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区办公室的工作初步打开局面后，伊拉向刘副主任和王专员请示，希望有机会能经常下到试点公社去，跟踪情况，发现问题，确保试点工作不脱离实际。这个请求合情合理，很快得到了批准。伊拉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调研时间。
她第一个返回的，自然是红星公社。
这次回去，她带着地区工作人员和“技术顾问”的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带着在地区工作后产生的新问题和思考。她想知道，在更大的政策背景下，红星公社的经验哪些具有普适性，哪些可能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在“伊拉模式”的光环下，是否隐藏着新的、未被察觉的挑战？
张书记、春杏、石头等人热情地接待了她。没有过多的寒暄，伊拉直接扎进了田间地头、沼气站点和社员家里。
她发现，红星公社在成功之后，确实面临一些新问题。比如，由于名声在外，参观考察的人增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社的接待负担，分散了干部精力；部分社员在初步富裕后，产生了“小富即安”的思想，对进一步学习新技术、尝试新产业的动力有所减弱；沼气系统运行数年，部分设备开始老化，维护和更新换代需要投入，资金从哪里来？
伊拉与张书记等人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她建议，接待考察可以尝试“标准化”和“课程化”，将其转化为培训和学习的机会，甚至可以考虑收取少量的培训费，以弥补接待成本并促进经验的有效传递。对于社员动力问题，可以引导他们关注更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如更好的教育、医疗、环境卫生），从而激发新的奋斗动力。至于设备更新，则可以探讨从集体积累中拿出一部分，或者尝试与农技部门合作，争取一些技术改造项目支持。
这些讨论，已不再是简单的技术指导，而更多地涉及社区治理、持续激励和长远规划。伊拉将在地区接触到的更宏观的视角和信息，带回了红星，与基层的智慧进行碰撞，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同时，她也将在红星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带回地区办公室，作为调整和优化试点方案的重要依据。她意识到，红星公社这个“实验室”，需要不断深化，从成功经验的“展示窗”，进化成应对新挑战的“探路者”。
除了红星，伊拉也密切关注着另外两个重点案例——柳林公社和前进大队。
她前往柳林公社调研时，老马书记兴致勃勃地带她去看新扩展的“桑基鱼塘”和配套的沼气池。柳林的经验在“资源巧用”上越走越远，形成了更复杂的生态循环系统。但老马也私下向伊拉吐露了烦恼：规模扩大后，管理跟不上，特别是对水质监测、鱼病防治等技术要求更高的环节，感觉力不从心；另外，随着经济效益显现，公社内部关于收益分配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
而在前进大队，赵永强则带着伊拉看了他们在石头山上新开垦的梯田里试种的药材。前进大队在社区凝聚力强的优势下，开始尝试更高附加值的种植业。但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市场：药材种出来了，卖给谁？怎么卖个好价钱？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是制约他们发展的最大瓶颈。
伊拉仔细记录了这些情况。她意识到，“伊拉模式”的推广，绝不能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柳林需要的是管理提升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前进需要的则是市场对接和信息支持。她在内心调整着对“韧性”的理解——社区的韧性，不仅体现在应对自然风险和生产挑战上，也体现在应对管理复杂性和市场波动性上。
回到地区办公室，她将这些来自一线的、鲜活而具体的问题，融入到了试点方案的细化之中。她建议，对柳林类型的公社，试点重点应放在“精细化管理和生态农业升级”上；对前进类型的社区，试点重点则应侧重于“产业选择指导、技能培训和市场渠道开拓”上。
她的方案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扎根于不同土壤的、具有极强针对性的“操作指南”。当她把这份修改后的、更加丰满和务实的方案再次提交给刘副主任时，刘副主任的态度已然不同，他认真地看了很久，然后说：“小伊，这次的材料，很扎实，考虑得很周全。我看，可以正式提交给王专员和班子会议讨论了。”
伊拉知道，她的“三把火”，经过迂回和深耕，终于开始真正点燃了。而她与系统的征途，也在这连接上下、贯通左右的复杂网络中，进入了更富挑战也更具成就感的阶段。她的系统界面，那关于“助力五个公社”的主线任务进度条，虽然缓慢，但坚定地向前挪动了一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