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如同风中残烛，在苏建国心中摇曳了没几天，便被冰冷的现实彻底吹灭。
离开机床厂的头几天，他还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揣着那张代表着他过去技术等级、盖着鲜红印章的证书，跑遍了市里几家规模和效益尚可的工厂。他陪着笑脸，递上证书，向那些比他年轻许多的人事干部介绍自己的经验和技术。
得到的回应，大多是礼貌而疏离的摇头。
“老师傅，您这技术是没得说，但我们厂现在也……也在精简人员。”
“年纪大了，生产线节奏快，怕您身体吃不消啊。”
“我们现在招工，都要求初中以上文化，要懂点新设备，您这……”
“文凭”、“年龄”，这两个他以前从未在意过的词语，此刻成了横亘在他面前、无法逾越的天堑。他那一身引以为傲的技术，在时代的浪潮和市场的要求面前，显得如此陈旧和不合时宜。他甚至去打听了一些私人小作坊，但那里要么不需要他这样的“大工”，要么开出的工钱低得可怜，还不稳定，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家庭的运转。
一次次碰壁，像一盆盆冷水，浇灭了他心中残存的火星。那份曾经作为技术工人的骄傲和尊严，在一次次婉拒和隐含轻视的目光中，被碾得粉碎。他捏着那本已经毫无用处的技术证书，站在人来人往的职业介绍所门口，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和无力。世界很大，却没有他这个四十多岁、只有一把力气的老工人的容身之处。
绝望，如同潮水般蔓延上来。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他的目光投向了城市边缘那些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建筑工地。高耸的塔吊，轰鸣的搅拌机，密密麻麻的脚手架，以及那些在工地上忙碌穿梭、皮肤黝黑、衣着破旧的身影——那是进城务工的农民。
一个念头，带着巨大的屈辱和无奈，在他心中升起。
也许，那里……是他唯一还能出卖力气的地方。
他犹豫了很久。从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傅，到一个在工地扛水泥、和泥搬砖的“盲流”，这其中的落差，无异于从云端跌落泥沼。他仿佛能听到昔日工友们可能的议论和叹息，能感受到那种无形的、鄙夷的目光。
但一想到家里等米下锅的窘迫，想到那笔尚未还清的高利贷，想到春燕担忧的眼神，晓光渴望知识的目光，卫东和卫民的努力……他狠狠心，将那本代表着他过去荣光的技术证书，用力塞进了衣柜最底层，仿佛要将那个“技术工人苏建国”也一同埋葬。
他翻找出最破旧、最不起眼的一身衣服，刻意弄脏了脸和手，混入了那些在劳务市场等待活计的农民工中间。他低着头，缩着肩膀，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和他们一样。当工头用挑剔的目光扫视人群，像挑选牲口一样点人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急切地往前挤，用带着本地口音却刻意模仿的生硬语调喊着：“老板，我能干！有力气！”
也许是看他体格还算结实，眼神里有种不同于一般农民的沉郁和狠劲，一个工头最终点了他的名。
就这样，苏建国，这个曾经的市二级技工，撕掉了最后的尊严，在城东一个新建小区的工地上，找到了一份“新生”——扛水泥。
工作的强度，远超他的想象。
搅拌机轰鸣着，吐出灰黑色的混凝土。他的任务，就是和其他几个民工一起，用铁锹将水泥、沙子和石子按比例铲进搅拌机，或者，更直接地，将一袋袋五十公斤重的水泥扛到指定的地点。
第一袋水泥压上肩头时，那沉重的分量让他眼前一黑，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了一下。粗糙的水泥袋子摩擦着他脖颈和肩膀的皮肤，火辣辣地疼。灰尘扑面而来，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肺里像是被塞进了一把沙子。他咬着牙，强迫自己迈开脚步，一步一步，在凹凸不平、满是碎砖烂泥的工地上艰难前行。
一天下来，他的肩膀又红又肿，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腰像是要断掉，双腿如同灌了铅，每挪动一步都异常艰难。汗水混合着水泥灰，在他脸上、身上糊了厚厚的一层，干了之后结成硬壳，一动就往下掉渣。鼻腔里、喉咙里，全是那种挥之不去的、令人窒息的粉尘味。
环境极其恶劣。工地上没有任何遮挡，烈日暴晒，寒风呼啸，他都得硬扛着。喝水是用一个捡来的、脏兮兮的塑料瓶子接自来水，吃饭是蹲在工地角落，就着灰尘啃自己带来的冷窝头。工棚里拥挤、潮湿，弥漫着汗臭和脚臭，晚上蚊虫肆虐，几乎无法安睡。
而报酬，与他付出的艰辛相比，低廉得让人心寒。工钱是按天结算，干一天活，才能拿到一天的钱，遇到下雨或者工地停工，就一分钱没有。而且工头还会以各种理由克扣，到他手里的，仅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和每天往返的车费。这点钱，对于苏家庞大的开销和高利贷的利息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但他没有选择。这是他目前唯一能找到的、能立刻换来现金的工作。
每天收工，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拆散又重新组装起来的破旧机器，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他混在那些同样疲惫不堪的农民工中间，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工地，在路边的水龙头下胡乱冲洗一下脸上的灰土，然后挤上拥挤、气味难闻的公共汽车，回到那个他必须用谎言维持平静的家。
身体的极度疲惫，某种程度上麻痹了他内心的痛苦和耻辱。他不再去回想机床厂的大门，不再去想那本被藏起来的技术证书。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台只知道干活、赚钱的机器，用肉体的磨难，来抵消精神上的煎熬，也为他那个风雨飘摇的家，换取一点点极其微薄的、带着血汗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