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忠：从佛系和尚到元朝“总设计师”，一个把忽必烈“带飞”的全能文臣
第一章 邢州少年不考科举，偏要当“跨界和尚”
公元1216年，邢州（今河北邢台）的刘家添了个男娃，老爹刘润看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家伙，心里直犯嘀咕：“咱刘家世代当小官，这娃将来要是能考个功名，混个知府当当，就算光宗耀祖了。”他没料到，这孩子后来不仅没走科举路，还剃了光头当和尚，最后竟成了蒙古帝国“建国天团”的核心成员——这娃就是刘秉忠。
刘秉忠小时候确实长了张“学霸脸”。别家孩子在巷子里追鸡赶狗时，他抱着《论语》能坐一下午；私塾先生教《诗经》，别的学生还在背“关关雎鸠”，他已经能跟先生掰扯“这首诗为啥写爱情不写治国”。十五岁那年，老爹托关系给他人了个“邢台节度使府令史”的差事，说白了就是个文书小吏，天天抄抄写写。刘秉忠干了没俩月就撂挑子了，跟老爹说：“这活儿没意思，天天抄公文，不如去山里念经。”
刘润差点没气背过去：“放着好好的官不当，去当和尚？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刘秉忠却铁了心，收拾了几件衣服就跑去找邢州天宁寺的虚照禅师。虚照禅师见这少年眉清目秀，还能背《金刚经》，就收他当了徒弟，赐法号“子聪”。刘秉忠摸着刚剃光的脑袋，心里美滋滋：“以后不用抄公文了，还能研究天文地理，这波不亏。”
可他当和尚也没按“常理出牌”。别的和尚天天打坐念经，他却把寺里的旧书翻了个遍，从《孙子兵法》到《授时历》，从《考工记》到《禹贡》，连算卦的《周易》都没放过。有次虚照禅师撞见他在院子里画地图，还标着“山川走向”“城池位置”，就问他：“子聪，你一个和尚，研究这个干啥？”刘秉忠挠挠头：“师父，我觉得念经能渡人，懂这些说不定能渡天下人。”虚照禅师叹了口气：“这孩子，怕是留不住了。”
后来刘秉忠嫌天宁寺太吵，跑到云中山隐居去了。说是隐居，其实就是找了个山洞，白天研究学问，晚上看星星算历法，偶尔还跟山下的老农唠唠种地的事。有个樵夫问他：“大师，你天天看星星干啥？能当饭吃吗？”刘秉忠笑着说：“看星星能知道节气，农夫种地不就靠节气嘛。”樵夫摇摇头：“这和尚跟别的不一样，净琢磨些没用的。”他哪里知道，这些“没用的”，后来竟成了元朝开国的“金钥匙”。
第二章 忽必烈“招聘看走眼”，捡了个“非典型谋士”
公元1247年，蒙古宗王忽必烈突然想起要“求贤”。那时候忽必烈还没当大汗，天天琢磨着“怎么比别的蒙古王爷强”，听说邢州有个海云禅师很有学问，就派人去请。海云禅师年纪大了，不想长途奔波，又听说忽必烈是个“能听进去话”的王爷，就拉上自己的徒弟——也就是刘秉忠，说：“子聪，你跟我去一趟，正好让你见见世面。”
刘秉忠一听能去见蒙古王爷，当场就答应了，还特意换了件干净的僧袍，把自己研究的天文图卷卷好揣在怀里。等见到忽必烈，海云禅师刚开口讲“因果报应”，忽必烈就打了个哈欠——不是禅师讲得不好，是忽必烈那时候更关心“怎么管汉人地盘”“怎么打胜仗”，对佛法兴趣不大。
就在海云禅师尴尬得满脸通红时，刘秉忠突然插话：“王爷，贫僧以为，治国如治田，先得知道田的肥瘦，才能种出好庄稼；先得知道百姓的需求，才能治好天下。”忽必烈眼睛一下子亮了：“哦？你一个和尚，还懂治国？”刘秉忠赶紧把怀里的图卷拿出来，指着上面的山川河流说：“王爷您看，这是邢州的地形，这里适合种麦，这里适合养蚕，要是按这个来征税，百姓不造反，王爷的钱也多。”
忽必烈越听越入迷，等海云禅师讲完佛法，他直接拉住刘秉忠：“你别跟海云禅师回去了，就留在我这儿，给我当谋士。”海云禅师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王爷有眼光，子聪这孩子，确实比老衲有用。”刘秉忠也没推辞，当场就应了——毕竟，跟在王爷身边，比在山洞里看星星有意思多了。
不过刘秉忠当谋士的方式，跟别的文臣完全不一样。别的谋士见王爷，要么穿官服，要么穿儒衫，显得恭恭敬敬；刘秉忠天天穿件僧袍，有时候甚至趿拉着布鞋就进忽必烈的帐篷，跟忽必烈盘腿坐在一起唠嗑。有次蒙古贵族塔察儿见了，就跟忽必烈说：“王爷，这和尚也太没规矩了，得让他穿官服。”忽必烈摆摆手：“子聪穿僧袍舒服，我看着也顺眼，规矩哪有办事重要？”
更有意思的是，刘秉忠还总跟忽必烈“抬杠”。有次忽必烈想在邢州搞“圈地放牧”，把汉人农民赶去别的地方，刘秉忠当场就反对：“王爷，邢州的地都是好地，放马太可惜了。您想，农民种地每年能交粮食，放马只能吃草，要是哪天打仗缺粮，马能当饭吃吗？”忽必烈琢磨了半天，觉得有道理，就取消了圈地的主意。后来邢州的官员来报，说当年粮食收成翻了倍，忽必烈拍着刘秉忠的肩膀说：“还是你靠谱，比那些只会喊‘打仗’的武将强多了。”
第三章 金莲川“猎头总监”：挖来一群“元朝顶流”
忽必烈见刘秉忠这么有本事，就跟他说：“子聪，我想建个‘人才库’，你帮我找些有本事的人来。”刘秉忠一听，当场拍胸脯：“王爷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保证找的都是‘顶流’。”
没过多久，刘秉忠就给忽必烈推荐了第一个人——张文谦。张文谦是刘秉忠的老同学，俩人小时候一起在邢州读书，张文谦精通律法，还懂民政。刘秉忠把他带到忽必烈面前，说：“王爷，张文谦能帮您管百姓，他要是当民政官，保证没人敢欺负老百姓。”忽必烈当场就给张文谦封了个“王府书记”，后来张文谦果然成了元朝的“民政专家”，还帮着制定了不少减轻赋税的政策。
接着，刘秉忠又推荐了郭守敬。郭守敬是个“理工男”，精通天文、水利，还会造仪器。刘秉忠把郭守敬带到忽必烈面前时，郭守敬直接扛了个自己做的“浑天仪”模型，给忽必烈演示怎么看星星算节气。忽必烈看得眼睛都直了，说：“这东西比蒙古的占卜准多了！”当场就让郭守敬负责“天文历法”，后来郭守敬编的《授时历》，比西方的公历还准，用了三百多年。
除了张文谦、郭守敬，刘秉忠还帮忽必烈挖了不少“人才”：比如懂兵法的董文炳，懂财政的马亨，懂教育的许衡。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元朝的“开国功臣”，而刘秉忠，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莲川幕府hR总监”。
不过挖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次刘秉忠想请许衡来当“老师”，教忽必烈的儿子读书，许衡却推辞说：“我是汉人，蒙古王爷的儿子，我教不了。”刘秉忠就亲自跑到许衡家里，跟他唠了三天三夜：“许先生，您教的不是蒙古王爷的儿子，是将来可能管天下的人。要是他懂汉人的道理，将来天下百姓就能少受点苦。”许衡被说动了，跟着刘秉忠去了忽必烈的王府。
还有一次，忽必烈想让刘秉忠推荐个“武将”，刘秉忠却推荐了个“书生”——董文炳。忽必烈纳闷：“董文炳是个书生，能打仗吗？”刘秉忠说：“王爷，董文炳虽然是书生，但他懂兵法，还能跟士兵同甘共苦。您让他带兵，比那些只会冲锋的武将靠谱。”忽必烈半信半疑，让董文炳带了一支兵去打南宋，结果董文炳不仅打赢了，还没抢百姓的东西。忽必烈高兴坏了，跟刘秉忠说：“你这‘猎头’，眼光也太准了！”
那时候金莲川幕府里，汉人、蒙古人、色目人都有，大家一开始还互相不服气：蒙古人觉得汉人“只会读书不会打仗”，汉人觉得蒙古人“只会打仗不会治国”。刘秉忠就想了个办法，搞了个“每月聚餐”，让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唠嗑。有次蒙古武将阿里海牙跟汉人谋士张易吵了起来，阿里海牙说：“你们汉人打仗不行！”张易说：“你们蒙古人治国不行！”刘秉忠赶紧端着酒过来：“阿里将军，您上次打襄阳，要是没有张易帮您筹粮，您能打赢吗？张易先生，您要是没有阿里将军保护，您能安安稳稳筹粮吗？”俩人一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当场喝了杯酒和解。
刘秉忠这“hR总监”，不仅会挖人，还会“团建”，把金莲川幕府打造成了忽必烈最靠谱的“智囊团”。后来忽必烈能当上大汗，能建立元朝，跟这个“智囊团”的帮忙，分不开关系。
第四章 汗位之争：和尚当“军事参谋”，还会“看星星算日子”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攻打南宋钓鱼城时突然去世。消息传到忽必烈耳朵里，忽必烈正在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手下的武将都劝他：“王爷，赶紧打下鄂州，再回去争汗位！”忽必烈也有点心动，毕竟汗位这东西，谁不想要？
就在这时候，刘秉忠急匆匆地跑来找忽必烈，说：“王爷，不能打鄂州了，得赶紧回北方！”忽必烈皱着眉：“为啥？我都快打下鄂州了。”刘秉忠拿出自己画的星图，指着上面的星星说：“王爷您看，这颗‘镇星’移位了，说明北方要出事。您弟弟阿里不哥在和林（蒙古都城），说不定已经开始准备当大汗了。您要是不回去，等阿里不哥站稳了脚跟，您再回去就晚了！”
忽必烈还是有点犹豫：“可我要是撤兵，南宋会不会追着打？”刘秉忠早就想好了对策：“王爷，您可以跟南宋议和，让他们给点粮食和钱，就说‘我们大汗去世了，要回去奔丧’。南宋那边也怕您，肯定愿意议和。”忽必烈觉得有道理，当场就派人和南宋议和，然后下令撤兵。
果不其然，忽必烈刚回到北方，就听说阿里不哥已经在和林召开了“忽里台大会”，自称大汗。忽必烈气得直拍桌子，刘秉忠却劝他：“王爷别生气，阿里不哥虽然当了大汗，但很多蒙古王爷都不服他。您只要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称帝，再派兵去打和林，肯定能赢。”
忽必烈问：“那我啥时候称帝好？”刘秉忠掐着手指头算了算，又看了看星图：“王爷，下个月初三是个好日子，那天‘紫微垣’明亮，适合登基。”忽必烈点点头：“行，就听你的。”
公元1260年三月初三，忽必烈在开平称帝，改元“中统”。阿里不哥听说后，气得不行，亲自带兵来打忽必烈。双方在漠北打了好几仗，忽必烈一开始没占到便宜，有点泄气。刘秉忠又来劝他：“王爷，阿里不哥的兵虽然多，但他没粮食。您只要派军队把他的粮道断了，他肯定会退兵。”忽必烈按刘秉忠的主意办，果然，阿里不哥的军队没了粮食，很快就溃败了。
后来阿里不哥走投无路，只能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看着跪在地上的弟弟，心里挺得意，跟刘秉忠说：“子聪，还是你厉害，又会看星星，又会出主意，要是没有你，我这汗位怕是坐不稳。”刘秉忠笑着说：“王爷您是天命所归，我只是帮您顺顺天意而已。”
其实刘秉忠哪会“顺天意”，他所谓的“看星星”，不过是把天文知识和军事战略结合起来了。比如他说“镇星移位”，其实是他早就听说阿里不哥在和林活动，故意用星象来提醒忽必烈；他选“初三登基”，也是因为那天天气好，适合举行仪式。可忽必烈就信这个，觉得刘秉忠“通天命”，对他更信任了。
不过刘秉忠也有“翻车”的时候。有次忽必烈想派军队去打日本，刘秉忠劝他：“王爷，日本离咱们太远，海上风浪大，不好打。”忽必烈不听，非要派军队去，结果军队刚到日本海边，就遇到了台风，几乎全军覆没。忽必烈回来后，不好意思地跟刘秉忠说：“还是你说得对，下次我听你的。”刘秉忠也没说啥，只是给忽必烈端了杯茶：“王爷，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咱们先算好天气再出兵。”
第五章 建国号“大元”：从和尚到“品牌策划总监”，给蒙古帝国换“新LoGo”
忽必烈当上大汗后，总觉得“蒙古”这个国号不太够用。那时候他已经占领了中原大部分地区，手下有很多汉人官员，汉人官员都劝他：“陛下，您现在管的是天下，不能再用‘蒙古’当国号了，得用个汉人的国号，显得正统。”忽必烈觉得有道理，就找刘秉忠来商量：“子聪，你说我该用啥国号好？”
刘秉忠早就想过这个问题，当场就说：“陛下，《易经》里有句话叫‘大哉乾元’，‘元’有‘开始’‘广大’的意思，咱们就用‘元’当国号吧。”忽必烈琢磨了一下：“大元？听起来挺大气的，就这么定了！”
公元1271年，忽必烈正式下诏，改国号为“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这一下，蒙古帝国就变成了“元朝”，从一个草原部落联盟，变成了一个中原王朝——而刘秉忠，也从一个“军事参谋”，变成了元朝的“品牌策划总监”，给这个帝国换了个“新LoGo”。
不过建国号只是第一步，刘秉忠还得帮忽必烈“搭班子”——也就是建立元朝的官制。以前蒙古帝国的官制很简单，就“万户”“千户”“百户”，管打仗还行，管治国就不行了。刘秉忠就参考汉人的官制，给忽必烈设计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御史台管监察。忽必烈一看，觉得挺清楚，当场就批准了。
有个蒙古贵族不服气，跟忽必烈说：“陛下，咱们蒙古人不用汉人的官制，以前那样挺好的。”刘秉忠当场就反驳：“王爷，以前咱们蒙古人只有几十万，现在咱们管着几千万人，要是还用老办法，肯定管不过来。就像您以前只放一百只羊，用鞭子就行；现在您放一万只羊，不得找几个牧人帮忙吗？中书省、枢密院就是您的‘牧人’。”那个贵族被说得哑口无言，再也不敢反对了。
除了官制，刘秉忠还帮忽必烈制定了“俸禄制”。以前蒙古官员没有固定工资，全靠打仗抢东西，或者向百姓要“好处费”，百姓苦不堪言。刘秉忠就跟忽必烈说：“陛下，得给官员发工资，不然他们总抢百姓的东西，百姓会造反的。”忽必烈问：“那钱从哪儿来？”刘秉忠说：“可以按土地收税，商人收商税，只要收得合理，钱就够了。”忽必烈点点头：“行，就按你说的办。”
俸禄制推行后，元朝的官员再也不敢随便抢百姓的东西了，百姓的日子好了不少。有次忽必烈微服私访，见百姓在街上摆摊做生意，笑得很开心，就跟刘秉忠说：“子聪，你这俸禄制不错，百姓不骂我了。”刘秉忠笑着说：“陛下，百姓要的不多，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会拥护您。”
这时候的刘秉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僧袍的和尚了。忽必烈觉得刘秉忠功劳太大，就劝他还俗：“子聪，你别当和尚了，我给你封官，让你娶媳妇，过正常人的日子。”刘秉忠一开始还推辞：“陛下，我当和尚习惯了，不用当官。”忽必烈不答应：“你不当官，怎么帮我管朝政？我已经给你起了个俗名，叫‘刘秉忠’，以后你就用这个名字。”
刘秉忠没办法，只能还俗。忽必烈还给他找了个媳妇——张家的姑娘，温柔贤惠。刘秉忠结婚那天，忽必烈还亲自去祝贺，跟他说：“子聪，以后你就是我元朝的大官了，可得好好干。”刘秉忠点点头：“陛下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还俗后的刘秉忠，还是保持着和尚的习惯：生活简朴，不贪财不好色。忽必烈想给他赏钱赏地，他都推辞：“陛下，我有房子住，有饭吃，够用了。”有次忽必烈硬塞给他一万两银子，刘秉忠转头就把银子分给了家乡的穷人。忽必烈知道后，更佩服他了：“刘秉忠真是个清官，别的官员都抢着要赏赐，就他不要。”
第六章 设计元大都：“首席建筑设计师”，画出北京的“第一版蓝图”
忽必烈定都大都，可大都该怎么建？没人知道。蒙古贵族们都觉得“随便建几座帐篷，再建个皇宫就行”，忽必烈却不答应：“大都要是建得不好，人家会说我元朝没本事。”这时候，他又想到了刘秉忠：“秉忠，大都的建设，就交给你了。”
刘秉忠早就研究过中原王朝的都城设计，当场就答应了。他还拉上了郭守敬，说：“守敬，你懂水利，帮我解决大都的供水问题；我来设计都城的布局，咱们俩合作，肯定能建出最好的都城。”郭守敬点点头：“行，秉忠兄，我听你的。”
刘秉忠设计元大都，有个核心原则：“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简单来说，就是皇宫在南边（前朝），市场在北边（后市），祖庙在东边（左祖），社稷坛在西边（右社）。这种布局，是中原王朝都城的“标准配置”，刘秉忠用这个布局，就是想告诉天下人：元朝是中原王朝的延续，不是外来的“蛮夷”。
可蒙古工匠不理解，跟刘秉忠说：“刘大人，皇宫为啥要建在南边？咱们蒙古人都喜欢把帐篷建在北边，晒太阳方便。”刘秉忠耐心解释：“咱们现在建的是都城，不是帐篷。皇宫建在南边，大臣上朝的时候，面朝北对着皇宫，显得尊敬；要是建在北边，大臣上朝面朝南，就成了‘背对着皇宫’，不礼貌。”工匠们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按刘秉忠的设计来建。
还有个难题：大都的水源不够。那时候大都附近只有一条永定河，水又浑又少，不够百姓和皇宫用。郭守敬就跟刘秉忠说：“秉忠兄，我觉得可以把昌平的白浮泉引到大都来，白浮泉的水干净，水量也大。”刘秉忠点点头：“好主意，你赶紧去办。”
郭守敬带着工匠，修了一条“白浮堰”，把白浮泉的水引到大都，还在大都城里修了“通惠河”，连接大运河。这样一来，大都的百姓有了干净的水，南方的粮食也能通过大运河运到大都，再也不用怕缺粮了。忽必烈看到通惠河的水哗哗地流进大都，高兴坏了，跟刘秉忠、郭守敬说：“你们俩真是我的‘左右手’，大都有了水，就活了！”
刘秉忠设计元大都，还特别注重“细节”。比如都城的街道，他设计成“棋盘状”，横平竖直，方便百姓出行；街道两旁还种了柳树，夏天能遮阴，冬天能挡风。有次忽必烈在大都的街道上散步，见百姓在柳树下乘凉聊天，就跟刘秉忠说：“秉忠，你这街道设计得不错，比和林的土路强多了。”刘秉忠笑着说：“陛下，都城不仅要能住，还得舒服，这样百姓才愿意来。”
元大都建了整整八年，公元1279年，终于建成了。这座都城，周长三十多公里，有十一座城门，皇宫、官署、寺庙、市场、民居一应俱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之一。后来明朝、清朝都以元大都为基础，改建了北京城——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最早的蓝图，就是刘秉忠画的。
忽必烈站在皇宫的城楼上，看着脚下的元大都，跟刘秉忠说：“秉忠，要是没有你，就没有这座大都。我该怎么赏你？”刘秉忠摇摇头：“陛下，能看到大都这么繁华，能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对我最好的赏赐了。”忽必烈叹了口气：“你啊，总是这么不求回报。”
第七章 佛系官员的日常：不贪财、不好色，却爱“管闲事”
刘秉忠官至“太保”，封“赵国公”，是元朝的“一品大员”，可他的生活，却比普通官员还简朴。他在大都的房子，就几间普通的瓦房，没有花园，没有假山，跟别的大官的豪宅比起来，寒酸得很。有次张文谦来他家做客，见他家的桌子还是旧的，就跟他说：“秉忠兄，你好歹是赵国公，换张新桌子吧。”刘秉忠笑着说：“桌子能用就行，换新的浪费钱。”
忽必烈知道后，想给他盖座豪宅，刘秉忠却推辞：“陛下，我一个人住几间瓦房就够了，盖豪宅没用，还得雇人打扫，麻烦。”忽必烈没办法，只能作罢。
刘秉忠不仅不贪财，还特别“爱管闲事”。有次他在街上散步，见一个蒙古士兵欺负老百姓，抢老百姓的菜篮子，刘秉忠当场就上前制止：“士兵，你是保护百姓的，怎么能抢百姓的东西？”那个士兵见刘秉忠穿着官服，不敢顶嘴，赶紧把菜篮子还给老百姓，灰溜溜地走了。老百姓感激地说：“谢谢刘大人。”刘秉忠摆摆手：“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还有一次，元朝的财政大臣阿合马想增加赋税，跟忽必烈说：“陛下，现在国库有点紧，咱们可以多收点税。”忽必烈有点心动，就找刘秉忠来商量。刘秉忠当场就反对：“陛下，现在百姓刚过上好日子，要是增加赋税，百姓又会受苦。国库紧，可以减少官员的开支，比如把那些没用的官署撤了，不用养那么多闲人。”忽必烈觉得有道理，就没同意阿合马的主意。阿合马气得不行，却不敢跟刘秉忠作对——毕竟刘秉忠是忽必烈的“红人”。
刘秉忠还特别关心“教育”。他跟忽必烈说：“陛下，要想治好天下，得先让百姓有文化。咱们可以在大都建所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忽必烈点点头：“行，你去办吧。”刘秉忠就建了“国子学”，请许衡当老师，教蒙古贵族和汉人子弟读书。有次忽必烈去国子学视察，见学生们在朗诵《论语》，高兴地说：“秉忠，你这主意好，以后咱们元朝的人，都能读书识字了。”
不过刘秉忠也有“头疼”的时候——他的儿子刘兰。刘兰小时候很调皮，不爱读书，总喜欢跟别的小孩打架。刘秉忠就亲自教他读书，还跟他说：“兰儿，你爹以前是和尚，没读过多少书，你得好好读书，将来帮陛下治国。”刘兰听了，就开始认真读书，后来还成了元朝的“礼部尚书”，跟刘秉忠一样，成了个清官。
刘秉忠的妻子张氏，也是个贤惠的人。她知道刘秉忠不爱花钱，就自己织布做饭，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有次忽必烈的皇后察必想给张氏送些珠宝，张氏却推辞：“皇后娘娘，我家里有衣服穿，有饭吃，珠宝对我没用，您还是送给需要的人吧。”察必皇后叹了口气：“刘大人和夫人，真是一对清官夫妻。”
第八章 一生落幕：忽必烈哭了，大都百姓罢市送行
公元1274年，刘秉忠陪忽必烈去上都（也就是以前的开平）避暑。那时候刘秉忠已经五十八岁了，身体不太好，路上受了风寒，到了上都就病倒了。忽必烈很着急，派了最好的太医去给刘秉忠看病，还天天去看望他。
有天刘秉忠清醒过来，跟忽必烈说：“陛下，我可能不行了。我死后，您要好好待百姓，别轻易打仗，别增加赋税。大都的建设，您要让郭守敬接着办；国子学，您要让许衡接着管。”忽必烈握着刘秉忠的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秉忠，你别说话，好好养病，你还得帮我管朝政呢。”
可刘秉忠的身体越来越差，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忽必烈听到消息后，当场就哭了，跟身边的大臣说：“秉忠跟着我三十多年，没要过一点赏赐，没犯过一点错，现在他走了，我少了个能跟我唠知心话的人。”
忽必烈下令，把刘秉忠的灵柩运回大都，按照“一品大员”的规格下葬，还追赠他为“太傅”，谥号“文贞”（后来元仁宗又改谥号为“文正”，这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荣誉）。
刘秉忠的灵柩运回大都那天，大都的百姓都出来送行，有的甚至罢市，站在街道两旁，哭着喊“刘大人”。有个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灵柩前，说：“刘大人，您帮我们建了大都，帮我们减了赋税，我们还没来得及感谢您，您怎么就走了？”
刘秉忠被葬在了大都的西南郊（今北京卢沟桥附近）。后来忽必烈每次路过刘秉忠的墓地，都会停下来祭拜，跟他说：“秉忠，我听你的话，没轻易打仗，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你可以放心了。”
刘秉忠的一生，堪称“传奇”：从邢州的少年书生，到云中山的佛系和尚；从忽必烈的“非典型谋士”，到元朝的“总设计师”；他没打过仗，却帮忽必烈坐稳了汗位；他没学过建筑，却设计了元大都；他没当过“品牌策划”，却给蒙古帝国换了“大元”这个国号。
有人说，刘秉忠是“元朝第一文臣”；也有人说，他是“把草原帝国拉进文明时代的人”。但对刘秉忠自己来说，他可能只是想“渡天下人”——就像他当年在云中山当和尚时说的那样。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本事、有担当，能为百姓做事，就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就像刘秉忠，一个和尚出身的文臣，却用自己的智慧，改变了一个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