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丙戌年，公元626年）
九月，突厥颉利可汗献上三千匹马、一万只羊；太宗不接受，只下诏让他归还掠夺的中原百姓，征召温彦博回朝。
丁未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射箭，告诫他们：“戎狄入侵劫掠，自古就有，问题在于边境稍安，君主就安逸游乐忘记战事，所以敌寇来犯就无法抵御。如今我不让你们挖池筑苑，专门练习射箭，平日无事时，我做你们的老师；突厥入侵时，我做你们的将领，或许中原百姓能稍得安宁！”于是每天带领数百人在殿庭教射，太宗还亲自测试，射中多的人赏赐弓箭、刀具、丝帛，他们的将帅也给予上等考核。大臣们大多劝谏：“按法律，携带兵器到皇帝住所的人要处绞刑。如今让地位低微的人在宫殿台阶旁张弓搭箭，陛下还亲自置身其中，万一有狂徒突然发难，出乎意料，这不是重视国家的做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乘驿马入朝恳切劝谏。太宗都不听，说：“君王把天下当作一家，疆域之内，都是我的子民，我真心对待他们，为何还要猜忌守卫的士兵呢！”从此人们都想着自我勉励，几年之间，士兵都成为精锐。
太宗曾说：“我从小征战四方，很懂用兵的关键，每次观察敌军阵形，就知道他们的强弱，常以我方弱点对抗他们的强点，用我方强点对抗他们的弱点。他们趁我方弱点进攻，追击不过数十百步；我趁他们的弱点，必定绕到阵后反击，敌军没有不溃败的，取胜大多靠这个。”
己酉日，太宗当面确定长孙无忌等功臣的爵位和封邑，命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公布，并且说：“我评定你们的功勋赏赐或许有不当之处，你们应当各自说明。”于是众将争功，议论纷纷不停。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最先响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会舞文弄墨，功劳却在我之上，我私下不服。”太宗说：“义旗刚举起时，叔父虽然最先起兵，大概也是为了自己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吞并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聚集残余势力，叔父望风而逃。房玄龄等人在帷帐中谋划，平定天下，安定国家，论功行赏，本来就该在叔父之前。叔父是皇室至亲，我确实没有吝啬的，只是不能因私人恩情就随意和功臣同等赏赐！”众将于是相互说：“陛下最公正，即使对淮安王也不徇私，我们怎敢不安守本分。”于是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旧部没升官的，都抱怨说：‘我们跟随陛下身边，多少年了！如今任命官职，反而在 former东宫、齐王府的人后面。’”太宗说：“君王要极其公正无私，才能让天下人信服。我和你们每天吃的穿的，都取自百姓。所以设置官职、分配职责，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才任用，怎能以新旧来定先后呢！如果新人贤能，旧人无能，怎能舍弃新人而任用旧人呢！如今不论贤能与否就一味抱怨，这难道是治国的根本吗！”
下诏：“民间不得擅自建立妖祠。除了正规的占卜之术，其他各种杂占，全部禁止。”
太宗在弘文殿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二十多万卷，在殿侧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让他们以原官职兼任学士，轮流在馆中值宿，太宗上朝之余，就召他们进入内殿，讲解讨论古代的言行，商议政事，有时到深夜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当弘文馆学生。
冬季，十月，丙辰朔日，发生日食。
下诏追封已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谥号隐；齐王李元吉为剌王，按礼仪改葬。下葬当天，太宗在宜秋门哭泣，十分哀伤。魏征、王珪上表请求陪同送葬到墓地，太宗同意了，命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癸亥日，立皇子中山王李承乾为太子，当时他已经八岁了。
庚辰日，初步确定功臣享受实际封邑的等级差别。
起初，萧瑀向太上皇推荐封德彝，太上皇任命他为中书令。等到太宗即位，萧瑀任左仆射，封德彝任右仆射。商议事情已经定好，封德彝多次在太宗面前反悔，因此二人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掌权，都疏远萧瑀而亲近封德彝，萧瑀心中不平，于是上密封奏章议论此事，言辞简略，因此违背了太宗的旨意。萧瑀还和陈叔达在太宗面前愤怒争执，庚辰日，萧瑀、陈叔达都因对君主不敬获罪，被免官。
甲申日，民部尚书裴矩上奏：“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每户赏赐绢一匹。”太宗说：“我用诚信治理天下，不想徒有抚恤的名声而没有实际行动，每户人家大小不同，怎能一样赏赐呢！”于是按人口数量作为标准赏赐。
起初，太上皇想加强宗室力量来镇抚天下，所以太上皇的再从弟、三从弟以及兄弟的子孙，即使是孩童都封为王，受封的王有几十人。太宗从容地问大臣们：“广泛分封宗室子弟，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前代只有皇子和兄弟才能封王，其余人没有大功，不能封王。太上皇重视亲族和睦，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爵位既高，又多征调劳役，恐怕不能向天下显示公正。”太宗说：“对。我做天子，是为了养育百姓，怎能劳累百姓来养活自己的宗室呢！”十一月，庚寅日，将宗室郡王都降为县公，只有有功的几人不降。
丙午日，太宗和大臣们讨论制止盗贼的办法。有人请求用严厉的刑法来禁止，太宗笑着说：“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税繁重、劳役繁多，官吏贪婪求索，饥寒逼迫自身，所以没时间顾及廉耻。我应当戒除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减少赋税，选拔任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衣食有余，自然就不会做盗贼了，何必用严厉的刑法呢！”从此几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门户不关，商人旅客可以在野外住宿。太宗还曾对侍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就像割自己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人却死了，君主富足了国家却灭亡了。所以君主的祸患，不是来自外部，常常是自身造成的。欲望旺盛就会开支庞大，开支庞大就会赋税繁重，赋税繁重就会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就会国家危难，国家危难就会君主丧失性命。我常常思考这个道理，所以不敢放纵欲望。”
十二月，己巳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称獠人反叛，请求发兵讨伐。太宗说：“獠人凭借山林险阻，时常出来小偷小摸，这是他们的习俗；地方长官如果能用恩德和诚信安抚他们，自然会率领部众归顺，怎能轻易动用武力，像捕猎禽兽一样残害他们，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终没有同意。
太宗对裴寂说：“近来有很多上书议论政事的人，我都把奏章贴在墙上，进出时都能查看，常常思考治国之道，有时深夜才睡觉。你们也应当勤恳做好本职工作，不辜负我的心意。”
太宗振奋精神致力于治国，多次召魏征进入内室，询问治国的得失；魏征知无不言，太宗都欣然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中男虽然未满十八岁，但身材高大健壮的，也可以一起征召。”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敕令发出后，魏征坚持认为不可以，不肯签署敕令，甚至多次拒绝。太宗发怒，召见并责备他：“中男中高大健壮的，都是奸民故意欺诈来逃避兵役，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你却固执到这种地步！”魏征回答：“用兵的关键在于治理得法，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选拔健壮的人，用正确的方法治理，就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征召瘦弱的人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常说：‘我用诚信治理天下，想让臣民都没有欺诈行为。’如今即位没多久，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讶地说：“我怎么失信了？”魏征回答：“陛下刚即位时，下诏说：‘拖欠官府的财物，全部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府的财物，仍然征收督缴。陛下从秦王登上天子之位，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府的财物又是什么！又说：‘关中免除两年租调，关外免除一年徭役赋税。’不久之后又下敕令说：‘已经服役、已经缴纳赋税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百姓散去之后，又再次征收，他们自然会感到奇怪。如今既征收了财物，又征召他们当兵，怎能说从明年开始免除呢！另外，和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地方长官，平时考察官员，都委托给他们；到了征兵的时候，却唯独怀疑他们欺诈，这难道是所说的用诚信治理天下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我认为你固执，怀疑你不通晓政事，如今你谈论国家大事，确实说到了关键。号令不诚信，百姓就不知道该听从什么，天下怎么能治理好呢？我的过错很大啊！”于是不再征召中男，赏赐魏征一个金瓮。太宗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名声，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张玄素回答：“隋主喜欢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信任大臣；大臣们恐惧，只知道接受命令、遵照执行，没人敢违抗。凭借一个人的智慧决定天下的事务，即使得失各占一半，荒谬的地方也已经很多了，下属阿谀奉承、君主被蒙蔽，不灭亡还等什么！陛下如果能谨慎选择大臣，把事务分别托付给他们，自己高坐朝廷，清净无为，考察他们的成败来施行奖惩，还担心治理不好天下吗！另外，我观察隋末的战乱流离，那些想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个人罢了，其余的人都是为了保护乡里、保全妻子儿女，等待有道的君主而归顺。由此可知，喜欢作乱的百姓很少，只是君主不能安抚他们罢了。”太宗赞赏他的话，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参军、在中书省当值的张蕴古献上《大宝箴》，大意是：“圣人接受天命，拯救危难、平定乱世，所以用一个人治理天下，而不是让天下人奉养一个人。”又说：“在宫内建造九重宫殿，所居住的不过是能容纳膝盖的地方；那些昏庸的君主不知道这个道理，用美玉装饰楼台宫殿。面前摆满八种珍贵的食物，所吃的不过是适合口味的东西；只有狂妄的君主不加思考，把酒糟堆成山丘、把美酒注成池塘。”又说：“不要糊里糊涂地昏暗不明，不要过分苛察地显示精明，虽然礼帽上的玉串遮住眼睛，却能看到还没显现的事情；虽然耳塞挡住耳朵，却能听到还没发出的声音。”太宗赞赏他，赏赐他一束丝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之前的上奏，差点给我带来灾祸。但凡是有天象变化，你都应该像这样畅所欲言，不要把以前的事当作教训而不敢说。”太宗曾对傅奕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玄妙深奥，可以学习，你为什么偏偏不领悟其中的道理？”傅奕回答：“佛教是胡人中的狡诈之徒，在他们那里炫耀迷惑。中原的奸邪之人，摘取庄子、老子的玄谈，用妖幻的语言修饰，来欺骗愚昧的百姓。对百姓没有好处，对国家有害，我不是不领悟，而是鄙视它不愿学习。”太宗很赞同他的话。
太宗担心官员大多收受贿赂，秘密派身边的人试探着贿赂他们。有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太宗想杀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官员收受贿赂，罪行确实该死；但陛下派人送给他贿赂，他才接受，这是引诱别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仪规范百姓’的道理。”太宗高兴，召集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告诉他们：“裴矩能担任官职并极力劝谏，不当面顺从，倘若每件事都能这样，还担心治理不好天下吗！”
臣司马光说：古人有句话：君主英明，大臣就正直。裴矩在隋朝时谄媚，在唐朝时忠诚，不是他的本性改变了；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变成谄媚；君主喜欢听到正直的言论，谄媚就会变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就像标杆，大臣就像影子，标杆移动，影子就会跟着移动。
这一年，进封皇子长沙郡王李恪为汉王，宜阳郡王李佑为楚王。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素有仇怨，交替相互攻击；太宗派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前往传达旨意，三国都上表谢罪。
贞观元年（丁亥年，公元627年）
春季，正月，乙酉日，更改年号为贞观。
丁亥日，太宗宴请大臣，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我以前奉命专门征战，民间就有了这首乐曲，虽然不符合文德的雍容典雅，但功业都是由此成就的，不敢忘记根本。”封德彝说：“陛下凭借神武平定天下，哪里是文德能比得上的！”太宗说：“平定战乱依靠武力，守住基业依靠文德，文和武的作用，各自顺应时势。你说文德比不上武力，这话错了。”封德彝叩头谢罪。
己亥日，下诏：“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进入内阁商议政事，都要让谏官跟随，有过失就立即劝谏。”
太宗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商议修订法令，将五十条绞刑改为砍断右脚脚趾，太宗仍嫌刑罚残酷，说：“肉刑废除已久，应该用其他刑罚替代。”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为加役流，流放三千里，在流放地服劳役三年；太宗下诏批准。
太宗因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廉、公正耿直，提拔他为大理少卿。太宗鉴于选拔官员中多有伪造资历门第的情况，下令让他们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伪造资历被发觉的人，太宗想杀他。戴胄上奏：“依照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发怒说：“你想守法而让我失信吗？”戴胄回答：“敕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用的。陛下痛恨选拔官员中的欺诈行为，所以想杀他们，而既然知道不能这样做，又依法裁决，这是忍住小怒而保全大信用。”太宗说：“你能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戴胄先后多次冒犯君主威严坚持执法，言辞如涌泉般顺畅，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天下没有冤案。
太宗让封德彝举荐贤才，过了很久他也没有举荐一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不是我不尽心，只是如今没有奇才罢了。”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同使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代能使天下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借来了人才吗？只怕自己不能识人，怎能诬陷整个时代的人没有贤才呢！”封德彝惭愧地退下。御史大夫杜淹上奏：“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怕有拖延失误的情况，请下令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实。”太宗以此询问封德彝，封德彝回答：“设置官职、分配职责，各有主管的事务。如果确实有违反规定的，御史自然应当检举；如果御史遍历各部门，搜罗挑剔过失，就太繁琐细碎了。”杜淹沉默不语。太宗问杜淹：“为什么不再争论坚持？”杜淹回答：“天下的事务，应当极尽公正，好的就听从。封德彝所说的，确实符合大局，我真心信服，不敢坚持错误。”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赠送的绢帛，事情被发觉后，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真能对国家有益，我愿意和他共享府库的财物，他何至于贪婪到这种地步！”太宗仍爱惜他的功劳，没有治他的罪，只是在殿庭赏赐他几十匹绢帛。大理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行不可赦免，为什么还要赏赐他绢帛？”太宗说：“他如果有人性，接受绢帛的羞辱，会比受刑更难受；如果他不知羞愧，就和禽兽一样，杀了他也没有好处！”
辛丑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州反叛。
李艺当初入朝时，依仗功劳傲慢自大，秦王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故殴打他们。太上皇发怒，将李艺关进监狱，不久又释放了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妖巫李五戒对李艺说：“大王的富贵之相已经显现！”劝他反叛。李艺于是谎称奉密敕，率领军队入朝。他率领军队到达幽州，幽州治中赵慈皓骑马出城拜见他，李艺进城占据幽州。太宗下诏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讨伐他。赵慈皓听说官军将要到达，秘密与统军杨岌谋划对付李艺，事情泄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岌在城外察觉变故，率领军队攻打李艺，李艺的部众溃散，他抛弃妻子儿女，准备逃奔突厥。到达乌氏时，被身边的人杀死，首级传送到长安。他的弟弟李寿，担任利州都督，也因牵连被处死。起初，隋末战乱，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地盘，相互争夺霸主地位；唐朝兴起后，他们相继前来归顺，太上皇为了宠信优待他们，为此分割州县来安置他们，因此州县的数量，比开皇、大业年间多了一倍。太宗因百姓少而官员多，想革除这一弊端；二月，下令大规模合并州县，根据山川地形的便利，将全国分为十道：一为关内道，二为河南道，三为河东道，四为河北道，五为山南道，六为陇右道，七为淮南道，八为江南道，九为剑南道，十为岭南道。
三月，癸巳日，皇后率领宫内宫外有封号的妇女举行亲蚕仪式。
闰三月，癸丑朔日，发生日食。
壬申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时喜好弓箭，得到十几把好弓，自认为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了，最近把它们拿给弓匠看，弓匠却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他原因，弓匠说：‘木头的中心不直，纹理就都歪斜，弓虽然强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我才醒悟以前对弓箭的辨别不够精准。我凭借弓箭平定天下，对它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何况天下的事务，怎能全部知晓呢！”于是下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多次召见他们，询问民间的疾苦和政事的得失。
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粗暴，身边的一百多人，都是无赖子弟，侵扰残害百姓；他还与羌人、胡人进行贸易往来。有人告发李幼良有谋反的意图，太宗派遣中书令宇文士及乘驿马前往接替他，并审查他的事情。李幼良身边的人害怕，谋划劫持李幼良逃入北方的外族，又想杀死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又有人告发了他们的谋划，夏季，四月，癸巳日，太宗赐李幼良死。
五月，苑君璋率领部众前来投降。起初，苑君璋带领突厥攻陷马邑，杀死高满政，退守恒安。他的部众都是中原人，大多抛弃苑君璋前来投降。苑君璋害怕，也请求投降，希望守卫北方边境来赎罪，太上皇同意了。苑君璋请求订立契约，太上皇派雁门人元普赐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招降他，苑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苑君璋说：“恒安地势险要、城池坚固，突厥正强盛，暂且应当依靠他们观察局势变化，不可束手就擒。”苑君璋于是扣押元普送到突厥，再次与突厥联合，多次和突厥入侵中原。到这时，他见颉利可汗朝政混乱，知道突厥不值得依靠，于是率领部众前来投降。太宗任命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臣，太宗问：“奸佞之臣是谁？”那人回答：“我身居民间，不能确切知道是谁，希望陛下和大臣们谈话时，或许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那些坚持道理不屈服的，是正直的大臣；害怕威严顺从旨意的，是奸佞的大臣。”太宗说：“君主是源头，大臣是支流；使源头浑浊却希望支流清澈，是不可能的。君主自己弄虚作假，怎么能要求臣下正直呢！我正用最大的诚心治理天下，看到前代帝王喜欢用权术小计对待臣下，常常私下感到羞耻。你的计策虽然好，但我不采用。”
六月，辛巳日，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壬辰日，太宗再次任命太子少师萧瑀为左仆射。
戊申日，太宗与侍臣讨论周朝和秦朝统治时间的长短，萧瑀回答：“商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和六国没有罪过，秦始皇却消灭了它们。虽然都得到了天下，但人心所向不同。”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得到天下后，进一步修养仁义；秦朝得到天下后，更加崇尚欺诈和武力；这就是它们统治时间长短不同的原因。夺取天下或许可以通过武力，守住天下却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瑀道歉说自己考虑不周。山东地区发生大旱，太宗下诏让当地官府救济抚恤百姓，不征收今年的租赋。
秋季，七月，壬子日，太宗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平民时期的朋友，加上又是外戚，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功劳，太宗把他当作心腹，对他的礼遇在大臣中无人能及，多次想任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坚决请求说：“我位居皇后，家族的尊贵宠爱已经到了极点，实在不愿意兄弟再执掌国家政权。汉朝的吕氏、霍氏、上官氏家族的遭遇，可作为刻骨铭心的警戒，希望陛下怜悯体察！”太宗不听，最终还是任用了他。
起初，突厥人性情淳朴厚道，政令简单质朴。颉利可汗得到中原人赵德言，重用他。赵德言独揽大权、作威作福，大量改变突厥的旧习俗，政令繁琐苛刻，突厥人开始不满。颉利可汗又喜欢信任各部落的胡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胡人贪婪，反复无常，导致连年征战；恰逢大雪，积雪深达数尺，各种牲畜大多死亡，连年饥荒，百姓都受冻挨饿。颉利可汗的开支不够，就向各部落加重征收赋税，因此内外离心、怨恨四起，各部落纷纷反叛，兵力逐渐衰弱。大臣中很多人请求攻打突厥，太宗询问萧瑀、长孙无忌说：“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定会危亡。如今攻打他们，就会违背刚刚与他们订立的盟约；不攻打，又恐怕失去机会；该怎么办呢？”萧瑀请求攻打。长孙无忌回答：“敌人没有侵犯边塞，我们却违背盟约劳师动众，这不是王者的军队该做的事。”太宗于是停止攻打突厥的计划。
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家长久统治的策略，萧瑀说：“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而统治长久，秦朝实行郡县制、君主孤立无援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开始有分封诸侯的议论。
黄门侍郎王珪有秘密奏章，托付给侍中高士廉，高士廉压下奏章没有上报。太宗听说后，八月，戊戌日，将高士廉外放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发生日食。
辛酉日，中书令宇文士及被罢免，改任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与朝政。其他官员参与朝政从此开始。
杜淹举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询问邸怀道的品行和才能，杜淹回答：“隋炀帝将要巡幸江都，召集百官询问留下还是前往的计策，邸怀道当时担任吏部主事，唯独他说不可以去。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是对的，为什么自己不直言劝谏？”杜淹回答：“我当时不在重要职位上，又知道劝谏不会被听从，白白送死没有好处。”太宗说：“你知道隋炀帝不能劝谏，为什么还要在他的朝廷任职？既然在他的朝廷任职，为什么不劝谏？你在隋朝做官，姑且可以说职位低微；后来在王世充手下做官，职位尊贵显赫了，为什么也不劝谏？”杜淹回答：“我在王世充手下不是没有劝谏，只是他不听从罢了。”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而能采纳劝谏，就不应该亡国；如果残暴而拒绝劝谏，你怎么能免于灾祸？”杜淹无法回答。太宗说：“如今你可以说是职位尊贵了，可以劝谏了吗？”杜淹回答：“愿意拼死劝谏。”太宗笑了。
辛未日，幽州都督王君廓谋划反叛，在途中死去。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放纵，多有违法之事，被征召入朝。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带书信，王君廓私自拆开书信，不认识草书，怀疑李玄道告发自己的罪行，走到渭南时，杀死驿吏逃跑；准备逃奔突厥，被乡下人杀死。
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人相互攻击，很久没有入朝，各州上奏称冯盎谋反，前后有十几次；太宗命令将军蔺謩等人征调江、岭几十个州的兵力讨伐他。魏征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地区瘴气弥漫、路途艰险遥远，不能驻扎大量军队。而且冯盎谋反的迹象还没有形成，不宜调动军队。”太宗说：“告发他谋反的人络绎不绝，怎么能说谋反的迹象没有形成？”魏征回答：“冯盎如果谋反，必定会分兵占据险要之地，攻打劫掠州县。如今告发他已经好几年了，而他的军队没有出境，这说明他不谋反是很明显的。各州既然怀疑他谋反，陛下又不派遣使者安抚，他害怕被处死，所以不敢入朝。如果派遣诚信的大臣向他表明最大的诚心，他会为免于灾祸而高兴，不用烦劳军队就能让他归顺。”太宗于是停止出兵。冬季，十月，乙酉日，派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符节安抚晓谕冯盎，冯盎派遣他的儿子冯智戴跟随使者入朝。太宗说：“魏征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不能不赏赐他。”赏赐魏征五百匹绢帛。
十二月，壬午日，左仆射萧瑀因事被免职。
戊申日，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等人谋反，被处死。李孝常因入朝，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以及他的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谈论祥瑞征兆，谋划利用皇宫的守卫军队发动叛乱。长孙安业，是皇后的异母兄，嗜酒如命、品行无赖；父亲长孙晟去世后，弟弟长孙无忌和皇后都还年幼，长孙安业把他们赶回舅舅家。太宗即位后，皇后不把过去的怨恨放在心上，对他的恩宠礼遇非常优厚。等到谋反的事情被发觉，皇后哭泣着坚决为他请求说：“长孙安业的罪行确实该死。但他对我不慈爱，天下人都知道；如今把他处以极刑，人们必定会说这是我做的，恐怕也会成为圣朝的拖累。”因此长孙安业得以减免死罪，流放巂州。
有人告发右丞魏征偏袒自己的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审查此事，没有找到证据。温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不注重表面行为，远离嫌疑，内心虽然没有私心，但也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从今以后应当注重表面行为。”有一天，魏征入朝拜见，对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体，应当相互竭尽诚心；如果上下之间只注重表面行为，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我不敢接受陛下的诏令。”太宗惊讶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征叩拜两次说：“我有幸侍奉陛下，希望能让我做良臣，不要做忠臣。”太宗说：“忠臣和良臣有区别吗？”魏征回答：“后稷、契、皋陶，君臣同心协力，都享有尊荣，这就是所说的良臣。关龙逄、比干，当面指责君主的过失、在朝廷上争论，自身被处死、国家灭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高兴，赏赐他五百匹绢帛。
太宗神采英武刚毅，大臣们入朝拜见时，都紧张得不知所措；太宗知道后，每次有人上奏事情，必定和颜悦色，希望听到劝谏的话。他曾对公卿大臣说：“人想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明镜；君主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拒绝劝谏，认为自己贤明，而臣下阿谀奉承、顺从旨意，君主已经失去国家，臣下又怎能独自保全！就像虞世基等人谄媚侍奉隋炀帝来保全富贵，隋炀帝被杀死后，虞世基等人也被处死。你们应当以此为戒，政事有得失，务必畅所欲言！”
有人上书说秦王府的旧兵，应当全部授予武职，召回宫中担任警卫。太宗对他说：“我以天下为家，只任用贤才，难道除了旧兵之外就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吗！你的这个想法，不能让我的恩德广布天下。”
太宗对公卿大臣说：“从前大禹开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言，是因为他和百姓共享利益。秦始皇修建宫室而百姓怨恨反叛，是因为他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华丽珍贵的东西，本来是人所想要的，但如果放纵欲望没有止境，危亡就会立刻到来。我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料已经准备好，但借鉴秦朝的教训停止了。王公以下的官员，应当体会我的心意。”从此二十年间，社会风俗淳朴，人们衣服没有锦绣装饰，官府和民间都富足。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相互监督，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如果有差错，门下省应当驳回纠正。每个人的看法各不相同，如果相互讨论辩驳，力求恰当，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别人的，又有什么伤害呢！近来有人袒护自己的短处，于是产生怨恨隔阂；有人为了回避私怨，明知错误却不纠正，顺从一个人的情面，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时期，朝廷内外的官员都一味顺从，当时他们都自认为有智慧，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等到天下大乱，国家和家庭都灭亡了，即使其中有极少数幸免的人，也被当时的舆论谴责，永远无法磨灭。你们应当徇公忘私，不要盲目顺从！”
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域的商人得到美丽的珍珠，会剖开身体来收藏它，有这回事吗？”侍臣说：“有这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知道那个商人爱珍珠而不爱自己的身体；官员受贿触犯法律，与帝王放纵奢侈欲望而亡国，和那个商人的可笑行为有什么不同呢！”魏征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人健忘，搬家却忘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更严重的，夏桀、商纣竟然忘了自己的性命。’也和这是一样的道理。”太宗说：“对。我和你们应当齐心协力相互辅佐，希望避免被别人嘲笑！”
青州有谋反的人，州县逮捕了他的党羽，监狱里挤满了人，太宗下诏让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复查此案。崔仁师到后，全部去掉囚犯的刑具，给他们饮食和沐浴的机会，安慰他们，只判处为首的十几个人有罪，其余的都释放了。返回上报后，太宗派使者前往处决囚犯。大理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你平反的人太多了，人之常情谁不贪生，恐怕被释放的囚犯看到同伙被赦免，不肯甘心，我很为你担忧。”崔仁师说：“治理监狱应当以公平宽恕为根本，怎能为了保全自己而明知有冤情却不伸张呢！万一我见识浅短，误放了坏人，用我一个人的性命换十个囚犯的生命，也是我愿意的。”孙伏伽惭愧地退下。等到使者到达，重新审讯各个囚犯，他们都说：“崔公公平宽恕，没有冤枉好人，请求快点处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不同的说法。
太宗喜欢骑马射箭，孙伏伽劝谏，认为：“天子居住在九重宫门之内，出行时有警戒清道，不是想故意显示尊贵，而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安危。陛下喜欢亲自骑马射箭来娱乐身边的大臣，这是年轻时做亲王时的行为，不是今天天子该做的事。既不利于保养圣体，也不能给后代树立榜样，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太宗很高兴。不久，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集中，到第二年春天结束，人们抱怨期限太短。到这时，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一年四季都可以选拔官员，根据空缺随时补任，人们认为这样很方便。
唐朝初年，士大夫因为战乱之后，不愿意做官，官员人数不足。尚书省下达公文到各州，要求派人赴京参选，州府和皇帝的使者大多用临时文书补授官员。到这时全部废除这种做法，勒令他们必须到尚书省参选，聚集的人有七千多人，刘林甫根据才能选拔任用，每个人都得到合适的职位，当时的人都称赞他。太宗下诏因为关中粮食昂贵，开始分派人到洛州参选。
太宗对房玄龄说：“官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在于人数多。”命令房玄龄合并裁减官员，留下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三人。
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有学问和品行，性情刚直，朋友有过错，常常当面指责。李百药常说：“刘四虽然爱骂人，但人们终究不恨他。”这一年，太宗下诏征召他，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没有前来。
鄃县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守门的仆役，太宗发怒，想杀他。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佑劝谏说：“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不是陛下独有的。如今裴仁轨犯了轻罪却要被处以极刑，我担心人们会不知所措。”太宗高兴，赦免了裴仁轨的死罪，任命李乾佑为侍御史。
太宗曾谈到关中和山东人，语气中有所偏向。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上奏说：“天子以天下为家，不应当有东西的区别；恐怕会让人觉得陛下心胸狭隘。”太宗赞赏他的话，丰厚地赏赐了他。从此每当有重大政事，常常让他参与商议。
起初，突厥强盛后，敕勒各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都居住在漠北，风俗大致与突厥相同；薛延陀在各部中最为强盛。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盛时，敕勒各部都臣服于他。曷萨那征税没有限度，各部都怨恨他。曷萨那杀死了各部的首领一百多人，敕勒各部相继反叛，共同推举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北。又推举薛延陀的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北。等到射匮可汗的兵力再次强盛，薛延陀、契苾二部都去掉可汗的称号，臣服于射匮可汗。
回纥等六部居住在郁督军山，向东归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弱后，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领他的部落七万多家，归附颉利可汗。颉利可汗朝政混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部相继反叛他。颉利可汗派遣他哥哥的儿子欲谷设率领十万骑兵讨伐他们，回纥酋长菩萨率领五千骑兵，在马鬣山与欲谷设交战，大败欲谷设。欲谷设逃跑，菩萨追击到天山，欲谷设的部众大多被俘虏，回纥从此大振。薛延陀又击败了颉利可汗的四设，颉利可汗无法控制他们。
颉利可汗的势力更加衰弱，国内百姓离散。恰逢大雪，平地积雪数尺，牛羊马匹大多死亡，百姓遭受大饥荒，颉利可汗担心唐朝趁他衰弱进攻，率领军队进入朔州边境，扬言打猎，实际上是在防备唐朝。鸿胪卿郑元璹出使突厥返回，对太宗说：“戎狄的兴衰，专门以牛羊马匹为征兆。如今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征兆，不超过三年。”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大臣们大多劝太宗趁机攻打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立盟约却违背它，是不诚信；利用别人的灾祸，是不仁爱；趁别人危难取胜，是不勇武。即使他们的部落全部反叛，牲畜都死光了，我也终究不攻打他们，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再讨伐。”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前来，献上镶嵌一万颗钉子的宝钿金带和五千匹马，来迎接公主。颉利可汗不愿意唐朝与西突厥和亲，多次派遣军队入侵，又派人对统叶护可汗说：“你迎接唐朝公主，必须经过我国境内。”统叶护可汗为此担忧，和亲最终没有成功。
贞观二年（戊子年，公元628年）
春季，正月，辛亥日，右仆射长孙无忌被罢免。当时有秘密奏章说长孙无忌权势宠爱过盛，太宗把奏章拿给他看，说：“我对你完全没有怀疑，如果我们各自心怀听到的消息而不说出来，君臣之间的心意就无法沟通。”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我的儿子们都还年幼，我把长孙无忌当作儿子一样看待，不是别人能够离间的。”长孙无忌担心自己权势过盛而招致灾祸，坚决请求辞职，皇后又极力为他请求，太宗才同意，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
设置六司侍郎，作为六尚书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癸丑日，吐谷浑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彦击退了他们。
丁巳日，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卫王李泰为越王，楚王李佑为燕王。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才能明察秋毫，怎样就会昏庸糊涂？”魏征回答：“广泛听取意见就能明察，偏听偏信就会昏庸。从前唐尧虚心询问百姓，所以有苗部落的恶行才能被他知道；虞舜耳目通达，所以共工、鲧、欢兜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导致望夷宫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致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引发彭城阁之变。所以君主广泛听取意见、接纳劝谏，权贵大臣就不能蒙蔽君主，下情就能上达。”太宗说：“好！”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开皇十四年发生大旱，隋文帝不允许救济百姓，却让百姓到山东谋生，到隋朝末年，天下的粮食储备可以供应五十年。隋炀帝依仗国家富饶，奢侈欲望没有满足，最终灭亡了天下。只要粮仓的储备足够防备荒年，其余的粮食又有什么用呢！”
二月，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天子最尊贵，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却不是这样，上畏惧上天的监视，下畏惧大臣们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担心不符合天意，不能满足百姓的期望。”魏征说：“这确实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希望陛下能善始善终，那就好了。”
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政事没有比极其公正更重要的了。从前诸葛亮把廖立、李严流放到南夷，诸葛亮去世后，廖立、李严都悲痛哭泣，有的甚至死去，不是极其公正能做到这样吗！还有高颎担任隋朝的宰相，公平正直，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隋朝的兴亡，与高颎的生死密切相关。我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能不效法前代的贤相。”
三月，戊寅朔日，发生日食。
壬子日，大理少卿胡演进呈每月的囚犯名册；太宗下令从今以后，死刑都要让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省官员共同商议，希望没有冤案和滥用刑罚的情况。不久，太宗召见囚犯，轮到岐州刺史郑善果时，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但官品不低，怎能让他和其他囚犯混在一起。从今以后，三品以上官员犯罪，不必带到这里，让他们在朝堂上等候处置。”
关内地区发生旱灾和饥荒，百姓大多卖儿女来维持生计；己巳日，太宗下诏拿出皇宫府库的金银丝帛来赎回这些儿女，归还他们的父母。庚午日，太宗下诏因为去年连绵大雨，今年又发生旱灾、蝗灾，赦免天下。诏书大致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安定，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来保全各国百姓，这是我的愿望，我心甘情愿，没有丝毫吝啬。”恰逢各地降下雨水，百姓非常高兴。
夏季，四月，己卯日，太宗下诏：“隋末战乱流离，接着又发生饥荒，野外到处都是暴露的尸骨，让人触目惊心，应当命令各地官府收殓埋葬。”
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在幽州以北建立牙帐，主管东部地区，奚、霫等几十个部落大多反叛突厥前来投降，颉利可汗因为突利可汗失去部众而责备他。等到薛延陀、回纥等部击败欲谷设，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讨伐他们，突利可汗的军队又战败，率领轻骑兵逃回。颉利可汗发怒，把他囚禁了十几天并鞭打他，突利可汗因此怨恨颉利可汗，暗中想反叛他。颉利可汗多次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都不提供，还上表请求入朝。太宗对侍臣说：“从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骑兵，侵扰中原，因此骄横放纵，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如今突利可汗主动请求入朝，不是陷入困境，怎么会这样呢！我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害怕。为什么呢？突厥衰弱，边境就安定了，所以高兴。但我如果治理不当，将来也会像突厥一样，能不害怕吗！你们应当不惜苦苦劝谏，来辅佐我弥补不足。”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可汗，丁亥日，突利可汗派遣使者前来求救。太宗与大臣们商议说：“我与突利可汗结为兄弟，他有危难不能不救。但颉利可汗也与我订立过盟约，该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没有信用，最终会违背盟约，如今不趁他们内乱夺取他们的土地，后悔就来不及了。夺取内乱的国家，欺凌将要灭亡的国家，这是古代的道理。”
丙申日，契丹酋长率领他的部落前来投降。颉利可汗派遣使者请求用梁师都交换契丹，太宗对使者说：“契丹与突厥是不同的种族，如今前来归附，为什么要索取他们！梁师都是中原人，盗取我的土地，残害我的百姓，突厥接纳并庇护他，我出兵讨伐他，突厥就前来救援，他就像鱼在锅里游动，还担心不能为我所拥有！即使不能得到他，也终究不会用归附我的百姓去交换他。”
在此之前，太宗知道突厥朝政混乱，不能庇护梁师都，就写信劝谕他，梁师都不听从。太宗派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昫、司马刘兰成谋划对付他，刘昫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师都的庄稼，大量施行反间计，离间他的君臣关系，梁师都的国家逐渐虚弱，前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他的名将李正宝等人谋划逮捕梁师都，事情泄露，前来投奔唐朝，从此梁师都上下更加相互猜疑。刘昫等人知道梁师都的国家可以夺取，上表请求出兵。太宗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攻打梁师都，又派遣刘昫等人占据朔方东城来逼近他。梁师都率领突厥军队到达城下，刘兰成放倒旗帜、停止击鼓，不出来迎战。梁师都在夜晚逃跑，刘兰成追击，击败了他。突厥发动大量军队救援梁师都，柴绍等人在距离朔方几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军队相遇，奋力攻击，大败突厥军队，于是包围朔方。突厥不敢救援，城中粮食耗尽。壬寅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梁师都，献城投降，太宗把这个地方改为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多带吴、楚地域特色，北朝周、齐的音乐多含胡、夷异域风格，于是斟酌南北音乐特点，参考古代乐律，创作了《唐雅乐》，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下诏命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人上奏呈上新乐。太宗说：“礼乐本是圣人顺应情感设立的教化工具，国家治理的兴衰，难道取决于这个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创作了《伴侣曲》；陈朝将要灭亡时，创作了《玉树后庭花》，这两首乐曲的声调哀怨悲伤，过路人听了都落泪，怎能说治理的兴衰与音乐无关呢！”太宗说：“不是这样的。音乐能感染人，所以高兴的人听了更喜悦，忧愁的人听了更悲伤，悲喜源于人心，而非音乐本身。即将灭亡的政权下，百姓必然愁苦，所以听乐才会悲伤。如今这两首曲子都还存在，我为你演奏，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征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之类的礼物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乐的真谛确实在于人心和睦，而非声音本身。”
臣司马光说：我听说舜的臣子垂能凭眼睛测定方圆，凭内心衡量曲直，却不能直接教给别人，他用来教人的，必然是规矩。圣人不费力就能做得恰当，不用思考就能有所得，却不能直接传授给别人，他用来传授的，必然是礼乐。礼是圣人践行的准则，乐是圣人喜爱的和谐之声。圣人践行中正之道、喜爱和平之音，又想与天下人共享、流传百世，于是创作了礼乐。所以工匠拿着垂的规矩制作器物，这也是垂的功劳；君王沿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治理天下，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绩。五帝、三王离世间已久，后人看到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的行为准则，听到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的喜好，清楚得仿佛他们仍在世。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效吗？礼乐有根本、有形式：中和之道是根本，礼仪声音是形式，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坚守礼乐的根本，时刻放在心上；践行礼乐的形式，时刻不离自身。从家庭兴起，在朝廷彰显，推广到乡里邻里，遍及诸侯，流传到天下，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无不蕴含礼乐；这样经过数十年、数百年，才能教化普及，迎来凤凰来朝的盛世。如果没有根本只留形式，偶尔施行却长期废弃，想要移风易俗，实在困难。因此汉武帝设置协律官，歌唱天降祥瑞，音乐虽美，却不能避免颁布哀痛的诏书。王莽设立羲和官，考订乐律，条理虽精，却不能挽救渐台的灾祸。晋武帝制定笛尺，调和金石乐器，规定虽详，却不能阻止平阳的战乱。梁武帝制作四器，调和八音，考察虽细，却不能免除台城的屈辱。然而《韶》《夏》《濩》《武》等古乐至今仍在，若其余方面配不上这些乐，就连一个人都感化不了，何况天下呢！这就像拿着垂的规矩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坐等器物制成，终究无法实现。何况齐、陈的荒淫昏君，他们的亡国之音，即便在朝堂上临时演奏，又怎能改变世人的哀乐呢！而太宗仓促说治理兴衰与乐无关，为何发言如此轻率，轻易否定圣人的主张呢？
礼并非指礼仪形式，但没有礼仪形式，礼就无法施行。乐并非指声音本身，但没有声音，乐就无法体现。好比山，取一土一石不能称之为山，但土石都没有了，山又在哪里呢！所以说：“没有根本就无法确立，没有形式就无法施行。”怎能因齐、陈的音乐在今世不灵验，就说乐对治理兴衰无益，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就轻视泰山有何区别！如果真如太宗所言，那么五帝、三王创作音乐就都是虚妄的了。“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应当存而不论。”可惜啊！
戊子日，太宗对侍臣说：“我看《隋炀帝集》，文辞深奥渊博，他也知道称赞尧、舜而指责桀、纣，可行事为何如此相反呢！”魏征回答：“君主即便圣明睿智，也应当虚心接纳他人意见，这样有智慧的人会献上谋略，有勇气的人会竭尽力量。隋炀帝依仗自己的出众才华，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所以嘴上说着尧、舜的话，行为却如同桀、纣，自己还浑然不觉，最终导致灭亡。”太宗说：“前事不远，是我们的借鉴啊！”
京城辖区内出现蝗虫。辛卯日，太宗进入皇家园林，看见蝗虫，拾取几只，祷告说：“百姓以粮食为命，你却吃了它，不如吃我的肺肠吧。”抬手就要吞下蝗虫，身边的人劝谏说：“这恶物或许会让人得病。”太宗说：“我为百姓承受灾祸，何必躲避疾病！”于是吞下了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
太宗说：“我每次上朝，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考。担心对百姓有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主管起居注的杜正伦说：“我的职责是记录君主的言论，陛下的话若有失误，我必定会记下，这不仅对当今有害，恐怕还会被后人讥讽。”太宗高兴，赏赐他二百段丝帛。
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谈论佛教的苦空之说，侯景之乱时，百官连马都不会骑。梁元帝被北周军队包围时，还在讲解《老子》，百官穿着军装听讲。这实在值得引以为戒。我所喜爱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的学说，认为就像鸟有翅膀、鱼有水一样，失去它们就会死亡，一刻也不能没有。”
太宗认为辰州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曾特别受宠信，却参与了杀害隋炀帝的叛逆行为，虽然时势变迁，多次颁布赦令，他侥幸免于灭族，但不能再让他治理百姓，于是下诏将他除名，流放欢州。裴虔通常常说“我铲除隋朝，为大唐开辟了道路”，自认为有功，颇有不满之色。等到获罪，怨愤而死。
秋季，七月，太宗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党羽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朝武牙郎将元礼全部除名，流放边疆。
太宗对侍臣说：“古语有云：‘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之内两次赦免，好人就会沉默不言。’养育杂草会危害庄稼，赦免有罪之人会伤害良民，所以我即位以来，不想多次赦免，担心小人依仗赦免轻易触犯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