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香江城，早晨的雾气像层薄纱裹着维多利亚港，海关大楼的钟楼刚敲过八点，浑厚的钟声在雾里荡开，惊起几只海鸥，翅膀划破雾霭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许峰站在关口外的石阶上，石阶缝里还嵌着去年台风留下的贝壳，边缘被海浪磨得光滑。他手里捏着那张被雨水浸得发皱的扣留通知单，纸边卷成波浪形，墨迹晕开像团化不开的墨。
而这行字“紫檀木三十斤、黄杨木五十斤，涉嫌走私国家保护木材”——却刺得他眼睛发疼。
他在昨夜从工地赶回时，陈宇递来的父亲笔记里，1970年的报关单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字句，只是当年的落款是“英资怡和洋行”，如今换成了“亨利集团”。他用指腹蹭了蹭通知单上的印章，冰凉的油墨沾在皮肤上，像块化不开的冰，指尖还残留着工地带来的木屑粗糙感。
“周关员已经在里面等了。”陈宇的声音压得很低，他刚从侧面打听来消息，袖口沾着点烟灰，靛蓝色工装裤的膝盖处磨出了毛边，那个胸口有痣的老关员今早特意提前半小时到岗，怀里揣着个牛皮纸袋，袋口露出半截泛黄的纸，边角有虫蛀的小孔，“听说里面是1970年你父亲和司徒老先生的合照，还有份手写的木料用途说明，是周关员他父亲当年偷偷留的，纸都脆得像秋叶了。”许峰抬头望向海关大楼的旋转门，玻璃上映出自己紧绷的脸，鬓角还沾着点工地的灰尘，粗布衬衫的领口被汗水浸出浅痕，忽然想起父亲笔记里的话：“海关的栏杆拦得住货物，拦不住人心想通的路，就像潮水再高，也挡不住船往前行。”
司徒倩带着演员们赶到时，晨光刚漫过关口的铁栅栏，在地上投下细长的影子。她穿件月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上银镯子，是上海老银铺打的款式。香江的琴师背着三弦，琴盒上还沾着昨晚的泥浆，边角磕掉块漆，露出里面暗红的木头底色；上海的鼓手提着鼓槌，指尖缠着胶布——那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冲突特意准备的，鼓槌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是用旧了的白纱布。艾米丽跟在最后，梳着两条麻花辫，辫子上别着朵塑料紫荆花，花瓣有点歪，手里捧着个铁皮盒，盒子上了锁，钥匙用红绳系着挂在脖子上，随着脚步轻轻晃悠，“我爸爸说，这是1970年他偷偷藏的木料样本，能证明那些不是保护木材，当年他还小，趁大人不注意刻了记号，刻在盒底呢。”她说话时，钥匙在胸前晃悠，发出细碎的响声，像串小铃铛。
关口广场的地砖缝里还留着昨夜的雨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防暴警察的黑靴踩上去，溅起细碎的水花，在裤脚晕开深色的印记，裤腿上别着的警棍随着动作轻轻撞击大腿。他们列成两排，盾牌上的反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盾牌边缘还有上次执勤留下的划痕，像道没长好的疤。为首的警官举着扩音喇叭喊：“未经批准的集会违法，请立即离开！”喇叭有点接触不良，声音忽大忽小，时不时冒出刺耳的杂音。司徒倩却往前走了两步，对着喇叭朗声说：“我们不是来集会的，是来演戏的，演1970年沪港工匠怎么带着木料过关的戏，让大家看看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声音清亮，透过喇叭的杂音传得很远，衬衫领口的纽扣在晨光里闪着微光。
她转身示意，香江的武生阿武解开戏服外的雨衣，露出里面绣着木刻工具的靠旗，斧头、凿子的图案栩栩如生，丝线在晨光里泛着光泽；上海的花旦小芸展开水袖，上面用金线绣着木料纹路，一圈圈像年轮，袖口还沾着点未干的浆糊。“这些木料，是要刻成沪港合璧的屏风，摆在新界科技园的文化展厅里，让后人看看沪港工匠的手艺是怎么融在一起的。”司徒倩的声音穿过扩音器，在广场上回荡，“1970年，我爷爷带着同样的木料来港，也是在这里被拦了七天，最后是靠香江工匠联名担保才放行——今天，我们只想问问，四十年过去了，难道还要让老一辈的故事重演？难道还要让好好的手艺，困在这关口动弹不得？”
人群里起了骚动，像平静的水面被投进石子。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挤到前排，其中一个举着褪色的工作证，证上的照片都泛黄了，边角卷得像朵花，“我作证！1970年我就在场！那些木料是上海老作坊特意选的，质地结实又好下刀，为的是让香江的年轻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手艺，什么是用心做活！”他的声音抖得厉害，胸前的勋章（那是港英时期颁发的“优秀工匠”奖章）在晨光里闪着光，老人用袖口擦了擦勋章上的灰，袖口磨得发亮。
周关员这时从大楼里走出来，驼着的背挺得笔直，比平时高了些，深蓝色中山装的领口系得整齐，领口别着枚小小的五角星徽章。他打开牛皮纸袋，手指有点抖，把那张泛黄的合照举过头顶——照片上，年轻的许敬鸿和司徒远并肩站在木料堆前，手里各握着一把刻刀，刀刃上还闪着光，背景里能看见海关的铁栅栏。“这是1970年5月6日拍的，那天天气和今天一样，有点雾。”老人的声音带着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那天他们就是用这些木料，在海关广场当场刻了朵紫荆花，花瓣上还刻了‘同心’两个字，在场的英国人都看呆了，说从没见过这么细的功夫，有个洋鬼子还想掏钱买，被我们骂回去了。”
亨利集团的法律顾问突然从人群里挤出来，西装皱巴巴的，领带歪在一边，举着文件夹高喊：“伪造证据！这些照片和所谓的样本都是假的！上海来的木料怎么可能不是保护物种？”他话音刚落，艾米丽就打开了铁皮盒，里面的木料样本上刻着个小小的“沪”字，边缘还有虫蛀的痕迹，像颗小小的牙印。“这是我爷爷当年做的标记，虫蛀的地方是特意留的，能证明生长年份，林业站的档案里都记着哩。”小姑娘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很坚定，攥着铁皮盒的手指关节发白，“香江大学的教授说，这种黄杨木在上海嘉定有专门的培育基地，根本不是保护物种，不信可以去查档案！档案室的王阿姨还认识我爷爷呢！”
广场西侧突然传来锣鼓声，是司徒雄带着内地工匠们来了。他们推着辆板车，车轴吱呀作响，上面放着锛子、凿子和几块备用木料，木头上还带着新鲜的切口，散发着清香。司徒雄穿件军绿色褂子，袖口卷着，露出结实的胳膊，“我们现场刻！让他们看看这些木料能刻出什么！是不是保护物种，能不能派上用场，刻出来就知道！”他拿起锛子往木头上一凿，木屑纷飞间，一朵粗糙却鲜活的紫荆花渐渐成型，花瓣边缘还留着凿子的痕迹；旁边的上海工匠立刻补上几笔，刻出半朵白玉兰，两朵花的根须在木头上缠成一团，分不清哪是根哪是须，工匠们的额角渗着汗珠，落在木头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防暴警察的盾牌阵松动了。有个年轻警官放下盾牌，小声对身边的同事说：“我阿爸就是做木工的，他说上海师傅的手艺是真的好，当年他学做榫卯，还是看上海师傅的图纸才学会的，图纸现在还夹在他的工具箱里呢。”他说话时，眼角往广场上瞟，眼里带着好奇，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盾牌。为首的警官看着广场上越聚越多的人——有提着菜篮的主妇，菜篮里的小葱还沾着泥，用草绳捆着；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校服领口系着红领巾，书包上印着“香江小学”的字样；还有举着相机的记者，镜头对着现场刻花的工匠，相机皮套磨得发亮——终于摆了摆手，栅栏后的栏杆缓缓打开了，电机发出嗡嗡的响声，像只困倦的蜜蜂在哼鸣。
周关员走到许峰和司徒倩面前，把一份泛黄的放行条递过来，纸都脆了，上面的签名是“周明远”，字迹和他现在的很像，纸边还有几个褐色的斑点，像是茶水渍。“当年没敢签全名，怕丢了差事，只敢写个姓。”老人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露出嘴里缺的那颗牙，“今天我替我爹补签个全名，也算圆了他的心愿，他当年总说，好木料就该派上用场，不该困在关口，就像好手艺，总得有人传下去。”他在放行条下方郑重地写下“周志国”三个字，笔尖在纸上顿了三下，像在刻章，墨水在纸上晕开小小的圈。
海关仓库的铁门被拉开时，阳光正好照在那堆木料上，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紫檀木的纹路在光线下泛着暗红色，像沉淀了四十年的时光，摸上去光滑温润，带着沉甸甸的分量；黄杨木的截面带着淡淡的清香，混着海风让人想起江南的春天，想起院子里的木槿花，花瓣落在青石板上的样子。司徒倩拿起块黄杨木，用指尖抚摸着上面的年轮，一圈圈绕得很密，忽然转头对许峰说：“你看这圈年轮，像不像1970年到现在的日子？一圈圈绕下来，早就分不清哪圈是香江，哪圈是上海了，就像两棵树长在了一起，根都缠在土里。”
许峰没说话，只是掏出传呼机给上海木材行发了条消息：“木料已通关，谢谢。”传呼机的按键有点卡，按“谢”字时按了两下，机身在掌心微微震动。很快收到回复：“收到，沪港本一家，谢字见外了，等屏风刻好，我们派老匠人来看看，带两斤新炒的龙井给你们。”他把传呼机递给司徒倩看，两人的指尖在小小的屏幕上碰到一起，像两截在木头上渐渐靠近的刻痕，慢慢要连成一体，指尖的温度透过塑料壳传过来，带着点微热。
中午的海关广场成了临时戏台。香江的小贩推着车仔面过来，煤炉冒着热气，车斗里的汤咕嘟冒泡，飘着虾壳和大地鱼的鲜香，免费分给大家，“趁热吃，加辣加醋随便说，不够再添！”；内地工匠用防水布搭起遮阳棚，竹竿插在砖缝里，布上还印着“上海纺织厂”的字样，边角有点磨损，演员们就在棚下唱了段《匠魂》里的“通关记”，唱腔里带着刚经历过风波的韧劲，有个老琴师拉胡琴的手还在微微发颤。周关员坐在第一排，跟着节奏轻轻点头，脚在地上打着拍子，手里端着杯热茶，水汽模糊了眼镜片；艾米丽坐在他身边，手里拿着乔治留下的粤剧票根，票根边缘卷了角，阳光透过票根上的小孔，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星星落在了地上。
许峰站在人群外，看着司徒倩在台上唱到“钢木相融”时，台下的香江老工匠和上海师傅们一起打着拍子，有人用粤语跟着哼，有人用上海话跟着唱，调子不同却很和谐。他忽然懂了父亲为什么总说“生意会有输赢，可文化的桥一旦搭起来，就再也拆不掉了，就像刻在木头上的花纹，越磨越亮”。他抬头望向海关大楼的钟楼，时针正指向十二点，阳光把“海关”两个字照得格外亮，像在说：关隘关得住一时，关不住人心想通的漫长岁月，关不住手艺一代代往下传。
下午清点木料时，陈宇在一堆紫檀木下发现了个信封，信封上没有署名，封得很严实，胶水把封口粘得发硬。里面是李志强的辞职信和一张五万港币的支票，辞职信上的字迹潦草，墨水有些晕开，像是写得很急，纸页边缘还有泪痕。“他说这钱不干净，是亨利集团让他盯着木料时给的，让捐给粤剧培训班，算他一点补偿。”陈宇把支票递给司徒倩，指尖捏着支票边缘，指腹沾着点木屑，“廉政公署的人已经去亨利集团了，据说他们还准备了假的鉴定报告，盖了伪造的公章，想彻底扣下木料，让项目黄掉，还好我们发现得早。”
司徒倩把支票折成纸船，放进旁边的水洼里，纸船顺着水流漂向海关大楼的方向，水面上还浮着几片落叶，是今早从树上吹下来的。“爷爷说过，1970年也有人给过他封口费，他把钱换成了木料，刻成了两块牌子，一块在香江文化中心，刻着‘守艺’；一块带回了上海，刻着‘传心’。”她捡起块边角料，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在上面刻了个小小的“通”字，笔画很深，木屑簌簌往下掉，“今天我们也刻块牌子，就放在关口，告诉后来人，路从来不是堵死的，是靠人一步步走通的，就像这刻痕，一刀刀下去，再硬的木头也能开出路来。”
傍晚的关口开始热闹起来，过关的人听说了上午的事，都围着那堆木料看，有人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着什么，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有个从上海来的老太太摸着黄杨木，忽然说：“这木头的香味，和我年轻时在苏州见到的一模一样，那时候我男人就是做木工的，刨花堆里都是这味道，他总说木头是有灵性的。”她身边的香江孙子立刻说：“阿婆，等屏风做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我还想看看上面刻的香江街景，是不是和我们家附近一样。”老太太笑着点头，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夕阳，眼里闪着光。
许峰看着这一幕，掏出父亲的笔记翻开，在1970年的报关单旁写下：“1989年春，木料通关，沪港工匠续前缘，当年的阻碍，成了如今的见证。”风从海面吹过来，带着木料的清香和海水的咸味，撩起他额前的碎发，他忽然觉得，这味道和父亲笔记里描述的1970年的春天，应该是一样的，一样的带着盼头，一样的让人心里踏实。
司徒倩走过来，手里拿着块刻好的木牌，上面是她和许峰合刻的“同心”两个字，字的边缘还没打磨，有点扎手，带着新鲜的木茬。“明天去工地接着刻屏风？”她的眼睛在暮色里亮晶晶的，像落了星星，鬓角的碎发被风吹得飘动，衬衫的衣角也轻轻扬起。许峰接过木牌，指尖碰到她的指尖，有点凉，在渐暗的光里，两块年轻的影子和远处海关大楼的剪影叠在一起，像座正在慢慢搭起的桥，一头连着过往，一头通向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