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这个享誉国际的沿海大都市，台风天的到来总是猝不及防。
许峰站在许氏地产总部的落地窗前，望着窗外被狂风卷得猎猎作响的广告牌，铁皮与支架碰撞的哐当声隔着玻璃都能听见。
落地窗的玻璃上蒙着层水汽，他用指节擦了擦，才看清楼下的双层巴士被风吹得像片随时会翻的叶子，车身倾斜着擦过路边的护栏，溅起的水花打在行人的雨伞上。
而且，股东大会的争吵声还在耳膜震荡，元老许伯涛把爷爷那本蓝布封皮的日记重重拍在红木桌上，桌面被震出闷响，他鬓角的白发随着怒气发抖：“放着九龙塘那块黄金地皮不开发，跑去上海搞什么粤剧戏剧班？许世昌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突然，公文包里的传呼机突然震动，“嘀嘀”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许峰掏出来按亮屏幕，是司徒倩的消息：“红船戏箱整理完毕，樟木箱子晾透了，盼你归沪同台。”绿色的字迹在昏暗的光线下有点模糊，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机身上磨出的细痕，忽然想起三天前在上海红船上，她穿着月白色的戏服唱《帝女花》的模样——水袖翻飞间，袖口的金线扫过船板上的刻痕，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里还嵌着几十年的河泥，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极了爷爷日记里写的“玉兰花落满船头，金粉粘在青苔上”。
“许少，”秘书小陈的声音带着怯意，手里的文件夹捏得发白，指节泛青，“廉政公署的李专员来了，就在会客室，说要重新调查许氏与亨利集团1984年的旧账。”
许峰转身时，正撞见许伯涛往深棕色公文包里塞东西。是份泛黄的合同，边缘卷得像朵干枯的菊花，抬头用烫金字体写着“许氏地产与亨利集团合作协议”，签署日期是1984年12月19日，正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最紧张的时候。“当年你父亲肺癌晚期躺医院，”许伯涛的声音发颤，指节捏着合同边缘泛白，纸张被捏出深深的褶皱，“是我替许家稳住了局面！亨利集团能帮我们拿到英资批文，不然哪有许氏今天的规模？”
许峰的手按在爷爷的日记上，深蓝的布封皮被压出细微的褶皱。其中一页记着“伯涛贪利，引狼入室，红船旧址勿许动”，字迹比别处重，墨水都透到了背面，晕成片浅蓝的云。他忽然明白，父亲临终前插着氧气管反复说的“红船”，不仅是提醒两家人跨越沪港的渊源，更是在警示藏在家族内部的蛀虫——那些比台风更难防的暗涌，往往披着“为你好”的外衣。
上海的排练厅里，司徒倩正对着蒙着层薄灰的镜子调整水袖。镜面映出她月白色的戏服，袖口的金线在日光灯下闪着细碎的光，那是外婆年轻时用十根金条请苏绣师傅绣的。红船的老戏箱摆在角落，樟木的箱子上贴着“沪港同调”的红色封条，是用朱砂掺糯米浆糊粘的，老班主说这方子能防潮辟邪，当年渡长江时就靠这封条护住了一箱戏服。
而粤剧老前辈陈师父正用松香块擦拭着铜锣，松香的白烟裹着铜器的冷光袅袅升起，他粗糙的手指抚过锣面的同心圆纹路：“你外公当年的戏服，就藏在最底下的箱子里，光是绣袖口那只凤凰的金线，就花了三个月，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孔，泡在药水里都肿着。”
林晓曼抱着杯姜茶进来，搪瓷杯子上的热气模糊了她的眼镜片，她摘下眼镜用灰蓝色的袖口擦着，露出手腕上块浅褐色的胎记：“我查过了，亨利集团的残余势力在苏州河对岸租了间废弃仓库，昨晚有辆白色卡车往里面运工具，我隔着铁栅栏看见是撬锁的家伙，还有几把生锈的斧头。”
她把张手绘的地图放在化妆台上，纸边被茶水洇出个圆印，墨迹在晕开的地方有点发蓝，“他们可能今晚动手，目标八成是戏箱，我爸以前跟亨利的人喝过酒，提过红船箱子里藏着‘能让他们翻船的东西’。”
司徒倩的指尖抚过戏箱上的铜锁，锁身被几代人摸得发亮，是外公亲手打造的，钥匙形状像朵含苞的玉兰花，现在正挂在她的戏服腰带扣上，冰凉的金属贴着温热的皮肤。传呼机突然在戏服内袋里震动，“嘀嘀”声震得心口发麻。许峰的消息让她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许氏有内鬼，亨利要的是戏箱里的名单，不是戏服，速防。”
傍晚的排练场突然停电，应急灯“啪”地亮起，惨白的光打在墙上，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像张褪色的旧照片。司徒倩看见三个穿黑夹克的凶徒正撬戏箱的锁，铁撬棍刮过铜锁，发出刺耳的“咯吱”声，像指甲划过玻璃。她抓起墙角的铜锣砸过去，铜声“哐”地炸开，震得人耳朵发疼，在空荡的排练场里打着转：“红船的东西，你们也敢动！”
凶徒们转身扑过来时，林晓曼突然挡在她身前，洗得发白的白衬衫被风掀起边角，露出里面洗得发黄的汗衫：“我爸造的孽，我来还！”她被推倒在地的瞬间，后脑勺磕在台阶的水泥棱上，发出闷响，眼镜飞出去落在地上，镜片碎成了蛛网。司徒倩看见戏箱的锁被撬开，里面滚出个黑铁盒子，引线正冒着青烟，火星像条红蛇往盒身爬，空气里飘着股硫磺味。
此时此刻，香江的廉政公署办公室里，许峰展开许伯涛与亨利集团的合同。纸张脆得像受潮的饼干，稍一用力就会裂开，上面用花体字写着“以红船旧址为抵押，换取英资注资三百万港元”，签名处除了许伯涛歪扭的签名，还有个模糊的印章，朱砂印泥晕开了边，像极了林坤父亲的私章——当年在红船账册上见过无数次，那章的边角缺了个小角，像片掉落的花瓣。
“许氏的地产项目，”廉政公署的李专员敲着桌面，搪瓷杯在桌上跳了跳，杯沿的漆掉了块，露出里面的白瓷，“早就被亨利集团渗透了，他们想借许氏的名义，把红船旧址改成英资码头，那些戏箱里的名单，是能让他们牢底坐穿的铁证。”
传呼机在这时疯狂震动，皮带夹都被震得松了，冰凉的机身硌着腰侧的伤口。是陈宇的消息：“上海排练场有炸弹，倩儿危！”许峰抓起深灰色外套就往外跑，电梯里的镜子映出他苍白的脸，左胳膊上的刀伤还在隐隐作痛——那是前几天在红船旧址为护账本，被亨利的人用弹簧刀划的，现在贴着的纱布还透着点红，像朵没开的花。
然而，车刚驶出停车场，就被许伯涛的黑色轿车拦住。车头横在路中间，像头拦路的野兽。“许家的产业不能毁在你手里，”许伯涛从车上下来，风把他的真丝衬衫吹得贴在身上，露出松弛的肚皮，“亨利集团答应给我们补偿，三千万，够你在加拿大买栋带泳池的别墅，放他们一条生路，对你我都好！”
许峰猛打方向盘，轮胎擦着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叫，车子擦着护栏冲了出去。后视镜里，许伯涛的车越来越远，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的“有些债，要用骨气还”，当年红船渡进步人士时，哪次不是顶着国民党的炮艇？脚下的油门踩得更紧了，引擎发出怒吼，像头挣脱束缚的狮子。
上海的排练场里，司徒倩抱着炸弹冲向消防栓。引线烧得很快，火星溅在她的戏服上，烫出个小小的洞，焦糊味混着樟木香气漫开来。“用水淹！”林晓曼捂着流血的后脑勺大喊，从墙角拖过个铁皮水桶，桶沿的铁皮刮了她的手，渗出血珠，她却像没察觉，两人合力把炸弹塞进装满水的铁桶里，只听“砰”的一声闷响，水花溅了满地，打湿了半面墙的戏班海报，那张1952年的《帝女花》演出海报上，外公外婆的身影变得模糊。
凶徒们见势不妙，扛起个撬开的戏箱就往外跑。司徒倩追出去时，正撞见赶来的警察，领头的是上海警方的张队长，军绿色的警服上沾着雨水，帽檐下的眼睛很亮：“我们收到线报，亨利集团想偷戏箱里的进步人士名单，那些都是他们当年用橡皮棍打过、用辣椒水泼过的人证。”
打开被抢回的戏箱，里面除了外公的戏服——月白色的软缎上绣着缠枝莲，叠得整整齐齐，还用防潮纸包着，纸角印着1948年的老字号——还有本牛皮笔记本，封面印着褪色的红船图案，边缘磨得发毛，记着1949年被红船掩护过的人士姓名，字迹娟秀，是外婆的手笔，笔锋里带着点倔强。“这才是他们要的东西，”司徒倩的指尖抚过泛黄的纸页，指腹蹭过“周明远”三个字，墨水有点晕，“想销毁亨利集团当年的罪证。”
传呼机在这时震动，许峰的消息带着电流声：“已离港，勿怕，船过吴淞口了。”她望着窗外渐渐平息的风雨，天边透出点微光，像枚被擦亮的银币。忽然想起三天前在红船船头，他说“沪港的雨，浇不灭同根的火”，此刻倒真像有团火在心里烧着，暖烘烘的，连指尖都热了起来。
在这一刻，香江的维多利亚港，许峰的船正冲破风浪。船身晃得厉害，他扶着栏杆，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手里的对讲机发出滋滋的电流声，传来陈宇的声音：“许伯涛已被控制，他裤腰带里藏着本账册，记着给亨利集团输送利益的明细，还交代亨利想借销毁名单，掩盖当年协助英国政府打压进步人士的罪证，那些人现在好多成了大学教授、实业家。”
当船靠岸时，许峰看见廉政公署的人在码头等候，李专员穿着件米色风衣，下摆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从怀里掏出爷爷的日记，深蓝的布封面被汗水浸得有点模糊，边角卷了起来。“这里记着一切。”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贴着张红船的黑白照片，背面是父亲的字迹，用铅笔写的，快要看不清了：“峰儿，守好根，比守好钱重要，根在，船就不会沉。”
而且，在上海的医院里，林晓曼的胳膊被炸弹碎片划伤，缠着厚厚的纱布，渗出点红。司徒倩正用镊子夹着棉球轻轻擦过伤口，碘伏的气味有点刺鼻：“疼就说一声，别忍着。”“我爸临终前说，”林晓曼的声音带着哽咽，眼泪滴在床单上，洇出个小印，像滴落在宣纸上的墨，“他偷换账本，不仅是为了钱，更是怕亨利集团报复，连累我。可到头来，躲是躲不过的，还不如像你这样，迎着上。”
司徒倩的传呼机亮了，是许峰的消息：“明早抵沪，带了香港的杏仁饼，皇后大道那家老字号的，你爱吃的那种，加了椰丝。”她忽然笑了，眼角的泪落在林晓曼的纱布上，林晓曼却没躲，只是眨了眨眼：“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起守着红船。”
那红船窗外的月光，落在床头柜上的红船形状台灯上，是许峰去年送的，底座刻着“沪港同源”四个小字，黄铜的，被摩挲得发亮，像香港的夜色，温柔地拥着上海的窗。
第二天清晨，许峰出现在苏州河畔的红船旁。晨雾还没散，像层薄纱裹着河两岸的柳树，他的鳄鱼皮鞋沾着露水，裤脚卷着点泥——为了抄近路从河滩走过来的。司徒倩穿着外公的戏服，正指挥工人用红绸带加固戏箱，绸带在雾里飘着，像抹跳动的火苗。“阿峰。”她的声音被晨雾染得软软的，像块浸了水的棉花。
许峰走过去，从棕色公文包里掏出个油纸包，油纸被热气熏得发亮，隐约能看见里面金黄的块状：“热乎的杏仁饼，刚在十六铺码头买的，店家特意用棉絮裹着保温。”他的指尖触到她额角的纱布，纱布边缘有点卷，沾着点药膏，“还疼吗？”
司徒倩摇摇头，拈起块杏仁饼塞进他嘴里，饼渣掉在他的深灰色西装上，像撒了点碎金：“比不过上海的桂花糕，等下带你去吃豫园那家，老字号，猪油做的，香得很。”两人相视而笑时，晨光正好漫过红船的甲板，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条终于交汇的河流——一条来自黄浦江，一条来自维多利亚港，在船板上融成一片。
与此同时，粤剧老前辈们开始吊嗓子，“落花满天蔽月光”的唱段在河面上飘远，惊起几只水鸟，翅膀划破晨雾，留下淡淡的痕迹。许峰望着戏箱上重新贴好的“沪港同调”封条，红得像团火，忽然明白，所谓的考验，从来不是为了撕裂，而是为了让同根的人，更紧地抱在一起，像并蒂莲，根在泥里缠得越紧，花在水上开得越艳。
傍晚，新闻里正播放着亨利集团残余势力落网的消息，电视屏幕上闪过红船的镜头，船头的玉兰花木雕在夕阳下闪着光。司徒倩指着电视里的红船：“明天就能彩排了，戏服都熨好了，你看这金线，亮不亮？”许峰握住她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戏服的水袖传过来，带着点潮意，像沾着两岸的水汽：“爷爷和外公，一定会在天上看，说不定还会跟着哼调子，爷爷以前总跑调，被外公笑了大半辈子。”
这时，红船的灯笼亮起来，许峰从包里拿出件东西——是那件未绣完的戏服，领口的玉兰花已经补全了，金线在灯光下闪着光，是他在香港找尖沙咀的老绣娘补的，特意按司徒倩的针法，每针都斜着挑，像水流过石头的纹路。“我们一起绣完的，”司徒倩的指尖抚过针脚，比别处密些的是她绣的，当时手指被扎了好几个洞，“像极了红船的帆，经得起风浪。”
而深夜的红船船舱，许峰和司徒倩并排坐着，翻看那本进步人士名单。其中有位姓周的先生，后来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正是司徒倩现在的导师，教她唱《帝女花》的“香夭”选段时，总说她的转音像极了当年的司徒班主——也就是她外婆。“缘分真是奇妙，”司徒倩的声音很轻，像落在水面的月光，“绕了几十年，还是会遇见，就像我们。”
许峰的传呼机震动，是香冮的消息：“许氏地产转型获批，重庆大厦将改建为粤剧文化馆，批文编号是沪港001。”他把传呼机放在桌上，与司徒倩的传呼机并排，屏幕上的时间都是21点15分，绿色的数字亮着，像两颗心在同步跳动，隔着千里水路，却有着相同的频率。
只见，这窗外的苏州河映着红船的灯火，像极了一条流淌的星河。许峰忽然轻声唱起来，是《帝女花》的调子，有点跑调，像小时候在戏棚外听的那样。司徒倩跟着和声，水袖在船舱里划出温柔的弧线，金线扫过船板上的刻痕——“司徒远”和“许世昌”的名字被磨得发亮，在灯影里仿佛也跟着哼起来，和着沪港两岸的风声，缠成段解不开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