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陷入了短暂的沉寂。
财政大臣西蒙率先打破了沉默：“首相先生，这个思路……确实别出心裁。利用《排华法案》这根刺，成本极低，但潜在的回报可能很高。
不过，我们必须要做得极其巧妙，绝不能留下任何把柄，否则同时激怒华盛顿和济南的后果，我们承受不起。”
外交大臣艾登立刻跟进，提出了具体的操作办法：“是的，这必须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无心之举’。
我们可以通过非官方的渠道，比如鼓励有影响力的报纸评论员撰写文章，深入分析《排华法案》对中美关系的长期伤害。
并‘担忧’地指出，这可能会成为新兴的华夏力量与美国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同时，我们在其他外交场合的代表，可以在私下交谈中，‘无意地’向中国代表表达同情，认为美国如此对待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是极不尊重的……
总之，要让中国人自己感到屈辱和愤怒，而不是我们教他们这么做。”
海军大臣丘重重地哼了一声：“策略是好的，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在我们成功挑起中美纷争，或者看到美日靠近之前，皇家海军依然要独自面对远东的力量失衡。我的预案会做好，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边。”
这时，劳工大臣欧内斯特·布朗带着一丝忧虑开口了：“先生们，我必须要提醒诸位，我们正在策划的，是在玩弄一场极其危险的火。
一旦失控，不仅可能引发新的国际对抗，甚至可能将整个世界拖入更复杂的冲突中。
我们真的要将帝国的未来，寄托在这样高风险的地缘赌博上吗？”
张伯伦看向劳工大臣：“布朗先生，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当然不必如此。
但现实是，有人已经把战列舰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用绝对的力量改变了游戏规则。
当体面和规则无法保护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必须学会使用其他工具。
这不是我们选择的战争，但既然战斗已经以另一种形式开始，我们就不能束手待毙。”
在先锋军大胜的当口，突然出现了这么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全世界的海军强国都将他们视作劲敌。
而在各国之中，无论是传统海军强国英国，还是新兴海军强国美国，亦或者对自身海军实力蜜汁自信的意大利，都将这支突然出现的庞大舰队视作出笼的猛虎。
唯独先锋军高层自身，对这支舰队的战力评估是最低的，周辰甚至不敢拿这支舰队去和日本的联合舰队碰一碰。
但真打不敢，假打还是敢的。虚张声势而已，存在舰队不就是用来威慑的吗？
济南，省政府谈判室。
长长的谈判桌两侧，中日双方代表泾渭分明。
谈判已进行数日，几乎在每一个条款上都寸步难行。
此刻，双方正僵持在战犯审判的引渡与定罪细则上。尤其是日方希望，能够对于某些特殊人群给予明确的免于死刑的承诺。
马卫国再三请示上级，“勉为其难”地做出了让步，表示高层之中非极端主战者，悔过状态好的话可以免于一死。
这样的条件，须磨肯定不能答应，这根本没法给东京交代。
这个时候的日本其实很有意思，一批参与过甲午战争的老头子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这里面有一些人被洗脑的很厉害，就算明知是死，也要为帝国献身。
但多数都是迫不得已，他们不去死，他们的儿孙亲人就会受到连累。
中低层可以随便牺牲掉，高层的情况就比较复杂。
东条英机这些极端派曾想过泄露谈判内容，煽动军心，再发起一场政变。
结果九一八事变的发起者石原莞尔，前脚和他密谋，后脚就把他给告了。
一场政变，直接胎死腹中。
高层里面的这帮激进派是怎么都想不通，石原绝对是上了中国人的黑名单了，别人还可以挣扎一下，他去了华夏就是个死，他这么做到底是图什么？
这个时候一手主导了九一八，乃至后续一系列战争的这些军方高层，在东京的权贵眼里，已经成为了注定要牺牲的人了。
但其他人也不敢保证自己就是安全的，这就是东京方面，宁愿在东北继续付出更多的伤亡，把战争打下去，也要在谈判桌上继续争取的核心利益。
他们想要一个安全承诺，最好被判处死刑的人，仅仅局限于上面两类人，其他人就算被关的久一点，那也只当是去风景秀丽的华夏度了个假。
但南海舰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们最后一点谈判的底气都被抽掉了。
以前只是担心先锋军轰炸他们的本土，但至少不用担心敌人跨海登陆。
有联合舰队作为屏障，他们感觉自己的脊梁骨还是硬的，只是有些贫血而已！
但现在敌人手上竟然有个锤子，这要是挨一下，不死也要全身瘫痪了。
这才让济南的这场谈判，又一次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这时，顾维钧轻轻合上手中的文件，目光平静地直视着须磨弥吉郎：
“须磨先生，仅仅一个战犯审判的细则问题，贵我双方就反复拉锯，耗费了整整三天的时间。这种效率，实在令人遗憾。”
他微微停顿，仿佛在回忆。
“我印象中，近半个世纪前，在马关的春帆楼，贵方代表伊藤博文先生与我方李中堂大人谈判时，贵方提出的条款，可是雷霆万钧，限期三日，概不允商。那时的效率，与今日真是……云泥之别。”
这番话，如同一条淬了冰的鞭子，猛地抽在日方代表的神经上。
它轻描淡写地翻开了历史的旧账，其中的讽刺不要太明显。
松本忠雄几乎要拍案而起，却被须磨弥吉郎用眼神死死按住。
须磨的脸色由红转白，他清楚地知道，顾维钧提及《马关条约》，绝非偶然。
那不仅仅是提醒日本过去的行径，更是在为接下来中方将要提出的、包括天文数字赔款在内的各项要求，进行铺垫和定调。
须磨弥吉郎努力维持着自己作为外交官的体面，“顾先生……时代不同了，我们应当着眼于未来……”
“未来，正是建立在对过去彻底的清算之上。”顾维钧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如果连眼前的战犯都无法迅速得到公正的审判，我们如何能相信贵国对未来的诚意？又如何能向在贵国侵略中死难的数千万同胞亡灵交代？”
他的目光转向一直沉默的马卫国。
“好了，少川，这个战犯的问题不是已经谈完了吗？咱们就不要咄咄逼人了。”马卫国这看似温和的发言，却让谈判室内的日方代表感到头皮发麻。
这位军人出身的外交官一贯是咄咄逼人，如今却一反常态的温言细语，这让他们生出了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马卫国在喝了一口茶之后，马上说道：“我们不如进入下一个议题，战争赔偿的问题。
关于贵国自一九三一年起，非法侵占我国东北，以及其后侵华期间，对我国造成的国家与民众生命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我们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清单，请过目。”
须磨弥吉郎双手颤抖地接过那份厚厚的清单，他没有勇气去细看前面触目惊心的分类条目，而是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
下一秒，他像被电流击中般猛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这……这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