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寒风，像一把蘸了凉水的刷子，在省城的大街小巷来回涂抹，空气干冷刺骨。然而，与这物理意义上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城市逐渐升温、几乎要沸腾起来的年节气氛。沿街的商铺早早挂起了红灯笼，贴上了招贴画，供销社和百货公司里人满为患，抢购年货的人流摩肩接踵，空气中混合着炒货、糖果和布匹的独特气味，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忙碌而又期盼的神情。
这股节前的热潮，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席卷了锦绣制造厂。
“厂长！市百货又追加了五百双劳保鞋，说要赶在年二十九前上柜！”
“外贸局那边来电，说海外客户对之前那批样品非常满意，希望我们在春节后能提供更大数量的报价！”
“周边三个县的供销社联合发来订单，点名要咱们‘锦绣’牌的棉服，说是当职工年终福利！”
订单如同腊月里的雪花，纷纷扬扬，几乎要将苏晚的办公桌掩埋。这突如其来的销售井喷，一方面得益于“先进典型”称号带来的品牌效应，另一方面，也是年底各单位发放福利、百姓购置新衣的刚性需求使然。往年的小作坊体量，从未经历过如此阵仗。
车间里，刚刚稳定下来的生产秩序，再次面临着极限的压力。机器的嗡鸣声比以前更加密集、急促，工人们走路都带着小跑，裁剪、缝纫、质检、包装……每一道工序都在满负荷运转。成品仓库里，打包好的货物堆成了小山，等着货运卡车拉走，但新的半成品又以更快的速度涌进来。
“大家加把劲！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苏晚穿梭在车间里，嗓音因为不断的协调和鼓劲而显得有些沙哑。她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心中既为生意的红火感到欣喜，又为眼前的超负荷运转感到担忧。
然而，比订单压力更棘手的问题，随着农历小年的到来，悄然浮现——人手不足。
锦绣制造厂的工人构成，大部分是来自附近乡村的农民，以及少部分像孙卫国这样的省城待业青年。对于传统的中国农民而言，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象征着团圆和祭祀祖先，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无论如何都要在除夕前赶回家中。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刚过，请假条就开始一张张递到苏晚的桌上。
“厂长，我……我得回去了，家里老人孩子都等着呢。”一位来自邻村的女工，搓着衣角，不好意思地说。
“苏厂长，俺娘捎信来，让俺最迟腊月二十八必须到家，要杀年猪了。”又一个老师傅开了口。
“晚晚，婶子知道厂里忙，可这过年……家里一堆事，你叔一个人忙不过来啊……”连赵婶子也面露难色地来找她。
人心浮动，归心似箭。这是深植于血脉中的传统，任何制度和命令在它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苏晚理解，完全理解。她何尝不想回到那个生她养她的小村庄，看看身体日渐康复的父亲，陪母亲说说贴己话，闻一闻家乡熟悉的年味儿？
她无法拒绝，也不能拒绝。只能咬着牙，一一准假，同时尽力安抚，承诺会算清工资，发放年终奖励。
到了腊月二十六，厂里还能正常上班的工人，只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大多是像孙卫国这样家在本地、或者离家极近的年轻员工。庞大的生产任务和锐减的劳动力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几乎无法跨越的鸿沟。几条生产线被迫停了下来，堆积的订单像一座沉默的大山，压在苏晚的心头。
“厂长，这样下去不行啊！”张梅还没走，看着空了一大半的车间，急得直跺脚，“这么多货交不出去，开了年，咱们的招牌可就砸了！”
苏晚何尝不知？她站在安静的车间里，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街市喧闹和零星的鞭炮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和压力席卷而来。这是她在省城打拼的第一个春节，没有熟悉的乡土气息，没有家人的环绕，只有冰冷的机器和堆积如山的、亟待完成的工作。一丝难以言说的苦涩和思乡之情，悄然爬上心头。
傍晚，她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出租屋。屋内冷锅冷灶，没有丝毫过年的热气。林长河还没回来，想必是在厂里处理善后。她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别家窗户里透出的温暖灯光，鼻尖一阵发酸。十八岁重生回来那个冬天的记忆，父亲病重、退婚风波、大雪中嫁给林长河……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不过短短两三年光景，她的人生已是天翻地覆。可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那份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却格外尖锐。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林长河带着一身寒气走了进来。他看见苏晚独自坐在昏暗中，愣了一下，随即默默走到她身边，没有开灯，只是将一只宽厚温热的手掌，轻轻按在了她微颤的肩上。
“想家了？”他低声问，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苏晚没有抬头，怕他看到自己微红的眼眶，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沉默了片刻，林长河的声音再次响起，沉稳而坚定：“厂里，有我。”
简单的四个字，却像定海神针，瞬间稳住了苏晚几乎要决堤的情绪。她抬起头，在朦胧的暮色中看向他坚毅的侧脸。是啊，她不是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种困境，这个男人总会站在她身边。
“订单……”她哑声开口。
“我来想办法。”林长河打断她，“你先歇会儿，我去弄点吃的。”
他转身，熟练地生起煤球炉，烧水，又从带来的布包里拿出几个还冒着热气的馒头和一小碟酱菜。温暖的烟火气渐渐驱散了屋内的冷清和苏晚心头的阴霾。
第二天，腊月二十七，林长河开始了他的“应对策略”。他先是召集了所有留厂的工人，包括孙卫国等本地青年和张梅等几个尚未离开的老员工。
林长河站在前面，没有过多煽情，只是平静地陈述现状：“情况，大家都清楚。订单紧，人手少。厂子是大家的饭碗，牌子砸了，谁也没好处。”他目光扫过众人，“愿意留下来加班赶工的，我林长河记在心里。春节三天，工资按五倍算。年夜饭，厂里管，有鱼有肉。”
他没有强迫，只给出条件和承诺。孙卫国第一个站出来：“厂长，我留下！反正我家就在城里，啥时候都能聚！”
张梅也紧随其后：“我也留下！晚晚和长河待咱们不薄，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有几个家稍远但尚未动身的工人，互相看了看，一咬牙也站了出来：“算了，晚回去两天！咱也跟着干！”
一支二十人左右的“春节突击队”就这样迅速组成。林长河重新编排了工序，将有限的人力集中在最紧急、附加值最高的订单上。他亲自上阵，操作机器、搬运货物，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他那沉默却可靠的身影，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动员力量。
苏晚也振作起精神，负责后勤保障和对外联络。她亲自去采购肉、蛋、蔬菜，确保加班期间的伙食丰盛；她逐一给重要客户打电话，解释情况，恳请宽限几日，并承诺假期一过立刻优先发货。她的真诚和厂子以往的良好信誉，赢得了大部分客户的理解。
腊月二十九，除夕。
省城的年味已经浓得化不开了。空气中弥漫着油炸食物的香气，鞭炮声此起彼伏，孩子们穿着新衣在巷子里追逐嬉闹。锦绣制造厂的车间里，却依然是另一番景象。机器还在运转，只是速度比平时慢了些，工人们埋头工作，但气氛并不压抑，反而有种同心协力的暖流在悄然涌动。
傍晚，林长河下令提前收工。他和苏晚一起，在厂区空地上支起了几张大方桌，食堂大师傅端上了精心准备的年夜饭——红烧肉、清炖鸡、糖醋鲤鱼、还有满满几大盆饺子，甚至还有几瓶白酒和汽水。
没有家人环绕，没有乡土鞭炮，但这顿特殊的年夜饭，却吃得格外热闹、暖心。工人们围坐在一起，互相敬酒夹菜，说着吉祥话，笑声不断。孙卫国带头起哄，让两位厂长讲几句。
苏晚站起身，看着眼前这一张张或许带着疲惫却充满真诚的脸庞，眼眶再次湿润了。她举起一杯汽水，声音哽咽却清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能在今天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守着我们这个‘大家’。我苏晚，敬大家！祝我们所有人，新的一年，平安顺遂，祝我们的‘锦绣’，前程似锦！”
工人们热烈鼓掌，纷纷举杯。林长河也站了起来，他没有多话，只是举起酒杯，沉声道：“辛苦。都在酒里。”说罢，一饮而尽。动作干脆利落，却让工人们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谢意。
年夜饭后，工人们各自回家或回宿舍，等待新年的钟声。喧嚣散去，厂区恢复了寂静，只剩下门口那两盏苏晚特意挂上去的红灯笼，在寒风中散发着温暖的光晕。
苏晚和林长河没有回冰冷的出租屋，而是回到了办公室。炉子上坐着水，咕嘟咕嘟地响着。窗外，零星的烟花蹿上夜空，炸开一瞬间的绚烂，映亮了室内的陈设。
“长河哥，这是我们第一个不在家过的年。”苏晚捧着热水杯，轻声说。
“嗯。”林长河坐在她对面，擦拭着一台半自动缝纫机的核心零件——这是他过年独有的“休息”方式。
“有点想爹娘，想村里……”苏晚的声音低了下去。
林长河停下动作，抬头看她：“等忙过这阵，我陪你回去。”
他的承诺总是很简单，却从未落空。苏晚心里一暖，点了点头。她走到窗边，看着远处城市星星点点的灯火，和夜空中偶尔绽放的烟花。
“虽然没在家，但我觉得，这个年过得特别有意义。”她转过身，靠在窗台上，脸上露出了释然又坚定的笑容，“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在省城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有这么多愿意跟我们同甘共苦的工人。长河哥，我不怕了。”
林长河走到她身边，与她并肩望向窗外。在这个举国团圆、他们却独自坚守的除夕夜，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他们的心靠得前所未有的近。
“以后，”林长河低沉的声音打破寂静，“每年都会更好。”
零点的钟声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隐约而悠长。更多的烟花在城市上空绽放，将夜幕装点得五彩斑斓。
苏晚侧过头，看着林长河被窗外流光勾勒出的硬朗轮廓，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力量。这个远离故乡、充满忙碌与坚守的春节，注定将成为他们记忆中最难忘、也最珍贵的一页。它见证了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担当，以及他们之间那无需言说、却坚不可摧的情谊。
新的一年，在希望与挑战中，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