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一纸由议会通过、皇帝朱批的《兴修南北直道及水利疏》正式颁行天下。这道奏疏规划了以南京为中心，贯通南北主要州府的“官道”网络升级计划，并要求同时疏浚沿途关键河道、修建水库水渠。其目的明确：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促进商旅物资流通，防范水旱灾害。
消息传出，朝野反应各异。新兴商人群情振奋，沈万三在商会聚会上慷慨陈词：“此乃千秋功业！道路通畅，则货物其流，商贾获利，税收充盈！”而许多地方官员和士绅则暗自叫苦，这等大工程，必然涉及征用土地、摊派劳役、筹集物料，皆是容易引发民怨、吃力不讨好之事。
工程的总负责人，落在了以实干着称的工部尚书，兼领新设立的“路水利衙署”的主事官员身上。具体规划则由格物院负责，王贞仪带领一众学生，依据各地上报的地形水文资料，夜以继日地绘制图纸，计算土方，设计桥梁涵洞。
首个试点工程，选在了连接南京与扬州的一段官道拓宽加固，并同时疏浚沿途一段淤塞严重的运河支流。
工程伊始，问题便接踵而至。
首先是征地。图纸上的红线划过，不可避免地要占用沿途农民的田地、甚至是一些小地主的桑园林地。尽管朝廷明令按市价补偿，但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补偿标准由谁定？市价几何？银钱发放是否及时？胥吏是否从中克扣？
在扬州府江都县的一段路段，老农田老栓（前文出现过的佃农）看着官差在自己租种的田地边缘打下木桩，忧心忡忡。他租种的这块地，刚看到一点“清丈田亩”归还祖产的希望，如今又要被征用一部分。补偿款能有多少？能落到自己这个佃户手里吗？还是会被东家拿走？
“官爷，这…这地要是被征了，小老儿一家可怎么活啊？”田老栓壮着胆子问道。
那胥吏眼皮一翻：“朝廷有法度，按亩补偿，少不了你的！至于你能不能拿到，那是你和东家的事，与官府何干？”
类似的情景在沿途多处上演。失地或少地的农民怨声载道，而一些地主则看到了借机抬高地价、甚至虚报田亩数量以牟利的机会。
其次是劳役。以往大型工程，多靠征发民夫。但《大明新律》已明文禁止无偿劳役，要求“雇役”，即支付工钱。这本是仁政，却带来了新问题：国库开支巨大，地方财政难以承担；雇来的民夫良莠不齐，管理困难，效率远不如被皮鞭驱使的免费劳役；更有些地方官员阳奉阴违，表面上支付微薄工钱，暗地里却依旧强行摊派。
工程现场，负责监工的一名年轻格物院学生，对着一群磨洋工的民夫无可奈何。他按照图纸要求，讲解如何夯实路基，如何用石灰混合黏土增加硬度，但民夫们大多听不懂，也不愿听，依旧按老法子胡乱填土。
“这样不行！地基不牢，一下雨这路就得塌！”年轻学生急得跳脚。
一个老民夫蹲在路边，慢悠悠地抽着烟袋：“小先生，俺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修路的，不也没见天塌下来？你们那新法子，费工费料，图个啥？”
技术与观念的隔阂，如同无形的墙，阻碍着工程的推进。
更棘手的是物料采购。修建道路、水利，需要大量的石料、木材、石灰。一些地方官员与当地商户勾结，抬高物价，以次充好。运抵工地的石料，多有碎裂不堪用之材；木材则多是未干透易腐朽的次品。
这一日，王贞仪亲赴扬州段工地巡查，发现用于修建一座关键桥梁的条石质量低劣，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停工，并要求彻查物料来源。这一查，便牵出了扬州府工房的一名书吏与当地一家石料场勾结舞弊的丑闻。
案件迅速上报。徐承烈震怒，派出刑部干员南下，与路水利衙署的巡查御史联合办案。最终，那名书吏和石料场老板被下狱，涉案的扬州府一名通判也被停职审查。
此举虽震慑了一批宵小，但也让地方官员对这项庞大的工程更加望而生畏，消极应付者增多。
面对重重阻力，林川召集核心人员商议对策。
“征地补偿，必须设立独立于地方的‘评估司’，直接对户部和路水利衙署负责，补偿银两由中央专项拨款，直达农户，减少中间环节盘剥。”沈万三提出建议。
“劳役问题，可试行‘工程兵’制度。”徐承烈目光一闪，“从各地卫所抽调部分兵员，组成专业的工程队伍，按军队纪律管理，发放饷银。既可保证工程质量效率，亦可减轻地方雇役压力，还能安置部分冗余兵员。”
“技术推广，不能只靠说教。”王贞仪道，“可在各主要工地设立‘工地铁学院’，由格物院学生现场教学，选拔聪慧民夫进行短期培训，授予‘初级工师’称号及额外津贴，以点带面。”
这些措施被迅速采纳并试行。独立的评估司开始运作，虽然依旧磕绊，但补偿款被克扣的现象有所减少；首批由退伍老兵和招募青壮组成的“工程兵”开赴工地，纪律严明，效率显着；工地铁学院里，也开始有民夫认真听讲，尝试使用新的工具和方法。
南北直道的雏形，在无数困难、博弈与不断调整中，一寸寸地向前延伸。它不仅仅是一条物理上的道路，更是一条检验新制度、新理念能否贯通整个大明帝国的试炼之路。沿途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革新与守旧的较量，智慧与惰性的对抗。这条路，注定走得艰难，但它的方向，已然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