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心系恢复，诗讽时政（1133-1141）
韩公使金，血泪寄诗。
绍兴三年（1133年），临安府的春日，似乎总蒙着一层驱不散的阴翳。虽已是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时节，但空气中弥漫的，并非全是复苏的暖意，更有一种彷徨与压抑。李清照赁居的小院中，那几株梅树早已凋零，只剩下深绿的叶子，在微风中沉默着。她已年届五十，连续的颠沛流离、藏品的散佚殆尽，以及那个让她身陷囹圄、最终以离异告终的短暂婚姻，都已如刀凿斧刻般，在她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她的容颜愈发清癯，眼神却愈发锐利，如同经过淬炼的寒铁，冷冷地审视着这个“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偏安之都。
一日，坊间传来消息，如一块巨石投入沉寂的湖面，在她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宋高宗赵构经过反复权衡，终于决定派遣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工部尚书胡松年为奉表通问使，北上金国，谒见被掳的徽、钦二帝，并试探议和之可能。此举，与其说是“恢复”的号角，不如说是“和议”的探路，朝廷上下，主战主和，争论不休，但于李清照而言，这毕竟是自“靖康之耻”以来，官方首次正式派遣如此高级别的使节北渡。那一线微弱的希望之光，足以照亮她心中积郁多年的故国之思。
她仿佛能看到韩肖胄的车驾即将渡过淮水，踏上那片梦萦魂牵的故土。那片土地上，埋葬着她的青春，她的故园，以及无数与她一样“飘零遂与流人伍”的南渡士民的血泪。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在她胸中奔涌。她不再是那个只知“寻寻觅觅”的哀婉妇人，而是要以笔代剑，为使者壮行，向朝廷进言，替万千遗民发声！
她闭门谢客，连日奋笔。墨是上好的松烟墨，却仿佛调和了她半生的血泪。当她写下诗题《上枢密韩公诗》时，手腕竟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这首诗，分为古律两章，结构严谨，气势磅礴，全然是她晚年沉郁顿挫风格的巅峰之作。
“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开篇便是沉痛的时代控诉，点明了南渡士人共同的悲惨命运。她接着以“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的骇俗之句，表达了自己虽为女子，亦愿将一腔热血洒回故土山河的决绝。这已非寻常的思乡之情，而是与国土共存亡的铮铮誓言。
最令人动容，也最快在临安城中传诵开来的，是那石破天惊的十四个字：“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 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乃天下至宝，但在李清照眼中，比起故乡的真实消息，皆如粪土。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心声，更是所有背井离乡者最深切的渴望。她要韩肖胄带回来的，不是稀世珍宝，而是故土的人情风物、残破景象，哪怕是噩耗，也强过这漫无边际的等待与遗忘。诗句以其赤诚与深刻，瞬间击中了无数流亡者的心灵，迅速从士大夫的书斋传至市井街巷，成为人人争诵的名句。人们在这诗句中，看到了易安居士那超越个人悲欢、与国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博大胸怀。
冷眼观政，诗史讽喻。
然而，韩肖胄的使金，并未带来预期的转机。金国态度依旧强硬，和议之路漫长而屈辱。朝廷在短暂的振奋后，很快又沉溺于临安的湖光山色之中。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势力逐渐占据上风，“恢复”二字，日益从朝堂议事的核心，蜕变为一个空洞的口号，甚至是一种需要避讳的敏感词。
李清照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她看到那些曾激昂上书的官员，渐渐学会了明哲保身；看到新晋的进士们，热衷于在西湖畔举办诗会，吟风弄月，仿佛北方的烽火与己无关；更看到朝廷的举措，无非是修葺宫殿，完善礼制，俨然要将这“行在”当作永久的帝都。一股巨大的失望与悲凉，如同钱塘江的潮水，向她涌来。
她再次提笔，这一次，笔锋更显犀利，直指时政的核心。在又一首《咏史》诗中，她以高度凝练的诗句，完成了对偏安政权一针见血的画像：
“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
这两句诗，运用了精妙而残酷的对比。“南来者”，指南渡的君臣，他们即便到了相对温暖的江南，仍畏惧吴江之水的微寒，极言其贪图安逸、丧失锐气。而“北狩者”，乃被掳至苦寒北地的徽、钦二帝，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何等的酷寒与悲惨？一边是怯于眼前的些许“寒冷”，另一边则应悲于那真正的、彻骨的“严寒”。这十四个字，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南宋朝廷刻意粉饰的太平，将其苟安偷生、忘却君父之仇的懦弱与不孝，暴露无遗。这已不是一般的咏史，而是以史为鉴，直刺当下的“诗史”！
西湖沉醉，怒题警句。
绍兴某年春日（约在1138年定都临安前后），天气回暖得格外早。李清照因事途经西湖，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但见苏堤白堤之上，游人如织，鬓影衣香。画舫凌波，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酒楼茶肆，猜拳行令之喧响彻云霄。达官贵人们轻裘缓带，携妓畅游；富商巨贾们一掷千金，争奇斗艳。暖洋洋的湖风，吹拂着人们醉意朦胧的脸庞，也仿佛将“靖康耻”、“臣子恨”都吹散到了九霄云外。这哪里是国难当头的“行在”？分明是又一个纸醉金迷的汴京！
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与恶心，涌上李清照的心头。她想起了汴京沦陷前，那座世界之都也曾是如此这般醉生梦死，最终在铁蹄下化为焦土。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演，而这些人，竟毫无警觉！
她步履沉重地走到一处临湖的亭阁，只见雪白的墙壁上，满是骚人墨客吟风弄月的题咏。什么“山色空蒙雨亦奇”，什么“淡妆浓抹总相宜”，在此刻的她看来，都成了逃避现实、麻醉自我的靡靡之音。
她向亭畔的酒家讨来一支笔，饱蘸浓墨。店小二见她气度不凡，却面带寒霜，不敢多问。在周围一片嬉笑喧闹声中，李清照毅然走向那面白壁。她的身影在繁华的背景下，显得如此孤独而决绝。
她挥动臂膀，笔走龙蛇，每一个字都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砸在那象征着沉沦与遗忘的墙壁上：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诗句题毕，四周仿佛有那么一刹那的寂静。那十四个墨迹淋漓的大字，像一道冰冷的闪电，劈开了暖风沉醉的午后，也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掴在所有沉迷于虚假太平的人们脸上。
“暖风”，既是自然的春风，更是这奢靡颓废的社会风气。“熏醉”，生动描绘了人们精神麻木、丧失斗志的状态。而“直把杭州作汴州”，则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最沉痛也最尖锐的警告！它无情地揭示了这繁华表象下可怕的本质——人们正在重复导致亡国的老路，将临时避难所当作了永久的安乐窝，全然忘记了血海深仇与未复的故土。
此诗一出，虽未署名，但其批判的锋芒与艺术的高度，立刻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震惊与共鸣。它迅速口耳相传，比之前的《上枢密韩公诗》更具爆炸性，因为它直接戳破了朝廷竭力维持的“中兴”假象。可以想见，它也必然引起了当权者，尤其是主和派的不快与忌惮。然而，李清照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对她而言，发出这警世之声，是作为一个见证者、一个亲历者的责任，是她的“诗可以怨”。
从“欲将血泪寄山河”的炽热期盼，到“北狩应悲易水寒”的冷峻批判，再到“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悲愤呐喊，李清照用她晚年的诗笔，为自己，也为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志士悲歌。她的声音，穿越了西湖的暖风与醉意，如同孤山上永不消散的梅魂，在南宋晦暗的历史天空中，闪烁着倔强而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