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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县书生志未酬,敢凭教义撼神州。

金田举事惊清室,天京建国覆红楼。

内讧血污权欲路,外侵火焚霸业秋。

一代枭雄终殒命,只留功过任人愁。

公元1814年,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官禄布村的客家农舍里,茅草屋顶漏着雨,泥土地面结着冰。洪父洪镜扬裹紧补丁摞补丁的棉袄,看着接生婆怀里皱巴巴的婴儿,牙一咬把仅有的半块红薯塞进嘴里——得留点力气给娃取个好名。“就叫‘秀全’!”他抹了把冻出来的鼻涕,“‘秀’是秀才的秀,‘全’是文武双全的全,咱老洪家这辈子,就盼着出个能靠读书翻身的!”

可洪镜扬没料到,这个被寄予“科举梦”的娃,后来会把四书五经扔在地上踩,捧着本洋人的小册子喊“上帝是我爹”;更没料到,他会领着一群“红巾军”,把大清朝的半壁江山搅得稀烂,最后却在天京的王府里,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就咽了气,成了晚清史上最具争议的“造反派头头”。

洪秀全的童年,前半段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剧本。7岁进私塾,别的娃还在为背《三字经》哭鼻子,他已经能把《论语》倒背如流;先生出题考作文,他写的《原道救世歌》初稿(那时候还叫《神童诗》),连村里的老秀才都点头称赞:“这娃,将来中个举人跟玩似的!”

可命运偏要跟他开“连环玩笑”。15岁第一次考秀才,他揣着先生给的“必中”字条进考场,结果榜单贴出来,从榜首看到榜尾,眼睛都瞪酸了也没找着“洪秀全”三个字——落榜了。洪父安慰他:“没事,下次再来!”可这“下次”,一等就是8年。23岁第二次赴考,他特意提前三个月住进县城客栈,每天挑灯夜读,连客栈老板都夸他“用功”,结果还是落榜;25岁第三次考,他带着全村人的期望去,考完觉得“稳了”,还跟同乡说“等我中了,请你们吃红烧肉”,可放榜那天,他又一次成了“陪跑选手”。

这次落榜,直接把洪秀全“干破防”了。他走出考场,看着街上骑着高头大马的秀才,再想想自己考了10年连个秀才都没中,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晕了过去。同乡把他抬回家,他躺在床上胡言乱语,一会儿喊“我是天子”,一会儿骂“科举是狗屁”,还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搬下来,“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什么孔孟之道,都是骗人的!”(《太平天国起义记》)

病好后,洪秀全像变了个人。他翻出几年前在广州街头,一个洋传教士塞给他的《劝世良言》——这书其实就是基督教入门读物,讲的是“上帝创造世界”“人人平等”,可洪秀全没读过圣经,凭着自己的理解开始“魔改”:他说自己病中做了个梦,梦里上帝跟他说“你是我二儿子,耶稣是你哥,我派你下凡斩妖除魔”;他说清廷是“阎罗妖”,地主是“小妖”,只有跟着他“拜上帝”,才能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天国。

他先拉着发小冯云山“入伙”。冯云山是个老实人,本来在私塾当先生,被洪秀全说得心动,也砸了孔子牌位,跟着他一起“传教”;接着又说服族弟洪仁玕,三人在村里的大榕树下,对着苍天磕头发誓:“同心协力,推翻满清,建立天国!”可村里人都觉得他们“疯了”,有老人劝洪秀全:“娃,别瞎折腾了,好好种地不好吗?”洪秀全却梗着脖子说:“种地能吃饱饭吗?能让咱们不被地主欺负吗?只有推翻清廷,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花县没人信,洪秀全就带着冯云山去广西。为啥去广西?因为当时的广西,是清廷的“盲区”——山多地少,土地都被地主霸占,老百姓要么当佃农,要么当流民;官府还搞“民族歧视”,汉人欺负客家人,客家人又跟壮人闹矛盾,到处都是火药桶,就差个“火星”点燃。

洪秀全和冯云山先到桂平紫荆山。这里住着很多客家流民,洪秀全每天拿着《劝世良言》,在山脚下的茶馆里“开讲”:“兄弟们,你们为啥穷?因为清廷是阎罗妖,把咱们的钱都抢走了!跟着我拜上帝,将来天国里,有田一起种,有饭一起吃,谁也不用欺负谁!”一开始没人理他,可架不住他能说——他把“上帝”说成“咱老百姓的靠山”,把“天国”说成“不用交租的好地方”,渐渐就有流民被吸引过来。

冯云山比洪秀全更“接地气”。他会种地,就帮流民开荒;他会看病,就用草药给流民治病,还不收钱。有次一个流民的孩子得了急病,冯云山背着孩子跑了几十里山路找郎中,把孩子救了回来。流民们都觉得“冯先生是好人”,跟着他“拜上帝”的人越来越多。短短两年,拜上帝教的教众就发展到了几千人,连当地的地主韦昌辉、矿工杨秀清、烧炭工萧朝贵都加入了——韦昌辉有钱,捐钱给教众买粮食;杨秀清会组织,把教众分成“男营”“女营”,管理得井井有条;萧朝贵勇猛,能打退来骚扰的地主家丁。

可真正让拜上帝教“火起来”的,还是清廷的“神操作”。1847年,桂平知县听说有“邪教”在紫荆山活动,就派人去抓冯云山,理由是“蛊惑民心,图谋不轨”。冯云山被抓,教众们慌了神,洪秀全急得团团转——他想去县衙打官司,可连门都进不去;想花钱赎人,可教众都是穷人,凑不出钱。

就在这时候,杨秀清站了出来。他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过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声音变得又粗又沉:“我是天父!冯云山是我派来的使者,你们快想办法救他!”教众们以为“天父真的下凡了”,纷纷跪下磕头。杨秀清就借着“天父”的名义,让教众们“捐钱救驾”——有的卖了耕牛,有的当了首饰,硬是凑了一笔钱,通过关系把冯云山救了出来。

经此一事,拜上帝教的威望更高了——教众们觉得“拜上帝真的有用,天父会保佑咱们”;而洪秀全也明白,靠“讲道理”没用,只有把教众团结起来,手里有力量,才能跟清廷对抗。1850年,清廷又搞“摊派”,向广西百姓征收“剿匪捐”,说是要镇压天地会,其实都进了贪官的腰包。紫荆山的教众们交不出钱,有的被抓去坐牢,有的被打得半死。教众们找到洪秀全,说:“洪先生,咱们反了吧!反正也是死,不如跟清廷拼了!”

洪秀全见时机成熟,在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他38岁生日那天,在金田村宣布起义。他头戴红巾,身穿黄袍,站在土台上对教众们说:“今天,咱们就是太平军!咱们要杀尽阎罗妖,建立天国,让兄弟们都过上好日子!”教众们高呼“杀妖!杀妖!”,声音震得山谷都在响。

起义军刚成立,清廷就派了广西提督向荣率军来镇压。向荣觉得“一群乡巴佬,不堪一击”,可太平军都是穷苦人,为了活命拼命,再加上杨秀清、萧朝贵会打仗,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清军的士兵大多是“混吃等死的老兵油子”,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队伍,刚交火就扔下武器跑路了。金田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气得拍桌子:“一群草寇,也敢造反?赶紧派兵去剿!”可清廷的八旗兵早就没了当年的战斗力,绿营兵更是不堪一击,太平军一路北上,先后攻克永安、桂林、长沙,队伍从几千人发展到几十万人。《清史稿·洪秀全传》里记载:“秀全自金田起,仅两岁余,遂陷金陵,据为伪都,天下震动。”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洪秀全骑着马,走进南京城,看着高大的城墙、繁华的街道,心里乐开了花——他终于有了自己的“都城”。他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都城,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算是太平天国的“顶层设计”,里面写着:“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这政策一出来,老百姓都疯了——当时的中国,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农民租种地主的地,要交一半以上的租子,还得交苛捐杂税,一年忙到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现在太平天国说“有田同耕,有饭同食”,这不就是老百姓的“梦中天国”吗?很多农民都背着包袱,跑到天京来投奔太平军,有的甚至带着农具,准备“分田种地”。

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天朝田亩制度》看着美好,却根本没法落地。首先,太平军一直在打仗,从金田打到天京,再从天津北伐、西征,士兵们都在前线打仗,没人有精力去丈量土地、分配粮食;其次,太平天国的高层,早就把“平等”抛到脑后,开始大肆搜刮财富。杨秀清的东王府,建得比清廷的颐和园还气派,里面有几千个侍从,吃饭用的都是金碗银筷,出门要坐64人抬的大轿;韦昌辉的北王府,虽然没东王府豪华,但也有上千个侍从,还收藏了很多古玩字画;洪秀全的天王府,更是夸张——他把南京城里的百姓赶走,占用了两江总督衙门和周边的民房,强征了上万名工匠,花了三年时间才建成,王府里有“九重宫阙”,宫殿的柱子上都裹着金箔,洪秀全还从民间选了两千多个美女,充实后宫,自己则躲在王府里,过起了“神仙日子”,连宫门都很少出。

有个老教众,当年跟着洪秀全从金田一路打到天京,见洪秀全变了,就鼓起勇气给洪秀全上书,说:“天王,咱们当初说要人人平等,现在您住豪华王府,我们住茅草屋;您吃山珍海味,我们吃糠咽菜,这不是跟清廷一样了吗?”洪秀全看完奏折,气得把奏折扔在地上,下令把这个老教众抓起来,当着所有教众的面说:“朕是天王,是天父的二儿子,本来就该享受荣华富贵!你敢质疑朕,就是妖魔!”说完,就下令把老教众砍了头。

更讽刺的是,洪秀全当初砸孔子牌位,说要“废除孔孟之道”,可定都天京后,他自己却搞起了“封建特权那一套”。太平天国的官员分了16级,从天王到两司马,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普通士兵见了总制以上的官员,必须下跪磕头;官员之间见面,要行“三跪九叩”大礼;洪秀全还规定,自己的儿子洪天贵福是“幼天王”,将来要继承王位,跟清廷的“世袭制”没两样。

当时天京城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打起包裹回家去,依旧做长工。”虽然这时候还没发生天京事变,但教众们已经对太平天国失望了——他们跟着洪秀全起义,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可现在,除了换了个“天王”,日子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甚至更苦了——太平军为了打仗,向百姓征收“圣库捐”,不管是粮食还是钱财,都要上交“圣库”,百姓们稍有反抗,就会被当成“妖魔”处死。

公元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导火索是杨秀清的“权力作死”。这年夏天,太平军西征取得胜利,攻克了武昌、九江、安庆等重镇,北伐虽然失败,但也给清廷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杨秀清觉得自己功劳最大,就想跟洪秀全“平起平坐”。他又玩起了“天父下凡”的把戏,突然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站起来,对着洪秀全说:“天父在此!秀全,你身为天王,却不管朝政,沉迷享乐,该打四十板子!”

洪秀全心里恨得牙痒痒,可当着众人的面,又不能反驳“天父”,只能跪下受罚。杨秀清见洪秀全服软,更得意了,又说:“天父看你知错能改,就饶了你。不过,你现在是天王万岁,我是东王九千岁,这不公平,你应该封我为东王万岁!”

洪秀全表面上答应了,暗地里却偷偷给在江西打仗的韦昌辉写信,让他赶紧回天京,除掉杨秀清。韦昌辉早就嫉妒杨秀清的权力,接到信后,连夜率领三千精锐,从江西赶回天京。1856年9月2日凌晨,韦昌辉率领士兵,趁着夜色冲进东王府,杨秀清还在睡梦中,就被韦昌辉的士兵砍了头。韦昌辉杀红了眼,不仅杀了杨秀清的家人和亲信,连东王府的侍从、厨师,甚至跟杨秀清有过交往的教众,都不放过,天京城里血流成河,短短一个月,就有两万多人被杀——史称“东王之变”。

正在湖北打仗的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赶紧赶回天京。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为人正直,很受教众爱戴。他见到韦昌辉,劝说他:“杨秀清有错,但罪不至死,你杀了这么多人,会寒了教众的心!”可韦昌辉已经杀疯了,不仅不听劝,还想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出天京,可他的家人和亲信,都被韦昌辉杀了个精光。

石达开在安庆召集了十万太平军,要求洪秀全处死韦昌辉,否则就攻打天京。洪秀全见韦昌辉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再加上韦昌辉杀了太多人,已经失去了民心,就下令把韦昌辉抓起来,凌迟处死。韦昌辉死的时候,天京的百姓都去围观,有的还扔石头砸他,说:“你这个杀人魔王,终于有报应了!”

天京事变虽然平息了,但太平天国也元气大伤。杨秀清、韦昌辉被杀,冯云山、萧朝贵早就战死,只剩下石达开一个“老革命”。可洪秀全经此一事,变得疑神疑鬼,再也不信任石达开。他封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让他们管理朝政,处处牵制石达开——洪仁发、洪仁达都是没文化的农民,只会贪污受贿、欺压百姓,根本不懂治国。

石达开忍无可忍,在1857年5月,率领十万太平军出走天京。他临走前,给洪秀全写了一封信,说:“天王,我本来想跟你一起建立天国,可现在你信任奸人,猜忌功臣,我实在无法再留在天京。我走之后,会继续抗清,不会背叛天国。”石达开的出走,成了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之前太平军能打胜仗,靠的是“兄弟同心”,现在高层内斗、核心出走,士兵们人心涣散,战斗力大不如前。《太平天国史》里评价天京事变:“内讧一起,天国元气尽丧,虽有忠勇之士,亦难挽颓势。”

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成了“孤家寡人”。他看着空荡荡的朝堂,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可后悔已经晚了。他只能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陈玉成当时才20岁,勇猛善战,被称为“英王”;李秀成稳重老练,被称为“忠王”。这两人确实有本事,在安徽、江苏一带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一些失地,史称“太平天国中兴”。

可洪秀全却越来越昏庸。他把朝政交给洪仁发、洪仁达,自己躲在天王府里,每天沉迷于“宗教迷信”。他写了本《天父诗》,里面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句子,比如“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叔错”“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逼着后宫妃嫔和教众背诵,说背不下来就是“对天父不敬”;清军都快打到天京了,他还在王府里搞“宗教仪式”,让士兵们跪在地上祈祷,说“上帝会派天兵天将来帮忙,湘军打不进来”。

李秀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次进宫劝说洪秀全:“天王,现在湘军包围天京,粮道也被切断了,再不想办法突围,咱们就全完了!不如咱们放弃天京,去江西、湖北一带,那里有咱们的旧部,还能再图发展!”可洪秀全根本听不进去,反而骂李秀成:“你懂什么!天京是天父保佑的都城,湘军就是一群妖魔,怎么可能打得进来?你要是再敢说突围,就是对天国不忠!”

公元1861年9月,湘军攻克安庆——安庆是天京的西大门,安庆一丢,天京就暴露在湘军的兵锋之下。陈玉成率军去救安庆,结果战败被俘。清军劝陈玉成投降,陈玉成宁死不屈,说:“我是太平天国的英王,怎么可能投降你们这些清廷走狗!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最后,陈玉成被清军凌迟处死,年仅26岁。陈玉成一死,太平天国失去了“左膀右臂”,天京的处境更加艰难。

公元1862年5月,曾国藩率领湘军,进驻天京城外的雨花台,开始围攻天京。曾国藩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不急于攻城,而是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他下令湘军在天京周边挖战壕、筑堡垒,切断天京的粮道和外援,想把太平军困死在城里。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则在江苏、浙江一带配合,攻打太平天国的其他据点,让太平军无法回援天京。

天京城里的粮食很快就断了。一开始,太平军还能吃点杂粮;后来杂粮吃完了,就吃野菜、树皮;再后来,连树皮都没了,有的士兵开始吃观音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李秀成看着士兵们饿得面黄肌瘦,心里像刀割一样。他偷偷派人去城外买粮,可湘军防守太严,派出去的人大多被抓了,粮食也被没收了。

公元1864年2月,天京的制高点紫金山天保城被湘军攻克,湘军开始用大炮轰击天京城墙。洪秀全这时候才慌了,他召集大臣们开会,可除了李秀成,其他人都只会说“请天王放心,天父会保佑咱们”。洪秀全没办法,只能下令“全城戒严”,让士兵们用身体去挡湘军的炮弹。

公元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天京天王府里病逝。关于他的死因,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是因为长期吃不饱饭,饿死的;有的说他见天京难保,服毒自杀的;还有的说他是因为过度焦虑,病死的。不管怎么死的,这个曾经喊着“建立天国”的男人,终究没能看到自己的“理想”实现。洪秀全死后,他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史称“幼天王”——洪天贵福当时才16岁,连字都认不全,根本不懂治国打仗,只是个傀儡。

7月19日,湘军炸开天京城墙,冲进城里。太平军士兵虽然饿得站都站不稳,但还是拿起武器,跟湘军展开了巷战。有的士兵抱着湘军的士兵一起跳城墙,有的士兵点燃炸药,跟湘军同归于尽——他们知道,天京陷落后,清廷不会放过他们,不如拼了!

李秀成带着幼天王,想从太平门突围。可湘军已经把天京围得水泄不通,李秀成只能让幼天王先逃,自己留下来断后。结果幼天王逃出去后,没多久就被清军抓住了;李秀成则在突围过程中,因为马被累死,被湘军俘虏。

曾国藩亲自审问李秀成。李秀成在狱中写了《李秀成自述》,详细讲述了太平天国从起义到灭亡的全过程,还提出了“收齐章程”,希望曾国藩能善待太平天国的残余势力。可曾国藩根本没理他,在李秀成写完自述的当天,就下令把他处死。临刑前,李秀成对着天京的方向,叹了口气说:“天国完了,可惜了兄弟们的一片忠心!”

天京陷落后,湘军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抢掠。他们不仅抢走了太平天国的财宝,还屠杀天京的百姓,连老人、妇女和孩子都不放过。天京城里火光冲天,哭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曾经繁华的都城,变成了人间地狱。曾国藩在给清廷的奏折里,说“湘军攻克天京,歼敌数十万”,可实际上,被屠杀的百姓,比太平军士兵还多。

幼天王洪天贵福逃到江西后,也被清军抓住。清军把他押到南昌,凌迟处死。临刑前,洪天贵福吓得哭着说:“我不是幼天王,我只是个普通的孩子,求你们放了我!”可清廷根本没理他——在清廷眼里,只要是洪秀全的后代,就必须死。

天京陷落之后,太平天国的残余势力还在坚持抵抗:侍王李世贤率领太平军余部,在福建、广东一带作战,直到1865年8月,在广东镇平被部下杀害;遵王赖文光率领太平军余部,跟捻军合作,组成“新捻军”,在北方跟清军周旋,直到1868年8月,在山东茌平被清军俘虏,凌迟处死。至此,这场持续了14年、席卷18省、攻克600多座城池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清史稿》里记载:“同治三年,金陵破,秀全死,伪天国亡,凡十有四年。”

洪秀全的一生,是晚清史上最具争议的篇章之一。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敢于反抗腐朽的清廷和外国侵略者——他领导的太平军,沉重打击了清廷的统治根基,让清廷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埋下伏笔;他提出的“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思想,虽然没能实现,却打破了传统的封建礼教,给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借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军还多次打败“洋枪队”,阻止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进一步瓜分。

也有人说他是“邪教头目”,因为他用“拜上帝教”蛊惑人心,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的人口从4亿减少到2.4亿,虽然其中有战乱、饥荒、瘟疫等因素,但太平军和清军的厮杀,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定都天京后,沉迷于权力和享乐,忘记了当初的“天国理想”,纵容高层内斗,亲手毁掉了太平天国的根基;他的“拜上帝教”,其实是对基督教的“魔改”,既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也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他用来煽动人心的工具。

还有人说他是“失败的改革者”——他看到了晚清社会的弊端,想通过起义来改变现状,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天国,可他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也没有驾驭权力的能力,最终在权力的欲望和理想的破灭中,走向了毁灭。他就像一个“拿着锤子的孩子”,看到什么都想砸,却不知道砸了之后该怎么建;他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起义,却没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反而让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战乱和苦难。

如今,在广州花县的洪秀全故居里,还保存着他当年读书的私塾,墙上挂着《天朝田亩制度》的复印件,游客们看着上面“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字句,总会忍不住感叹:“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可惜没能实现。”在南京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太平军用过的武器、旗帜,还有天京事变的复原场景,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其实,洪秀全就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普通人”。他有改变命运的野心,有反抗压迫的勇气,却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他的成功,在于他抓住了晚清社会的矛盾,点燃了老百姓反抗的火焰;他的失败,在于他没能摆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权力和欲望面前迷失了自己。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再提起洪秀全,我们或许不需要再争论他是“英雄”还是“反派”,而是应该从他的故事里吸取教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重视民生、公平、正义;一个领导者,要想实现理想,就必须保持清醒、坚守初心、团结众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才能让“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真正照进现实。

参考《太平天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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