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里的粽子煮得咕嘟响，水汽顶得锅盖不停颤动，偶尔有几滴热水溅出来，在灶台上烫出细小的白印。李振邦坐在小马扎上剥蒜，蒜皮沾在指腹上，辛辣味钻进鼻腔，他下意识皱了皱眉——这味道让他想起审讯室里的碘酒味，两种刺激的气味混在一起，竟有些恍惚。
安安在林淑娴怀里哼唧起来，小脑袋在她胸前蹭来蹭去。“是不是饿了？”李振邦擦干净手，接过孩子。小家伙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小肚兜，是林淑娴用自己的旧汗衫改的，布料软得像云朵。他把安安贴在胸口，手掌托着孩子的屁股，这个姿势是前世看同事抱孩子学的，没想到现在用得熟练。
“你抱得比我还稳。”林淑娴笑着起身，掀开锅盖。粽叶的清香裹着肉香涌出来，她用筷子戳了戳粽子，糯米已经煮得发黏：“再焖十分钟，肥油都化在米里，吃着不腻。”
窗外的天色暗得快，乌云从黄浦江方向压过来，风裹着雨星子砸在玻璃上，发出“噼啪”声。邻居家的收音机开得很大，程派京剧《锁麟囊》的调子飘进来，又被突然响起的新闻打断：“各位听众，现在播报重要新闻——朝鲜停战谈判今日恢复，我方代表提出合理建议，争取早日实现和平......”
岳母端着洗衣盆从外面进来，裤脚溅得全是泥点。“这天说变就变，”她把盆放在门口，拿起竹竿晾衣服，“街道下午来通知，有婴儿的家庭明天去登记，能领半斤白糖、十尺布票。白糖是上海糖厂的，布票是市纺织局印的，上面有红印章，假不了。”
李振邦低头看安安，小家伙正盯着他的衬衫纽扣看，小手伸过来想抓。“布票正好给安安做夏衣，”他轻声说，“现在穿的肚兜太短了，再过几天就露肚脐了。”
林淑娴点头，从针线筐里拿出块蓝布：“这是上次张阿婆送的，劳动布，耐洗。我想着做两件小褂子，再缝个小肚兜，省得总换。”
正说着，外面的雨下大了，雷声轰隆隆滚过头顶。安安被吓得一哆嗦，小嘴一撇要哭。李振邦赶紧捂住孩子的耳朵，哼起前世母亲哄他的苏北小调：“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
安安的哭声止住了，眼睛半睁半闭，小手抓着李振邦的衣领。林淑娴点亮煤油灯，昏黄的光把三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她拿起针线，开始缝衣服，针脚细密均匀——这手艺是她当姑娘时跟着母亲学的，那时家里穷，衣服破了都是自己补。
“今天去街道，张阿婆说她儿子月底就能回来。”林淑娴穿针引线，“街道给安排了码头仓库的工作，管登记货物进出，月薪四十二块，还管一顿午饭。”
李振邦心里替张阿婆高兴。去年冬天，张阿婆儿子在朝鲜负伤被俘的消息传来，老人哭了好几天，现在终于能团聚了。他想起审讯时遇到的那些敌特，同样是人，有人为了家国流血，有人却为了私利破坏，两种选择，两种人生。
雨下到后半夜才停。第二天清晨，李振邦骑车上班时，空气里满是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子被洗得发亮，几个里弄干部正往墙上贴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画，画上面是个穿工装的工人，手里拿着扫帚，旁边写着“除四害，讲卫生，保健康”，红漆字很醒目。
局里大院里，几个年轻警员正在练擒拿，蓝布制服的后背全湿透了。老吴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个文件夹，看见李振邦，赶紧跑过来：“振邦，出事了！南京路百货公司查出假布票了！”
技术科的小平房里，老刘正趴在桌上用放大镜看布票。见李振邦进来，他推了推眼镜，把两张布票放在一起：“左边是真的，右边是假的。你看真票的纸张，里面混着棉纤维和麻纤维，对着光看能看见细小的丝；假票用的是普通木浆纸，摸起来发滑，还容易破。”
他又拿出碘酒，往两张布票上各滴了一滴：“真票的油墨是进口快干型，碘酒擦不掉；假票用的是普通印油，一擦就花。”碘酒划过假布票，上面的“上海市纺织局”字样果然晕开了，变成模糊的蓝黑色。
“谁发现的？”李振邦拿起假布票，对着光看——假票的印花模仿得很像，连编号的字体都差不多，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
“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小王，”老吴说，“她卖布的时候，觉得布票手感不对，就扣下来了。那个顾客是个女工，叫陈桂英，说是从黑市上换的，花了三块钱，想给孩子做新衣服。”
三块钱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十天的工资。李振邦皱了皱眉：“陈桂英在哪？带来问话了吗？”
“在审讯室呢。”老吴递过一杯水，“小孙正在问，她说是通过邻居介绍，在闸北区的‘利民杂货店’后院交易的，接头的是个戴草帽的男人，看不清脸，只知道左手小指少了一截。”
又是左手小指少了一截！李振邦心里一沉——李德明虽然死了，但他的同伙还在活动。“立即派人去‘利民杂货店’，先摸点，别打草惊蛇。”他拿起假布票，“老刘，能不能从油墨和纸张判断，假票是在哪印的？”
老刘点头：“纸张是上海造纸厂的‘工农牌’，很常见；油墨是‘英雄牌’印油，一般印刷厂和文印室都有。不过假票的印刷精度很高，得用至少四开的油印机，普通小作坊没这设备。”
李振邦让老刘把假布票的特征记录下来，发给全市各印刷厂和文印室，同时让小孙带着人去闸北区摸点。他自己则去了审讯室，想从陈桂英那里问出更多细节。
审讯室里，陈桂英坐在椅子上，双手绞在一起，眼睛红红的。她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手指上有很多老茧——一看就是常年干活的工人。
“你再想想，那个戴草帽的男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李振邦坐在她对面，语气很缓和，“比如说话的口音，或者身上的味道？”
陈桂英抬起头，眼泪掉了下来：“我...我没敢多看。他让我把钱放在墙角的砖缝里，然后自己去拿布票，全程没说话。我只闻到他身上有股油墨味，跟我们厂里文印室的味道一样。”
“你们厂？哪个厂？”
“国棉十七厂，我在织布车间。”
李振邦心里一动——国棉十七厂是上海最大的棉纺织厂，有自己的文印室，会不会和假布票有关？他让记录员把陈桂英的口供整理好，然后带着老吴去了国棉十七厂。
国棉十七厂在杨树浦，厂区很大，机器的轰鸣声几里外都能听见。厂长周桂兰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件灰色列宁装，短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很干脆：“李科长，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正想向公安局反映情况呢，上个月工会发布票，少了五张，查来查去都没找到下落。”
她把李振邦带到工会办公室，工会主席老马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记册：“你看，这是上个月的布票发放记录，每个工人签字领票，都有记录。但我们核对库存时，发现少了五张，编号是0312-0316，当时以为是登记错了，就没深究。”
李振邦翻到那一页，上面的签名都很工整，没有涂改的痕迹。“上个月有没有人离职或者调走？特别是负责发放布票的人。”
“有两个，”周厂长说，“一个是工会宣传干事赵秀英，调到文化局去了；另一个是厂办文印员刘玉兰，说是母亲病重，要回乡照顾，上个月十五号走的。”
“赵秀英？”李振邦心里一紧——这个名字他很熟悉，是李德明的养女，之前因为假侨汇券案被处理过。“刘玉兰的档案在哪？我们要看看。”
厂办的人事档案室里，刘玉兰的档案很简单：二十六岁，江苏启东人，丈夫是国棉十七厂的工人，1951年工伤去世，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1950年进厂当文印员，负责油印文件和简报，工作表现一直不错。
“刘玉兰平时和谁走得近？”李振邦问人事科长。
“没什么特别近的人，”科长想了想，“她话不多，每天下班就回家，说是要照顾女儿。上个月她说母亲在启东病重，非要辞职，我们挽留了好几次，她都不同意。”
李振邦和老吴来到文印室。文印室不大，靠墙摆着两台“上海牌”油印机，桌上堆着很多文件和印油。新来的文印员小王正在油印通知，手上沾满了黑色油墨。
“小王，你刚来，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李振邦问。
小王摇摇头：“没什么不对劲的，就是废纸篓里有很多揉皱的草稿纸，上面有数字，我以为是之前的文印员留下的，就没在意。”
李振邦走到废纸篓前，蹲下来翻看。里面的草稿纸大多是油印文件的废纸，但有几张上面有模糊的数字印记，是用铅笔写的，数字是“0312”“0313”——正好是失踪布票的编号！他小心地把这些草稿纸收进证物袋，对老吴说：“刘玉兰有问题，立即联系启东公安局，查她的下落。”
回到局里，老刘对草稿纸进行了鉴定：“上面的铅笔印记，和布票编号的字体一致，应该是练习书写编号时留下的。而且纸上有‘英雄牌’印油的残留，和假布票的油墨成分一样。”
第二天，启东公安局传来消息：刘玉兰确实回了启东，但她母亲早在1949年就去世了，现在住在启东县城的向阳街，租了一间小平房，经常有陌生人来找她。
“立即出发去启东。”李振邦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跟林淑娴打了个电话——电话是里弄的公用电话，需要手摇，接通后声音很模糊。
“我去启东出差，可能要两三天回来。”李振邦说。
“小心点，”林淑娴的声音带着担忧，“安安昨天有点咳嗽，我带他去卫生院看过了，医生说是受凉，开了点药。”
“别担心，妈会帮忙照顾的。”李振邦挂了电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作为父亲，他连孩子生病都不能在身边。
启东县城不大，向阳街是条老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平房。李振邦和老吴在刘玉兰住处对面租了间房子，从窗户里能清楚地看到她的房门。
第一天没什么动静。第二天傍晚，一个戴草帽的男人走进了刘玉兰的家，手里提着个黑色的布包。半个小时候后，男人出来了，布包鼓了起来。李振邦用望远镜盯着男人——他左手小指确实少了一截，走路有点跛，像是受过伤。
“就是他！”老吴低声说，“和陈桂英描述的一样。”
男人走后，刘玉兰也出门了，提着个竹篮，去了镇上的邮局。李振邦和老吴跟过去，看见她寄了一个包裹，收件地址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123号，王收”——这是个死信箱，之前破获的敌特案里出现过。
“收网！”李振邦下令。
便衣们冲上去，把刘玉兰按在邮局门口。她挣扎着想去扔竹篮里的东西，老吴一把夺过——里面是个笔记本，记着假布票的交易记录，还有几张没卖出去的假布票。
审讯室里，刘玉兰一开始不肯说话，直到李振邦拿出她女儿的照片——照片是从她住处搜出来的，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笑得很开心。
“妞妞现在在镇上的幼儿园，”李振邦说，“如果你配合，我们会安排人照顾她；如果你不配合，她就只能去孤儿院。”
刘玉兰的眼泪掉了下来：“我说...我说。那个戴草帽的男人叫宋志强，大家都叫他‘老宋’，是台湾保密局的人，负责假票证的印刷和销售。他让我在国棉十七厂当文印员，趁机偷布票的样本，然后模仿着印假的。”
“假布票是在哪印的？”
“在启东县城的一个废弃油坊里，有两台油印机，是老宋从上海运过来的。”刘玉兰说，“我们计划在秋收前印一万张假布票，在上海和周边城市流通，搅乱市场。”
李振邦让启东公安局去废弃油坊搜查，果然找到了两台油印机和大量假布票，还有印版和油墨。而“老宋”宋志强，也在第二天被抓获——他躲在启东乡下的一个亲戚家，正准备逃往台湾。
从宋志强的住处，搜出了一本密码本，里面记着敌特组织的联络方式和人员代号。李振邦翻开一看，一个代号“杜鹃”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代号在去年破获的敌特电台案里出现过，当时只抓到了“夜莺”，“杜鹃”一直没找到。
“宋志强，‘杜鹃’是谁？”李振邦在审讯室里问。
宋志强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杜鹃’是我们的上级，负责协调上海的所有敌特活动。我只见过他一次，戴着口罩，听声音像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李振邦意识到，这个“杜鹃”才是真正的大鱼。他立即组织人手，根据密码本上的线索，在上海展开排查。经过三天三夜的工作，终于锁定了“杜鹃”的身份——市纺织局的退休干部张松林，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特务，一直潜伏在上海。
抓捕张松林那天，正好是安安的满月。李振邦在抓捕现场，看着张松林被戴上手铐，心里松了口气。他拿出手机——1952年还没有手机，是他前世的习惯，总是想第一时间和家人分享消息。
晚上回到家，林淑娴和岳母正在准备满月酒，桌上摆着几个菜：炒青菜、鸡蛋羹、红烧肉，还有一碗长寿面。安安穿着新做的蓝布小褂子，躺在摇篮里，睡得很熟。
“回来了？”林淑娴走过来，帮他接过外套，“案子办完了？”
“办完了。”李振邦抱起安安，在孩子的脸上亲了一下，“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安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