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的冬天，吉林桦树屯子的雪下得比往年都大。那雪不是一片一片往下掉，倒像是整块天穹都在往下塌，白茫茫压得人喘不过气。屯子东头的知青点，如今只剩下五个人守着。
返城的风一吹，能走的都走了。剩下我们这几个——父母有问题的、家里没门路的、或是像我这般倔着不肯低头认命的，便困在了这白山黑水间。
“建国，粮票又少了。”孙红梅掀开仓库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手里攥着空空如也的铁盒子，脸上愁云密布。
我吐出一口白气，在零下二十多度的空气里瞬间凝成了霜。“多少？”
“三十斤粮票，五斤肉票。这个月第三次了。”
仓库是知青点最里头那间土坯房，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的泥土冻得硬邦邦。我走进去，四下打量。角落里堆着过冬的白菜土豆，架子上摆着农具，靠墙立着个褪了色的木柜——那铁盒子原本就放在柜子最上层。
“锁是好的，”红梅指着那把生锈但完好无损的挂锁，“可里头的东西就是不翼而飞。”
天黑得早，刚过四点，日头就沉下去了。我们五个围在炕上吃饭，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一人半个窝头，咸菜丝数着根吃。
“肯定是黄皮子作祟，”本地青年王大夯闷声道，“俺爷说过，年头不好的时候，黄皮子会偷粮票，它们修炼成精了，能变成供销社售货员去买粮食。”
上海来的李文斌推了推眼镜：“不可能，黄鼠狼再怎么成精，也不可能打开锁而不留痕迹。依我看，是内贼。”
话音一落，炕桌上静了下来。我们五个人互相看着，眼神里都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这物资紧缺的年头，三十斤粮票够一个人活半个月，谁不想要？
“别瞎猜了，”孙红梅打断这尴尬的沉默，“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有难处说出来，何必偷呢？”
但难处谁没有？我爹还在牛棚里蹲着，娘每月来信都说挺好，可信纸背面总有泪痕。李文斌的父亲是留美回来的教授，政审永远过不了关。王大夯家里穷，弟妹五个等着他寄粮票回去。孙红梅的哥哥在边境当兵，她得攒钱给母亲看病。还有不爱说话的赵晓梅，她男朋友去年返城走了，再没来过信。
夜里，我裹紧棉大衣，揣上手电筒，悄悄摸到仓库对面的柴火垛后面蹲着。北风像刀子一样透过棉衣往里钻，我跺着脚，不敢发出太大声音。
屯子里的老辈人说，知青点这地方邪性。六九年那会儿，有个叫张志强的知青在这里饿死了。说是病死的，可谁都知道，他是把口粮都省下来寄回了家，自己一天只吃一顿，最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死后，家里人来收拾遗物，只有一个破木箱，里面装着攒下来没来得及寄出的粮票，整整八十斤。
“他死不瞑目啊，”屯东头的老孙头有一次喝酒后告诉我，“张知青咽气前一直念叨着‘回家’，可最后连张回家的车票都没攒够。”
我在柴火垛后蹲到半夜，手脚都已冻得麻木，正要放弃时，仓库里突然传来了细微的响动。
不是老鼠啃咬的窸窣，而是更规律的声音——像是指甲在木板上刮擦，然后是沉重的叹息。
我浑身汗毛倒竖。
仓库门锁完好，我亲眼检查过的。那里面怎么会有人？
我屏住呼吸，轻轻挪到仓库窗前，透过破了的窗纸缝往里看。
月光从另一扇窗户斜斜地照进来，在仓库泥地上投下一片惨白。一个模糊的人影蹲在木柜前，背对着我。那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肩膀瘦削得像是要戳破衣服。他的动作很慢，一只手在柜子里摸索着，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手指细长得不像活人。
“回家...”一个气若游丝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不够...还不够...”
我浑身冰凉，那不是我们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那影子缓缓转过身来，月光照在他脸上——凹陷的双颊，青白的皮肤，眼睛是两个黑洞，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他手里捏着一叠粮票，一张一张数着，动作僵硬而机械。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数到三十，他停下来，深深叹了口气，“不够啊...回不了家...”
我腿一软，差点摔倒，慌忙扶住墙壁，弄出了一点声响。
那影子突然抬头，黑洞洞的眼睛直直看向我所在的方向。
一瞬间，仓库里温度骤降，我口中的白气凝结成了冰霜。那影子开始变得透明，如同融入了月光，最后消失不见，只留下地上散落的几张粮票。
我连滚爬回宿舍，一头扎进被窝，浑身发抖直到天亮。
第二天，我把昨夜所见告诉了大家。
“你眼花了吧？”李文斌怀疑地说，“肯定是太累了产生的幻觉。”
王大夯却脸色煞白：“俺听老辈人说过，饿死的人阴魂不散，会一直找吃的，找不到就偷活人的粮票。”
孙红梅犹豫地问：“建国，你真看见的是...张知青？”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随后的夜晚，咀嚼声和叹息声越来越频繁，不仅仓库里有，连我们睡觉的屋子外都能听见。知青点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李文斌坚持认为是有人装神弄鬼，王大夯则偷偷从屯子里弄来了符纸贴在门上。
赵晓梅病倒了，高烧不退，嘴里不停说着胡话：“别拿我的粮票...我要回家的...”
我们请不来医生，屯里的赤脚医生也回关里老家了。孙红梅急得直掉眼泪：“晓梅这病不能再拖了，得送去县里医院。”
可县医院离这儿六十里地，大雪封路，车不通，走去至少要一天一夜。更重要的是，我们凑不齐医药费——谁还有多余的粮票和钱呢？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了仓库。
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摇晃，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直面内心的恐惧。
“张知青，”我对着空荡荡的仓库开口，声音颤抖，“我知道你在这里。”
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发出呜咽般的声音。
我继续说：“我们当中有人病了，需要粮票救命。如果你在天有灵，请帮帮我们。你当年没能回家，我们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我们这些人，也和你一样，想家啊。”
没有回应，只有窗外风刮过树梢的呼啸。
我叹了口气，转身准备离开，却瞥见墙角有什么东西在月光下泛着黄色。走近一看，是一叠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我打开油布，里面是一沓粮票和全国通用票，数了数，足足两百斤粮票，一百块钱，还有一张从吉林到上海的旧车票，上面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三月——正是张志强去世的那个月。
车票背面，用褪色的钢笔水写着一行小字：“娘，我就回来了。”
我怔在原地，眼泪不知何时流了下来，在冻得通红的脸上结了冰。
我们用那笔意外的财富把赵晓梅送去了县医院，她得救了。出院那天，风雪停了，久违的太阳照在雪地上，刺得人眼睛发痛。
回到知青点后，咀嚼声和叹息声再也没有出现过。我们在仓库里为张志强立了个小小的牌位，每逢年节，都会给他摆上一碗米饭。
一九七五年春，政策松动，我们陆续拿到了返城通知。临走前，我去仓库最后看了一眼，将那张发黄的车票在张志强的牌位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