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铁窗后的对峙:二十年的“少年”与生锈的手铐
审讯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刘默坐在铁椅上,双手被铐在桌沿,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穿着囚服,头发乱糟糟地贴在额前,眼镜片后的眼睛却异常平静,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深湖。
凌峰推开门时,他甚至微微抬了抬下巴,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凌队,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要等我把‘土拨鼠案’的卷宗全烧了才肯露面。”
桌上摊着刘默的档案:警校优等生,连续三年拿奖学金,射击、格斗全优,毕业时被省厅点名要走,却主动申请调回这个偏远的县级分局——理由是“想离父亲的墓地近一点”。
“你父亲的墓地在烈士陵园,离分局二十公里。”凌峰把一杯温水推到他面前,“而张建军的砖窑,离分局只有五公里。你调来这里,不是为了扫墓,是为了等他出狱,对吗?”
刘默没碰水杯,目光落在凌峰胸前的警徽上,眼神突然变得锐利:“1987年,我父亲郑老(原名郑阳,后化名老郑)被埋在冻土下的时候,你们在哪里?2013年,张建军帮着郑明偷挖金矿,把我父亲的骸骨扔进砖窑烧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
“张建军不是主谋,是被郑明胁迫的。”凌峰的声音有些干涩,“他女儿小雨患有白血病,郑明用医药费威胁他……”
“所以他就可以把我父亲的骨头当柴火烧?”刘默猛地拍向桌子,手铐撞在铁桌上,发出刺耳的响声,“我在技术科看了六年前的现场照片,张建军家墙上挂着小雨的照片,笑得那么甜。可我父亲呢?他连一块完整的墓碑都没有!”
凌峰沉默了。他想起刘默在“土拨鼠案”里做的手脚:故意隐藏门框阴影里的人影(其实是他自己在偷拍张建军家的照片),在砖窑现场“漏掉”那枚带血的铁锹(郑明当年杀人的凶器,被张建军偷偷藏在砖窑夹层里),甚至在审讯记录里篡改张建军的口供,把“郑明胁迫”改成“自愿参与”——他想让张建军死,想用法律的刀,替父亲砍断那根“助纣为虐”的稻草。
“你藏在张建军家照片里的警徽,是故意留给我的线索。”凌峰看着刘默的眼睛,“你知道我会翻旧案,知道我会发现你父亲的真相。你一步步引导我找到冻土下的骸骨,找到郑明的团伙,甚至……故意在审讯室留下那半张录取通知书。”
刘默的肩膀微微一颤。桌角的垃圾桶里,扔着半张泛黄的纸,是1987年省警校的录取通知书,收件人是“郑阳”,照片上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眼神明亮,像雪山上的太阳。
“我父亲当年考上了警校,却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放弃了录取资格,留在林区当看守员。”刘默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哽咽,“他总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穿上警服,替他看看‘正义是什么样子’。可我穿上警服后才发现……正义有时候会迟到,有时候,甚至会被埋在冻土下,被砖窑烧成灰。”
2. 月光下的录取通知书:两个“少年”的隔空对话
拘留所的探视室里,月光从铁窗照进来,落在刘默和张建军之间的玻璃上,像一道冰冷的墙。
张建军瘦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穿着囚服坐在轮椅上——上次在砖窑被刘默用铁锹砸伤了腿,落下终身残疾。他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凌峰带来的排骨汤,是小雨熬的。
“小雨……还好吗?”张建军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她的白血病复发了,正在医院化疗。”刘默的目光落在保温桶上,“她给你写了封信,说‘爸爸不是坏人,是被坏人逼的’。”
张建军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他想起六年前那个雪夜,郑明把小雨的病历摔在他脸上,说“不帮我挖金矿,你女儿就等着烂在医院里”。他想起自己在砖窑里藏郑明的铁锹时,心里默念的是“等小雨病好了,我就去自首,把一切都说出来”。可他没等到那一天,刘默的出现,像一场提前到来的雪崩,把他所有的侥幸都埋在了砖窑的灰烬里。
“对不起。”张建军对着玻璃那头的刘默,深深鞠了一躬,“我对不起你父亲,也对不起小雨……我本该早点说出真相的。”
刘默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贴在玻璃上。照片是他用手机拍的:烈士陵园里,郑老的墓碑前放着一束白菊,墓碑上刻着一行字——“郑阳(1962-1987),警校未录取学员,护林员,父亲”。照片的角落,还放着那半张录取通知书,旁边用红笔写着:“爸,我替你穿上警服了。”
“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刘默的声音很轻,“我会在法庭上说出所有真相,包括我篡改证据、伤害你的事。我会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我不后悔。”
张建军看着照片上的录取通知书,突然想起自己女儿的愿望。小雨说,等病好了,想当一名医生,“治好所有像爸爸一样被坏人欺负的人”。
“刘警官,”张建军擦干眼泪,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是我藏在砖窑里的东西,本来想等小雨病好了,交给警察。现在……交给你吧。”
信封里是一沓泛黄的纸,是郑明团伙偷挖金矿的账本,还有一张老照片:1987年的雪山下,郑老(郑阳)和五个年轻人站在一起,手里举着警校的录取通知书,笑得比阳光还灿烂。照片背面,郑老用铅笔写着:“等小雨长大了,告诉她,这个世界上,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3. 归来仍是少年:警徽与白大褂的约定
三个月后,法院开庭审理“金矿谋杀案”和“土拨鼠案”。刘默因“伪造证据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张建军因“胁从犯”“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考虑到他主动交出账本、且小雨需要照顾,法院酌情从轻处理。
凌峰去监狱看刘默那天,阳光很好。刘默穿着囚服,正在操场看书,是一本《刑法学原理》。
“小雨的白血病稳住了,社会捐款凑够了骨髓移植的费用。”凌峰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小雨画的画:一个穿着警服的叔叔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小女孩,站在雪山前,雪山下有一块墓碑,上面写着“郑阳之墓”。
刘默接过画,手指轻轻摩挲着画上的警徽和白大褂,眼眶红了:“替我谢谢小雨。”
“她让我问你,五年后能不能去医院看她。”凌峰笑了笑,“她说想让你看看,‘治好坏人欺负的人’是什么样子。”
刘默低下头,肩膀微微耸动,像个迷路的少年。阳光落在他的书页上,照亮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条款旁,他用红笔写着一行小字:“正义不是复仇的刀,是照亮冻土的光。”
凌峰想起老郑(郑阳)在信里写的那句话:“冻土会记住罪恶,而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或许答案,就藏在两个少年的约定里:一个穿着警服,在铁窗后重新学习“正义”的重量;一个穿着白大褂,在病房里相信“善良”的力量。他们都曾被仇恨的冻土掩埋,但最终,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让阳光照进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离开监狱时,凌峰的手机响了,是赵鹏打来的:“凌队,省厅刚才来电话,说要给你记功,表彰你破获了三十五年前的悬案!”
“功就算了。”凌峰看着监狱高墙外的天空,云很白,像少年时叠的纸飞机,“帮我把老郑的录取通知书裱起来,挂在分局的荣誉室里吧。告诉新来的年轻警察,这枚警徽的重量,不止是法律,还有那些没能穿上它的人,心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