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纲领的颁布，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激起的涟漪尚未平息，另一项关乎帝国根基、牵动无数人神经的浩大工程，又在江辰的强力推动下，紧锣密鼓地展开——编纂制定《华律》，取代前朝沿用的《大明律》。
这一次，朝堂上的争议甚至超过了新政纲领。律法，乃国之重器，维系社会运转的最后底线，也是各种利益和观念冲突最集中的领域。改动律法，无异于对整个社会的深层肌理动手术。
紫宸殿内，专门为修订律法而召开的廷议，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凝重。以刑部尚书（一位以刚正刻板着称的前朝老臣）和大理寺卿为首的传统司法官员，与江辰指定负责此事的、以周廷璧和几位较为开明的年轻官员（包括一名曾被前朝冤狱所害的官员）组成的“修律专班”，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
争论的焦点，首先便集中在最为骇人听闻的酷刑之上。
修律专班提出的草案中，明确要求废除凌迟、枭首、腰斩、剥皮实草等一切残酷的肉刑及死刑执行方式，死刑统一为斩决或绞刑（并建议未来逐步减少死刑适用）。同时严格限制刑讯逼供，规定只有在证据基本确凿、案犯拒不认罪的情况下，经特定级别官员批准，方可使用“杖责”等有限手段，且不得以拷讯致死为结果。
此言一出，如同捅了马蜂窝。
“荒谬！简直是荒谬！”刑部尚书气得浑身发抖，白须乱颤，“陛下！万万不可！律法之威，在于震慑！刁民畏威而不怀德！若废除此等严刑峻法，何以惩戒元凶巨恶？何以震慑不法之徒？届时奸邪横行，天下大乱矣！此乃自毁长城！”
大理寺卿也面色阴沉地补充：“陛下，刑讯乃断狱之必要手段。若无霹雳手段，焉能使得鬼魅招供？多少积年悬案、团伙巨恶，皆因刑讯而得破！若束之高阁，无异于纵容犯罪！《大明律》沿用数百载，自有其道理！”
他们的观点，代表了旧式司法体系的核心逻辑：以恐怖的刑罚进行威慑，以肉体的痛苦榨取口供（往往被视为证据之王）。
修律专班的负责人，那位曾受冤狱的官员，此刻情绪激动，他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哽咽却无比清晰：“陛下！诸位大人！酷刑所能震慑的，从来只是良善小民！真正的巨恶元凶，何曾怕死？至于刑讯逼供……下官……下官便是亲身经历者！”
他抬起头，眼中含泪：“当年下官蒙冤入狱，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若非家人倾家荡产打通关节，寻得真凶线索，下官早已是杖下冤魂！多少无辜之人，只因受不住拷打，便屈打成招，家破人亡！此等惨剧，岂是圣朝所应为？律法之威，当在于公平正义，使人不敢犯法，而非在于刑罚之残酷，使人恐惧莫名！”
他的话，带着血泪的控诉，让殿内一部分官员动容，但也让保守派更加恼怒。
“此乃妇人之仁！”刑部尚书斥道，“为一二冤狱，便废驰国家法度，因噎废食！”
“非是废驰，乃是革新！”周廷璧出列，朗声反驳，“律法之目的，乃是为了惩恶扬善，维护秩序，而非制造恐怖与冤屈！若酷刑与刑讯能带来清明世道，前朝何以狱讼冤滥，民怨沸腾，最终失了天下？”
争论的第二个焦点，随即转向证据规则和审判程序。
修律草案引入了大量现代证据法理念：强调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链条，降低口供的重要性；规定“疑罪从无”；建立严格的勘验、取证、保管流程；甚至提出设立“检察官”角色，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与被告及其辩护人（允许亲属或指定人员辩护）进行某种形式的对抗。
这些概念对于古代司法体系而言，完全是天方夜谭。
“荒谬绝伦！‘疑罪从无’？那岂不是要放走大量歹人？‘检察官’？讼师之流岂能登大雅之堂，与官府对质？成何体统！”老臣们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若无确凿证据，宁可错放，不可错判！此乃对人命之基本敬畏！”修律官员据理力争，“让诉讼过程更加明晰，让各方陈述其词，正是为了减少冤狱，彰显公正！”
第三个冲突点，在于某些特定罪行的界定和刑罚。草案大幅减轻了对所谓“忤逆”、“不孝”等伦理罪的惩罚（不再一律处死），提高了对官吏贪污、枉法、欺压百姓等行为的惩处力度，甚至首次尝试赋予女性一定的财产继承和离婚权利（极其有限，但已是石破天惊）。
这彻底激怒了维护传统礼法的卫道士。
“礼崩乐坏！礼崩乐坏啊！”一位老翰林捶胸顿足，“三纲五常乃立国之本！如此改动，父子无别，夫妇无序，长幼不分，国将不国！”
“严惩贪官污吏，臣等赞同！然则妇人岂能与父兄争产？夫为妻纲，岂可轻易离异？此等条款，断不可行！”
朝堂之上，双方引经据典，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撕破脸皮。一方抱着《大明律》和儒家经典死不放手，另一方则竭力想要注入“仁恕”、“公正”、“证据”的新理念。
江辰始终沉默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龙椅扶手。他深知这场争论的深刻性，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更改，更是两种社会治理哲学的交锋。
直到争论陷入僵局，双方都看向他，等待最终裁决时，他才缓缓开口。
“朕，听过诸卿之论。”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终结争论的力度，“刑部之言，有其理。乱世重典，朕非不知。”
保守派们刚刚心中一喜，却听江辰话锋陡然一转：“然，朕要问诸位，前朝律法不可谓不严酷，刑讯不可谓不频繁，然则，可曾真正杜绝犯罪？可曾真正吏治清明？可曾真正百姓安乐？”
他目光如电，扫过刑部尚书等人：“并未有！反而冤狱丛生，贪腐横行，最终官逼民反！可见，仅靠严刑峻法与拷掠逼供，并不能换来长治久安，反而可能积累怨气，动摇国本！”
“修律专班所提，或有理想之处，细节亦可商榷。”他肯定了草案的大方向，“但其核心——慎刑、重证、反腐、安民——深得朕心！此乃新朝应有之气象！”
他最终拍板：
“酷刑，必须废除！死刑执行方式，按草案所言办理！刑讯逼供，必须受到最严格的限制，朕要看到具体的、可操作的监督条款！今后审判，口供不得再作为定案唯一依据，必须重视物证、旁证链条！”
“疑罪从无原则，必须确立！这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贪腐之罪，量刑加重！渎职欺民，罪加一等！”
“至于伦理条款……”江辰略作沉吟，知道这触动最深，“可略作调整，但‘忤逆’‘不孝’等罪，需明确定义，防止滥用，刑罚减轻。女性权益……暂缓推行，但可允地方酌情审理，上报案例，再作计较。”
这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决定。核心的司法理念改革（废酷刑、重证据）坚定不移，但在最敏感的社会伦理领域，则采取了渐进策略。
“陛下圣明！”周廷璧等人激动跪拜，虽然未能全功，但主体框架已被皇帝肯定。
刑部尚书等保守派则面如死灰，嘴唇哆嗦，却再也说不出反驳的话来。皇帝的意志无比清晰，且句句在理，他们无力抗衡。
《华律》的编纂工作，就在皇帝的强力支持下，得以按照新的理念推进。大量的案例被重新审视，条文被逐字推敲，新的证据规则和审判流程被艰难地设计出来。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利益博弈。无数的争吵、妥协、修改在修律公房内发生。
而当《华律》草案的部分内容（尤其是废除酷刑、严惩贪官）逐渐流传出去时，在民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百姓们拍手称快，尤其是那些深受旧律酷法和贪官污吏之害的人，仿佛看到了一线青天。而旧的司法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保守乡绅，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抵触。
一部新法典的诞生，预示着这个新生的王朝，正试图从最基础的规则层面，与过去彻底决裂，蹒跚地迈向一个更加文明、也更充满未知的方向。而这其中蕴含的矛盾与阻力，必将随着新律的推行，以更加具体和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