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的秋意，仿佛是一夜之间被那场连绵的冷雨带来的。校园里的法国梧桐叶子边缘开始泛黄，风一吹，便有几片打着旋儿不甘心地落下，黏在湿漉漉的水泥路上，踩上去软塌塌的，带着一种季节更替的衰败感。对于316宿舍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需要添加衣物的普通秋天，但对于吴普同而言，这个秋天被一个清晰而紧迫的目标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
四级证书，像一道无形的门槛，横亘在每一个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面前。它不仅仅是一张纸，在当时的农大，它更与学位证直接挂钩，是顺利毕业、获得那个象征着他寒窗十余载最终成果的“硬通货”的必备条件。这个消息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套在了吴普同的头上。他知道自己英语底子薄，高中时在县三中，英语老师照本宣科，听力训练几乎为零，词汇量更是捉襟见肘。这门课程，是他所有科目中最大的短板，也是他通往未来之路上最明显的一块绊脚石。
因此，当其他同学还在适应新学期节奏，或者依旧沉浸在大学相对自由的氛围中时，吴普同已经像一枚被上了发条的齿轮，围绕着“四级”这个轴心，开始了高速而规律的运转。他不敢有丝毫放松，那种紧迫感，甚至比面对期末的专业课考试还要强烈。因为专业课尚可通过勤奋和理解来弥补，而英语，尤其是听力和词汇，更需要日积月累的水磨功夫。
他的作息时间表被再次精确切割。每天清晨，当天边刚泛起一丝鱼肚白，宿舍里还回荡着此起彼伏的鼾声和梦呓时，吴普同便轻手轻脚地爬下床铺。初秋的清晨寒意袭人，他裹紧那件穿了多年的、略显单薄的夹克，拿起那本边角已卷起、被他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贴过的《大学英语四级词汇手册》，还有那个砖头般厚重的《牛津英汉双解词典》，悄无声息地掩上宿舍门，融入走廊尚未熄灭的、昏黄而清冷的光线中。
他的目的地是宿舍楼前那个不大的小花园。这里栽种着些月季、冬青和几棵歪脖子松树，平日里是情侣约会、同学闲聊的去处，但在清晨这个时刻，却成了属于他一个人的“英语角”。他找一个僻静的、带着露水的石凳坐下，也顾不上冰凉，便翻开了词汇手册。呵出的气息在冷空气中形成一团团白雾。他先是低声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单词，然后是音标，最后是中文释义，反复念诵，试图将那些陌生的字母组合与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强行烙印在脑海里。“Abandon, a-b-a-n-d-o-n, 放弃，抛弃…… Abnormal, a-b-n-o-r-m-a-l, 反常的，变态的……” 单调的声音在寂静的花园里显得格外清晰，伴随着偶尔几声早起鸟儿的啁啾。
有些词根复杂、拼写冗长的单词，像狡猾的敌人，总是今天记住，明天就模糊。他会皱紧眉头，求助于那本沉甸甸的词典，仔细查阅词根词缀，试图理解其构成的逻辑。手指因为寒冷而有些僵硬，翻动字典时发出哗啦的声响。这个过程枯燥而艰难，尤其是在睡眠不足的清晨，困意如同潮水般一阵阵袭来，他不得不时常站起身，在原地轻轻跺脚，活动一下冻得发麻的四肢，用力眨眨眼睛，驱散眼前的模糊，然后再次坐下，投入到与那些蝌蚪般文字的“战斗”中。半个小时，被他利用得如同压缩饼干般紧实。
晨读结束，他才随着逐渐增多的人流，走向食堂。通常只要一碗最便宜的小米粥，一个馒头，就着免费的咸菜，匆匆吃完，便赶往教室，开始一天正常的课程。课堂上，他努力跟上老师的节奏，尤其是英语课，他听得格外专注，试图捕捉老师讲的每一个语法点和发音技巧。
课余时间，他的轨迹也固定了下来。除了必须的自习室和图书馆（用于钻研专业课），学校机房也成了他频繁光顾的地方。当然，他去机房不再仅仅是为了练习Vb编程，更多的是利用那里相对昂贵的电脑（对他而言，上机时间就是钱）来练习英语听力。他花“巨资”购买了一套四级听力模拟题的软盘，在机房里戴上那副公共的、带着一股头油味的耳机，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些语速飞快、带着各种杂音和奇怪口音的对话和短文。起初，那些声音在他听来简直就是一团毫无意义的噪音，常常是一个段落放完，他除了捕捉到几个孤立的单词，完全不明白意思。挫败感像冰冷的针，一下下刺着他。但他不放弃，调低语速，反复听，对照着文字材料一遍遍核对，直到耳朵开始适应那种节奏和连读、弱读的规律。机房里弥漫着机器散热的气味和键盘敲击声，其他同学可能在看电影、玩游戏，或者聊着oIcq，只有他，眉头紧锁，神情专注地面对着屏幕上滚动的英文和耳机里传来的“天书”，自成一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紧张而封闭的小世界。
宿舍，则依旧是那个展现人生百态的小舞台，只是每个人的“剧情”更加鲜明。
康大伟作为班长，愈发显得忙碌。宿舍里经常能看到他拿着小本子统计着什么，或者和班委成员商量班级活动、奖学金评定细则、运动会报名等事务。他处理事情有条不紊，说话也带着一种协调者的圆融，桌上时常堆着各种表格和通知文件。“普同，四级报名表填好了吗？明天要交了。”他会适时地提醒一句，然后又转身去接一个关于班级春游地点争议的电话。他的世界，围绕着“班务”和人际协调展开。
梁天赋则更上一层楼。宣传部部长的头衔让他愈发意气风发。宿舍电话几乎成了他的热线，常常是刚放下，铃声又起。电话那头，有时是汇报工作的干事，有时是商量活动策划的其他部长，有时甚至是院里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他的谈吐间，“宣传口径”、“活动影响力”、“上级精神”之类的词汇运用得更加娴熟，偶尔还会透露一些“内部消息”，引得个别室友侧耳倾听。他的床上、桌上，时常堆着海报设计稿、宣传册样本和各种请柬。他的世界，是建立在权力、关系和表现欲之上的名利场。
李学家依旧沉浸在他的“洁净王国”里，每天雷打不动地打扫卫生、整理床铺，对康大伟和梁天赋带来的“世俗纷扰”表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疏离和轻微的不屑。张卫平则依旧是宿舍里的“隐形人”，神出鬼没，很少在宿舍逗留，似乎在校外有着固定的、不为人知的勤工俭学地点，偶尔回来，也是满脸疲惫，倒头就睡。杨维嘉和李政则相对中性，按部就班地学习、生活，偶尔参与宿舍闲聊，但大多时候也是各自忙碌。
吴普同穿梭于这个小小的生态系统之中，像一个沉默的观察者，也更像一个坚定的独行者。他按时回宿舍休息，参与必要的卫生轮值，偶尔也会在大家聊天时插上一两句话，但他所有的精神内核，都牢牢地锁定在那个以“四级”为圆心的世界里。当康大伟在为班级事务焦头烂额时，他在默写英语作文模板；当梁天赋在电话里高谈阔论时，他在心里反复演练听力真题；当李学家在挑剔着地板上的头发丝时，他在脑海里回顾着早上背过的复杂词汇。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其他人的差距，不仅仅是英语水平上的，更是人生起跑线和资源上的。他没有梁天赋的家庭背景去经营人脉，没有康大伟的八面玲珑去处理关系，甚至没有张卫平那样独立谋生的勇气和能力（或者说，是不敢分散宝贵的读书时间）。他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不值钱却又无比珍贵的时间，和一股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倔强。他将自己封闭在那个由单词、语法、听力和模拟题构筑起来的小世界里，像一只春蚕，默默地吐着丝，试图用这看似脆弱的知识之丝，将自己包裹，也期望有朝一日，能破茧而出，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夜晚，当宿舍重归寂静，只有室友们深浅不一的呼吸声时，他常常会就着走廊透进来的微光，再看一眼枕边那本词汇手册的最后一页，才带着满脑子的英文字母和深深的疲惫，沉入梦乡。四级考试的日子，像一个不断逼近的审判日，催促着他不敢停歇，只能在这条孤独的跑道上，拼尽全力地向前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