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如今先帝驾崩，新天子继位，这对我等而言，正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眼看群情激愤，杨涟立刻眯着眼睛，压低声音道：“先前咱们不是在兴明社内部，安排了不少自己人，让他们想办法收集兴明社的罪证吗，我看现在是时候收网了！”
听了杨涟的话，身为兴明社社员的阮大铖，迟疑着开口道：“大洪兄，我等虽在兴明社两年，与程复甫共事，可要说真掌握了对方什么罪证，却也实在谈不上。”
同在兴明社中的侯恂，闻听此言，跟着点头道：“的确如此，程复甫平日行事非常谨慎，兴明社每次出版杂志和和报纸之前，对方都要组织人手，对出版内容再三审核，基本上是找不出什么问题的。”
“无妨，就算没有真凭实据，咱们也有办法能斗倒他！”
杨涟笑着摇头道：“你们几个都是兴明社的成员，过几天等国丧结束，你们立刻联名上疏，强行给兴明社安上几条罪状，例如‘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聚众谋乱’，说得越严重越好。”
“届时我会再找几个科道言官，配合你们一起弹劾程光阳，皇上初登大位，肯定会十分重视此事，倘若皇上派人去查抄兴明社，咱们想办法制造一点罪证出来，还不是易如反掌么？”
“啧啧，真是好办法！大洪不愧是我等的智囊！”
“哈哈哈，就该如此！我早就看那姓程的不顺眼了！”
听了杨涟的话，在场的东林众臣感觉可行，纷纷出言夸赞。
唯独刘一燝和孙承宗两人，听得眉头紧皱，心中并不赞成这样做。
孙承宗冷哼一声道：“诸位先生、同僚，我辈平日向来以正人君子自居，怎么能做出这等栽赃陷害之事？此乃君子所不齿也！孙某不屑为之！”
“稚绳兄，此言差矣！”
稚绳是孙承宗的表字。见孙承宗不同意杨涟的做法，左光斗连忙开口劝说道：
“仁义道德，是对你我这样的正人君子讲的，对于那些奸邪之辈，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使些手段又有何妨？”
杨涟低声为自己辩解道：“稚绳兄，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咱们东林书院着想。自从程光阳创建兴明社以来，咱们书院门庭已经冷落到了什么地步，稚绳兄你改日亲自去无锡看一看，就知道了。”
“兴明社能吸引天下士子，那是人家自己有本事，他们能搞出杂志和报纸，我们难道就不能搞吗？”
孙承宗满脸不悦道：“要争要斗，我并没有意见，但那也该堂堂正正地来，暗地里使龌龊手段，无论如何，就是不对！”
“哼，随你怎么想！”
见孙承宗说话如此不客气，搞得自己好像成了小人一般，杨涟也生气了，冷声道：
“杨某所做的一切，并非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家着想，反正我问心无愧！”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好好说。”
“是啊，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眼看孙承宗和杨涟起了冲突，周边众人连忙开口做起了和事佬。
杨涟抖了抖衣袖，态度坚决道：“我杨大洪决定了的事，绝不会反悔，上疏弹劾程光阳之事，我一定会找人去做。”
…
泰昌元年八月。
泰昌帝朱常洛登基的第二十天，原本还算平静的大明政坛，突然风起云涌。泰昌帝竟在一天之内，收到了十几封弹劾奏疏。
这些奏疏，有些来自潜伏在兴明社中的东林党成员，有些来自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内容基本一致，全都是弹劾詹事府左庶子、翰林院侍读学士程光阳的。
众人在奏疏中攻击程光阳，先说他身为朝廷官员，带头聚众结党，图谋不轨。又说他创办兴明社，出版各种杂志和报纸，蛊惑人心，妄议朝政。
希望皇帝不要姑息养奸，立刻严查严惩。
“嘶……这些事，究竟是真是假？程翰林创立兴明社，已经有两年了，果真是在结党营私吗？”
泰昌帝这几年虽说深居宫禁，但不代表他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
关于程光阳其人，泰昌帝是有一定了解的，不但知道他当初挺身而出，为山东灾区发声的事，还知道他这几年很受自己父亲万历帝的器重，而且对方还是自己皇长子朱由校最喜欢的经筵讲官。
基于以上这些情况，泰昌帝本来对于要不要查封兴明社，追究程光阳的罪责一事，心中有所顾虑。
可是接下来兵科给事中杨涟上呈的一封奏疏，很快便让泰昌帝龙颜大怒，当即决定，派人逮捕程光阳、周延儒、洪承畴、郑毓麒等人，严加审讯。
“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这姓程的怎敢如此大胆！传朕中旨，让刑部、大理寺，还有锦衣卫，马上去抓人，快去！”
原来，杨涟在弹劾奏疏中提到了三件事。
首先说程光阳反对“国本之争”，经常在兴明社中和社员们讨论此事，言语中对当今皇帝有不敬之意。
这件事其实半真半假。
程光阳的确曾经说过反对“国本之争”的话，但他的本意，主要是认为国本之争破坏了皇帝和大臣的关系。
然而到了杨涟的奏疏中，对方却添油加醋，说程光阳支持福王做储君，反对当今圣上继承大统。
除了国本之争，杨涟还在奏疏中提到另外一件事，说程光阳和郑贵妃的侄儿郑养性关系极好，二人私下经常聚在一起，密谋生乱。
这件事同样半真半假。
由于当初被万历帝下狱时，郑养性从中出力，使得程光阳在诏狱中没有受到任何刑罚，程光阳出狱之后，投桃报李，确实和郑养性有过结交之举，但两人的关系其实谈不上太深，平日连一起喝酒的机会都很少，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密谋。
以上这两件子虚乌有的事，已经让泰昌帝非常生气了，但还并没有让对方达到暴怒的程度。
杨涟在奏疏中提到的第三件事，才算是真正触碰到了泰昌帝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