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小院比网信办安静太多，齐昊的新办公室在二楼东侧，窗外是几株老梨树，四月正开着细碎的白花。四十四岁的他如今是委员会主任，这个正厅级职位看似平调，实则是将他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齐主任，这是本月委员学习活动的安排。”办公室主任递来文件夹，“另外，王副主席希望您牵头整理边西省改革开放口述史。”
齐昊接过文件，第一页就是某位退休省级领导的讲座通知。他注意到参会名单上有几个熟悉的名字——都是近年来退居二线的老干部。
“口述史项目需要采访很多老同志吧？”他看似随意地问。
“是的，名单在这里。”办公室主任又递来一份名单，上面罗列着三十多位退休省部级、厅局级干部。
齐昊心中微动。这份名单里，有几位曾经与“速支付”项目有过交集的老领导。
他开始着手制定口述史采访计划，将那些关键人物安排在前期采访中。第一个约见的是已经退休八年的原省发改委主任。
在老主任家中，采访结束后，老人突然说：“齐主任，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先来找我。当年‘速支付’那个项目，我确实签了字，但现在想想，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
齐昊不动声色地关上录音设备：“老主任能否详细说说？”
“当时有领导亲自打招呼，说这个项目关系到全省数字经济发展大局。”老主任叹息，“现在回头看，那个项目的审批流程确实太快了，很多风险评估都没做。”
这次采访让齐昊收获颇丰。更让他意外的是，老主任最后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这个人曾经在‘速支付’的境外合作方工作过，也许能帮到你。”
齐昊谨慎地记下号码，但没有立即联系。他知道，自己现在处于敏感时期，任何举动都可能被监视。
在政协工作的第二个月，他逐渐摸清了这里的工作节奏。每周除了例行会议和委员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安排。他利用这个机会，开始系统地研究全省数字经济政策演变史。
一天下午，他在政协资料室查阅旧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份2015年的会议纪要。纪要显示，当时有领导强烈主张加快“速支付”在全省的推广，甚至提出“可以先试点后规范”。
这个主张的提出者，竟然是当时还在地方任职、现在已是省委常委的某位领导。
齐昊悄悄复印了这份纪要。当晚，他通过加密通道将复印件传送给郑毅。
三天后，郑毅发来回复：“材料已收到。此人确实值得关注，但证据不足，切勿打草惊蛇。”
就在齐昊准备深入调查时，一个意外打断了他的计划。
省政协突然接到中央政协的通知，要组织专项民主监督调研组，对全省数字经济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调研。调研组组长由政协主席担任，齐昊被指定为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这个任命让他重新获得了接触核心工作的机会。在制定调研方案时，他特意将“速支付”后续影响评估列为重点调研内容。
调研启动会上，来自企业的委员提出异议：“‘速支付’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重点应该放在新发展上。”
齐昊平静回应：“以史为鉴，才能更好面向未来。总结教训也是为了促进更好发展。”
调研进行到第二周时，齐昊带队来到省政务服务中心。中心主任在汇报时提到一个细节：“速支付”系统下线后，其技术框架仍被多个部门沿用。
“为什么不清洗这些系统？”齐昊问。
“清洗成本太高，而且会影响业务连续性。”中心主任解释，“我们做了安全加固，应该问题不大。”
齐昊立即让随行技术专家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所谓的“安全加固”存在明显漏洞，系统仍然可以被远程控制。
更严重的是，技术专家在日志中发现，最近三个月仍有境外Ip访问这些系统。
齐昊当场要求政务服务中心立即整改，并将情况通报给网信办。这件事在省直机关引起不小震动。
当晚，他接到一个陌生来电：“齐主任，调研就好好调研，何必较真呢？”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
“职责？”对方冷笑，“别忘了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政协就是个养老的地方，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电话挂断后，齐昊沉思良久。他明白，自己触碰到了某些人的神经。
第二天，调研报告初稿完成。齐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速支付”遗留系统的安全隐患，并建议全省范围内进行彻底清理。
报告送审后，政协主席找他谈话：“齐主任，报告内容是不是太尖锐了？省里正在大力招商引资，这样的报告可能会影响营商环境。”
“但安全问题不能忽视。”
“可以适当缓和语气。”主席建议，“有些问题，点到为止即可。”
齐昊不得不对报告进行修改，但保留了核心内容和建议。
就在报告即将上报时，新的变故发生了。
省纪委突然接到举报，称齐昊在网信办工作期间违规操作，为一个朋友的企业提供便利。虽然举报内容明显不实，但按照程序必须进行调查。
齐昊再次被暂停工作，接受组织调查。
调查期间，他被迫闲居在家。利用这个机会，他悄悄联系了老主任提供的那个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是个女子，自称姓林，曾在“速支付”的境外合作企业担任高管。她同意与齐昊见面，但要求绝对保密。
两人约在邻省的一个小城见面。林女士带来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材料：“速支付”不仅收集数据，还曾参与某个境外组织主导的“数字丝绸之路”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控制数字基础设施来影响地缘政治。
“李国华只是前台人物，”林女士说，“真正的幕后主导是一个被称为‘智库’的境外组织。”
她还透露，“智库”正在尝试通过其他渠道重返边西省，最近有几个外资项目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新马甲。
这次见面让齐昊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仅是一个腐败网络，更是一个具有地缘政治企图的境外组织。
调查在一个月后结束，举报被证实是诬告。齐昊恢复工作，但调研报告的最佳报送时机已经错过。
更让他意外的是，恢复工作后的第一天，他就接到通知：因工作需要，不再让他负责民主监督调研工作，改由另一位副主任接任。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又一次明升暗降。
但齐昊没有气馁。他重新投入文史工作，在整理档案时继续寻找线索。同时，他开始着手撰写一篇关于数字经济安全的理论文章，准备在权威期刊上发表。
文章完成后，他通过学术渠道投递给北京的一家核心期刊。让他意外的是，文章很快被采纳，并在学术界引起关注。
更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一个月后，全国政协数字经济安全调研组点名要求齐昊参与工作。
这个机会让齐昊重新回到了数字经济治理的前沿。在调研过程中，他凭借扎实的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见，获得了调研组的高度评价。
调研结束后，调研组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边西省“速支付”事件的教训，并建议加强数字经济安全治理。
这份报告直接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完善。齐昊虽然仍在政协工作，但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职位限制。
然而，就在他以为可以稍作喘息时，一个紧急消息传来：林女士在境外意外身亡，死因不明。
与此同时，他收到一个匿名邮件，里面只有一句话：“知道太多的人活不长。”
齐昊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庭院里飘落的梨花。他知道，尽管自己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这场斗争远未结束。在政协这个看似平静的港湾里，他必须继续蛰伏，等待下一次出击的机会。
而这一次，他将面对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