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善水最后一次清点手中的信封，每个信封里装着三千元，那是二十个山区孩子下学期的学费。他仔细核对名单，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一个名字。三十七岁的他做这件事已经十一年，熟练得如同呼吸。
“王小花，六年级，三千元；陈铁柱，初一，三千元……”他低声念着，声音因胃部持续的疼痛而微微发颤。
妻子杨小芸抱着六个月大的女儿站在门口，眉头微蹙：“这次不能等身体好点再去吗？医生说你的胃需要马上做详细检查。”
林善水勉强笑了笑，额上渗着细密的汗珠：“山区开学早，等检查做完就耽误孩子们报名了。这次是最后一次亲自送，我保证。”
这承诺他已许下多次，杨小芸不再相信，却也不再阻拦。她知道，对那些孩子而言，丈夫是救世主；而对丈夫而言，那些孩子是他活着的意义。
林善水将信封整齐地塞进破旧的公文包，这个包陪他跋涉了无数山路，边角已磨得发白。作为曾经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他本可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十一年前，一场在山区小学的义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看到那些因贫困即将辍学的孩子，他当晚便将演出费全部换成学费，资助了十个孩子。从那以后，他再没有为自己活过。
杨小芸递上一杯温水，看他服下止痛药。她爱这个男人，爱他的善良，却也暗自怨恨这份吞噬了他、也吞噬了全家生活的善良。他们住在城郊不足四十平米的廉租房，女儿出生的费用还是向朋友借的。林善水所有的演出收入，几乎都变成了远方孩子们书包里的课本和作业本。
“我三天后就回来。”林善水轻吻妻子的额头，又摸了摸女儿柔嫩的脸颊，然后转身步入黎明前的黑暗中。
他没能履行三天后回家的承诺。在送往最后一个村子的路上，林善水晕倒在崎岖的山路上。村民们将他送到县医院，随后转往省城。诊断结果残酷至极：晚期胃癌，已广泛转移。
医院的墙壁苍白得像葬礼上的布幔。林善水躺在病床上，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是那个曾经在舞台上怀抱吉他、眼神明亮的歌手。化疗耗尽了他最后的气力，也耗尽了这个家微薄的积蓄。
“王医生的意思是，有一种靶向药，可能有效……”杨小芸声音微弱，不敢看丈夫的眼睛。
“多少钱？”林善水问。
“一个疗程三万多，不在医保范围内。”
病房里一片沉默，只有医疗设备规律的滴答声。他们心知肚明，连住院费都已难以承担，何谈昂贵的靶向药。
就在这时，林善水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号码，但区号是他熟悉的山区。
“喂，是林老师吗？”电话那头是个粗粝的男声。
“我是，您是哪位？”
“我是张磊的爸爸，张家村的。你不是说开学前把学费送来的吗？这都超了三天了，孩子还等着报名呢！”
林善水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有力些：“张大哥，实在对不起，我生病住院了，这次没能亲自送去。我让妻子尽快汇款给您。”
“住院？那我们孩子的学费咋办？”对方语气顿时紧张起来，“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孩子还等着上学呢！”
林善水感到一阵刺痛，不知是来自癌变的胃部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张大哥，我得了胃癌，晚期。现在确实困难，等我好点——”
“胃癌？”对方打断他，“那你要多久才能好？什么时候能去演出挣钱？孩子上学可不能等啊！”
林善水的手指紧紧攥住床单，指节发白：“我……尽量想办法。”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是不耐烦的声音：“那你快点想办法，别耽误孩子前程。”
通话结束的忙音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刺耳。杨小芸看着丈夫惨白的脸，无需多问也已明白。这是三个月来的第七个类似电话，没有一句问候，没有半点关心，只有理直气壮的索取。
“全部，”林善水喃喃自语，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十一年，两百多个孩子，没有一个人问问我的病，没有一个人。”
杨小芸紧紧握住丈夫冰凉的手，泪水无声滑落。她想起那些他们节衣缩食的日子，想起丈夫顶风冒雪为送学费跌伤的手臂，想起他们因为无力购置婚房而推迟的婚礼，想起女儿出生时连新衣服都舍不得买的窘迫。十一年来，丈夫资助的孩子达两百多个，花费超过八十万，而这些钱本可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让女儿有更好的成长环境。
“也许……也许只是个别家长，”她试图安慰，却觉得言语如此苍白。
林善水闭上双眼，不再说话。那天夜里，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林善水的葬礼简单而冷清。他曾经的音乐伙伴大多已失去联系，而被他资助过的学生和家长，无一人前来。只有少数亲友和几个老歌迷默默送别。杨小芸抱着女儿，看着棺木缓缓降入土中，感觉自己的某部分也随之死去。
然而，讨要学费的电话却没有因林善水的离世而停止。
“林老师答应资助到我高中毕业的，现在才初二！”一个少年在电话里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家李娜下个月要去参加数学竞赛，需要五百元路费，林老师以前都给的。”一位母亲说。
“钱什么时候到？不是说好开学前吗？”不同的声音，相同的冷漠。
杨小芸试图解释丈夫已经离世，换来的却是怀疑和责备。
“死了？怎么可能？是不是不想资助我们了找的借口？”
“那我们的学费怎么办？孩子要是辍学就是你们的责任！”
最令人心寒的是，这些电话中有一个来自张磊的父亲——三个月前催促林善水的那个人。当杨小芸告诉他林善水已因胃癌去世时，他沉默良久，然后说：“那……答应我们这个学期的学费还算数吗？”
那天晚上，杨小芸翻出丈夫留下的所有资助记录。厚厚的笔记本里，工整地记录着每一个受助孩子的姓名、家庭情况、资助金额和时间。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林善水在入院前写道：“若我不能继续，请替我完成对他们的承诺。”
杨小芸泪如雨下。她恨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恨这份将丈夫推向死亡的善良，却无法拒绝丈夫最后的遗愿。
第二天，她取出家中所剩无几的存款，又向娘家借了一万元，按照记录上的名单，一一汇出了学费。在汇款附言中，她只写了一句话：“请珍惜读书的机会。”
朋友劝她为自己和女儿着想，她苦笑：“善水用生命践行了承诺，我不能让他的善意随他而去。”
于是，讽刺至极的轮回开始了：被资助者逼死了施助者，而施助者的遗孀却接过这沉重的负担，继续供养那些逼死她丈夫的人。
五年过去了。杨小芸的鬓角已现白发，才四十出头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她做着两份会计工作，抚养着女儿林心怡。孩子已经五岁，聪明伶俐，眉眼间有父亲的影子。
“妈妈，爸爸是英雄吗？”一天晚上，心怡问道。
杨小芸轻轻抚摸女儿的脸颊：“为什么这么问？”
“幼儿园老师说，爸爸帮助了很多小朋友上学。”
杨小芸沉默片刻：“爸爸做了他认为对的事。”
五年来，她继续着丈夫的慈善事业，尽管规模已大不如前。她砍掉了一半的资助名额，但仍有五十个孩子依靠她的微薄援助得以继续学业。令人稍感欣慰的是，随着时间推移，终于有两个受助学生寄来了感谢信，其中一个还随信寄还了五百元钱，说自己已上大学并获得奖学金，今后可以自立了。
这罕见的回馈让杨小芸热泪盈眶，仿佛长久黑暗中的一丝微光。她开始想，也许丈夫的付出并非全无意义，也许新一代的孩子会有所不同。
然而，大多数家长仍然视资助为理所当然。每逢开学前后，催促的电话依旧不断，语气中鲜有感激，多是理所当然的索取。
“妈妈，你要去哪里？”看到母亲收拾行李，心怡问道。
“妈妈要去山里给哥哥姐姐送学费，三天后就回来。”杨小芸努力让声音轻快。她决定亲自送款，一方面为节省快递费，另一方面也想亲眼看看那些孩子，确认丈夫和她的付出是否真有价值。
临行前，她将心怡托付给邻居照看，一如五年前丈夫离开时那样。
杨家村坐落在连绵的大山深处，道路崎岖难行。杨小芸驾驶着破旧的小车，在狭窄的盘山公路上缓慢前行。再过两个村子，这学期的学费就全部送达了。她计划当天赶回县城住宿，明天中午前就能到家，给心怡一个惊喜。
车内的收音机正播放着当地新闻，突然一条插播消息引起她的注意：“近期杨家村一带有多名司机反映，有未成年人在公路边坡向车辆投掷石块，警方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杨小芸皱了皱眉，却没有减速。天色渐晚，若不在完全黑透前驶出这段山路，将更加危险。
前方弯道处，三个半大少年正无聊地踢着路边的石子。他们是杨小芸这趟要见的最后几个受助学生——十四岁的张磊和两个表弟。
“看我的石头能扔多远！”一个男孩捡起块拳头大的石头，奋力抛向山谷。
“没劲，连个回声都听不见。”张磊撇撇嘴，目光转向山下蜿蜒的公路，“来赌赌看，谁能砸中最下面那辆车？”
“你疯了吧？那么远怎么可能砸中？”
张磊眯起眼睛，捡起一块更大的石头：“不试试怎么知道？”
高处公路上，杨小芸完全没注意到上方山坡的人影。她正全神贯注地操控方向盘，规避路上的坑洼。再有几公里就出山了，然后是她思念的女儿温暖的笑容。
就在她驶过最险峻的一段弯道时，三块石头从高空坠落。前两块砸在车后方的路面上，弹起后滚落山崖。但第三块，张磊扔出的那块拳头大的石头，不偏不倚地击中挡风玻璃正中央。
伴随一声巨响，挡风玻璃瞬间碎裂成蛛网状。杨小芸下意识猛打方向盘，刹车踏板深深踩下。车辆失控撞向路边护栏，又被弹回路中央。
破碎的玻璃碎片如雨点般飞溅，其中一片锋利的三角形玻璃划过她的颈部，切开了动脉。温热的血液喷涌而出，迅速染红了车厢。
意识模糊中，杨小芸仿佛看到丈夫在远处向她招手，脸上是她久违的温暖笑容。
“所以，那个叫杨小芸的女人，是资助你们上学的好人的老婆？”办案民警难以置信地问。
张家村的村长羞愧地低下头：“是，她丈夫林老师资助我们村孩子十多年了。五年前林老师去世后，杨女士继续资助，这次是亲自来送学费的。”
“而砸死她的三个少年，都是她资助的对象？”
村长沉默点头。
审讯室外，张磊和两个表弟惶恐地低着头。他们不明白，只是一场恶作剧，怎么会闹出人命。
“我们不是故意的，”张磊辩解道，“就是玩玩。”
“玩玩？”民警压抑着怒火，“你们知道她是谁吗？她是供你们读书的恩人！”
三个少年愣住了。他们听说过有个城里人资助他们上学，却从未将那个名字与具体的人联系起来。对他们而言，“林老师”和“杨女士”只是父母口中定期提供钱财的模糊存在。
“我爸妈说，他们有钱，资助我们是应该的。”一个男孩小声说。
案件审理期间，更令人心寒的事情发生了。多数受助家庭关心的不是杨小芸的惨死，而是她的离世是否意味着资助的中断。
“说好资助到孩子高中毕业的，这才初一呢！”一位家长在电话里对办案人员说。
只有极少数受助家庭表示了哀悼，其中一个曾经的孩子、如今已是镇上老师的中年女子，辗转来到杨小芸的追悼会，在她灵前深深鞠躬。
“对不起，林老师，对不起，杨女士，”她泣不成声，“我会继续帮助村里的孩子，延续你们的善心。”
五岁的林心怡成了孤儿，被送往城郊的福利院。她不明白为什么父母都一去不回，只是每晚抱着母亲留下的旧围巾入睡，那上面有她熟悉的味道。
福利院工作人员告诉她：“你的爸爸妈妈是好人，他们帮助了很多很多人。”
“那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帮我呢？”小女孩天真地问。
工作人员无言以对。
林心怡不知道，在她父母去世后，当地媒体曾短暂报道过这场悲剧，引发过一场关于“慈善是否值得”的讨论。许多人被林善水夫妇的事迹感动，也表示要帮助小小心怡。但热度很快退去，承诺大多未能兑现。
只有那位曾是受助学生、现在也是老师的女子，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省出两百元，寄给福利院。附言上总是同样的话：“给心怡买件新衣服。”
十一年后，林心怡长成了十六岁的少女。凭借努力，她获得了一所重点高中的奖学金。开学前夕，她整理养父母（福利院的一对员工夫妇）给她的旧物，偶然发现父亲留下的资助记录和母亲的一本日记。
读完父母的故事，她泪流满面。那个夜晚，她思考着父母的一生，思考着善与恶的界限，思考着这个复杂的世界。
第二天，高中开学第一课，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
林心怡沉思良久，然后提笔写道：
“我的父母用生命教会我一件事：善不应因恶的存在而熄灭。真正的善良不是为了回报，而是因为那是正确的事。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儿童心理师，去治愈那些可能迷失的灵魂。因为我知道，一块石头可能轻易夺走生命，但一个被温暖的心，可能改变世界。”
她停笔，望向窗外。九月的阳光正好，一如多年前父亲第一次踏上慈善之路的那个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