百姓’的工具；募役法按资产收钱，逼得穷人流离失所。我多次上书劝他‘缓行新法、多听民声’，他却只认‘法本身对’，不听‘执行之弊’，甚至说‘天变不足畏’，这是‘蛮干’！后来我废除新法，非‘针对介甫’，而是‘救百姓于水火’——变法若伤民，再宏大的理想，也成了‘恶政’。”
苏轼（北宋·文学家、官员）：“其‘志’可叹，其‘术’可议”
“介甫的‘富国强兵’之志，我向来敬佩——他不想靠‘岁币换和平’，不想让北宋一直‘积贫积弱’，这份‘家国情怀’，比那些‘混日子的官员’强太多。当年我在杭州任上，见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实绩，也真心觉得‘新法有可取之处’。
但他的‘变法之术’，太‘刚’太‘偏’：只想着‘快推快成’，却没考虑‘地方差异’——北方百姓缺粮，青苗法或许有用；南方百姓本就富裕，强行借贷反成负担。他还‘听不进不同意见’，我写《上神宗皇帝书》提建议，他却把我贬去黄州，这是‘堵言路’！改革该像‘治河’，既要‘疏淤’，也要‘防溃’，介甫只知‘硬疏’，忘了‘防溃’，最后‘洪水伤民’，可惜了他的一腔抱负。”
张居正（明代·改革家）：“其‘破局’之勇我敬，其‘失衡’之失我戒”
“我推行‘一条鞭法’，深知‘改革必遭旧势力反对’，王安石当年面对‘士绅、旧党’的围攻，仍敢硬推新法，这份‘不避嫌怨’的勇气，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真改革者’，不是‘借改革谋名’的伪君子。
但他的教训，我必须引以为戒：其一，‘用人不当’，吕惠卿这类‘投机者’混入新党，最后‘内斗毁法’，我当年用戚继光、潘季驯，必选‘品行端正、务实干事’之人；其二，‘不顾平衡’，只重‘国家增收’，忽视‘百姓承受力’，我推‘一条鞭法’，既‘简化赋税’帮国家增收，也‘减轻民负’，不让‘好法变恶政’。改革不是‘孤胆英雄的游戏’，得‘懂平衡、会用人’，介甫缺的，正是这两点。”
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救时’之心可嘉，其‘治标’之失可鉴”
“明末‘积弊’与北宋相似，我深知‘改革迫在眉睫’，王安石‘直面危机、敢想敢干’的态度，比那些‘空谈义理’的理学家强——他不做‘太平官’，愿当‘破局人’，这份担当，值得后世学。
但他的变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北宋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兼并、皇权过度集中’，他却只在‘财政、军事’上修修补补，没敢碰‘土地制度’的根本；他想‘靠皇权强推新法’，却没‘唤醒民间力量’，最后新法随皇权动摇而失败。明末若只学他‘治标’，不‘改制度根本’，再多次变法，也救不了天下。介甫的教训告诉我们：改革若不‘触根本、顺民心’，终究是‘昙花一现’。”
曾国藩（晚清·名臣）：“其‘实干’之劲可学，其‘刚愎’之失当戒”
“我办湘军、推洋务，靠的是‘扎硬寨、打硬仗’，王安石‘为变法熬心费力’，哪怕朝野反对也不退缩，这份‘实干不避难’的劲，跟我思路一致——他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是‘真刀真枪干实事’的官员，比晚清那些‘只会迎合的庸臣’强百倍。
但他‘刚愎自用’的毛病，太误事：听不进司马光、苏轼的劝，把‘不同意见’当‘敌对声音’，最后‘孤立无援’；用吕惠卿这种‘小人’，却没察觉其‘争权之心’，最后‘新党’内斗，变法崩盘。我当年带兵，常听胡林翼、左宗棠的建议，哪怕意见不合也‘商量着来’；用人必‘观其品行’，绝不用‘投机取巧’之辈。介甫的经历证明：再大的理想，也得‘容人、识人’，不然‘独木难支’，终会失败。”
荀彧（东汉末·曹魏谋臣）：“其‘忧国’之心可嘉，其‘背道’之过难容”
“我一生守‘奉主匡扶汉室’之节，更信‘治世当循儒家礼法’。王安石倒好，放着‘仁政爱民’的传统不学，偏搞‘青苗法’‘市易法’，把官府变成‘放利的商人’，这是‘与民争利’，背离了儒家‘藏富于民’的根本。
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更是大错——祖宗之法虽需调整，却不能全盘否定；天道民心虽需体察，却不能以‘变法’为名肆意违背。若他在曹魏，纵有‘理财’之才，我也绝不会让他掌政——怕他用‘强国’之名，行‘伤民’之实，最后动摇天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