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上午,香港中环德辅道中被暑气裹着——叮叮车的“叮叮”声撞着骑楼立柱,黄包车夫的粗布褂子浸着汗,街边茶楼飘出的铁观音香混着海风的咸腥味,在车水马龙里绕了个圈。华润公司三楼总经理办公室内,五十三岁的赵国栋刚挂了下属的电话,听筒还没放回黑色胶木座机,门外就传来三声不轻不重的叩门,节奏稳得不像年轻人的手笔。
“请进。”赵国栋抬手理了理深灰色西装的领口,指尖蹭到一点钢笔水——方才批文件时沾的,他顺手在桌角的白瓷杯沿擦了擦,杯里的龙井已经凉了半截,茶叶沉在杯底打卷。
门轴“吱呀”响了声。最先进来的少年看着不过十八,浅灰色中山装的袖口扣得严丝合缝,手里攥着份文件,边角被指尖磨得发毛,却没一点褶皱。他身后跟着两人:一个拎公文包的律师,西装口袋插着的钢笔是派克51型,一看就是常年跟文件打交道的;另一个老者约莫六十岁,金丝眼镜滑在鼻梁中段,藏青色长衫的下摆沾了点尘土,手里提的旧皮箱边角磨出了毛边,侧面还贴着张泛黄的船运标签,印着“汉堡—香港”的模糊字迹。
“赵总,久仰。”少年的声音清亮,却没半分怯场,目光扫过办公室墙上挂的香港地图,落在“九龙油麻地”的标记上,才收回视线,“我是陈东,东兴实业的。这位是沈教授,早年在德国读药物化学,专做中药材鉴别;旁边是刘律师,负责我们的合作协议。”
赵国栋起身时,目光在沈教授手上顿了两秒——老者的指甲缝里嵌着点浅棕色的药材碎末,指节上有常年握药碾子磨出的薄茧,倒真像个泡在药堆里的老学究。他伸手虚引:“坐,都坐。桌上有凉白开,刚冰过的。”
陈东没急着喝水,把手里的文件推到赵国栋面前,封面上“东兴堂药房药材采购清单”几个字,是用毛笔写的小楷,笔锋挺括。“赵总,东兴打算在全港开一百二十家‘东兴堂’药房,缺个靠谱的药材供应渠道。这是首月的采购量,您先过目。”
赵国栋捏着文件的牛皮纸封皮,指尖刚碰到内页,眼神就沉了沉——
“特级宁夏枸杞:首月2000斤,后续每月递增500斤;长白山六年生野山参:首月500斤,须带完整参须,断须不超3根;岷县特等当归:首月1500斤,只要凤头归,尾须长度不超过2厘米;陇西黄芪:800斤,切片厚度3毫米,断面要有放射纹……”
每一行后面都跟着红笔标注的“验收标准”,细得连枸杞的颗粒直径都写了“不小于0.8厘米”。赵国栋还没开口,沈教授已经把旧皮箱放在桌上,“咔嗒”打开——里面垫着深蓝色绒布,摆着一套黄铜药筛,筛网的孔眼细得能漏过米粉,筛柄上刻着“光绪年制”的小字,拿出来时,筛底还沾着点浅棕色的当归粉。
“赵总要是不放心,咱们可以当场验。”沈教授扶了扶滑下来的金丝眼镜,声音里带着点德国留学回来的腔调,“就说这枸杞,我们只要六月中下旬的头茬芽——那时候的枸杞多糖含量最高,过了七月就差味了。”他从皮箱侧袋掏出个巴掌大的仪器,金属外壳有点氧化,接通电线后,指示灯亮了暖黄色的光,“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成分检测仪,虽比不上实验室的精密,但测个多糖、皂苷含量,误差不超过0.5%。”
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纸包,倒出几粒红透的枸杞,放进仪器的检测槽里。吊扇在头顶“嗡嗡”转着,把茶香吹得满室飘,一刻钟后,沈教授取出张手写的报告,递到赵国栋面前:“您看,这批是我昨天从药材行拿的样品,多糖含量9.8%,刚好够我们的标准;要是华润的货能达到这个数,我们就认。”
陈东在旁边补充,手指轻轻敲着桌沿,节奏均匀:“我们要做‘壮阳丸’,都是按古方改良的,药材差一点,药效就差一截。首月先订这些,要是合作顺,后续还要加熟地、川芎、白芍,二十多种呢。”
赵国栋指尖在算盘上拨了拨,算珠碰撞的“噼啪”声混着窗外的车声,没一会儿就停了——首月采购额,二十二万港币。这在1958年的香港药材生意里,算是一笔大单了。他抬眼看向陈东,语气里带了点探询:“量这么大,你们怎么保证每次到货都合格?总不能每次都让沈教授跑一趟吧?”
“沈教授会常驻香港,每月华润送货,他都去仓库抽检。”陈东笑了笑,从刘律师手里接过一份协议,推了过去,“要是检出不合格的,整批退回,运费算华润的;要是连续三次合格,我们还能把后续的采购量再提一提——半年内,争取做到每月八十万。”
这话让赵国栋的眼神亮了亮。他翻着协议,条款写得清楚,没有含糊的地方:东兴不跟其他供应商合作,华润保证药材品质,价格比市场价低5%,账期一个月。谈判没绕弯子,一个小时就定了——首月二十二万,三个月后增至五十万,半年到八十万,当天签协议,三日后送货。
临走时,赵国栋亲自送他们到楼梯口,特意拉住沈教授的手,语气热络:“沈教授,您这鉴别手艺真是绝了,改日我请您去陆羽茶室喝茶,还得请教请教怎么辨野山参和园参。”
沈教授笑着应了,眼镜后的目光没什么波澜——没人知道,这副“老学究”的皮囊里,装着超越时代的药材知识库。
三人刚走出华润大楼,就被街边的热浪裹住。刘律师小声问:“陈董,二十二万的采购,会不会太冒进了?”
陈东没回头,看着远处叮叮车的黄色车身,语气笃定:“华润是靠谱的渠道,药材品质有保证;再说,有沈教授在,不怕他们以次充好。一百二十家药房下个月就要开业,现在不囤货,到时候只能空架子。”
三日后,湾仔的“民记茶餐厅”里,风扇吹着热空气,《星岛日报》的财经记者林文斌咬了口菠萝油,酥皮掉在笔记本上。邻桌两个穿短打的药材商正聊得热闹,声音没压低:
“你听说没?东兴堂这次手笔大得很,从华润订了二十二万的药材!”
“何止啊,还请了个南洋归国的老教授,据说能用电仪器测药材成分,差一点都不要!”
“他们要开一百二十家药房,全港铺开,这是要抢同仁堂的生意啊!”
林文斌赶紧用铅笔头在笔记本上写,“东兴”两个字被圈了又圈,旁边画了个问号——这家突然冒出来的公司,又做报纸又开药房,背后到底是什么来头?
同一时间,东兴办公室里,周明正拿着份报表,站在陈东面前:“华润的首批药材下午就到元朗仓库,沈教授已经去等着了;另外,油麻地的新厂房,印刷设备安装了一半,下个月就能试机。”
陈东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熙攘的人群——穿长衫的老人,穿西装的商人,拎着菜篮的主妇,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他指尖轻轻敲着玻璃,心里清楚:药房、报社、印刷厂,第一步已经踩稳了,接下来,该轮到金刚烷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