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攻势的胜利像野火般在根据地蔓延，各部队求战心切，一场自发的“拔点竞赛”悄然展开。
“团长，三营昨天又拔了个炮楼，缴获两挺机枪！”通讯员兴奋地向一团团长报告，“二营的同志们眼红得很，都憋着劲要赶超呢！”
这种你追我赶的氛围并非上级安排，而是源自战士们最朴素的荣誉感。各营连之间开始较劲，看谁拔的据点多，缴获的武器好，仗打得漂亮。
利刃特战连作为尖刀力量，自然成为竞赛的领头羊。赵铁鹰却保持着清醒：“拔点不是目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是根本。”
但他的谨慎很快被一场意外打破。二营一个年轻连长未经充分侦察，就带人强攻一个日军据点，结果陷入重围。虽然最终脱险，但伤亡惨重。
“胡闹！”陈征在总结会上罕见发火，“把打仗当儿戏？这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他立即下令规范拔点作战：必须经过充分侦察，制定周密计划，严禁盲目蛮干。
正规化反而促进了竞赛健康发展。各部队开始讲究战术配合，注重总结经验。一本名为《拔点要诀》的小册子在部队流传，汇集了各种实战经验：
“打炮楼要先断水电，困守之敌不攻自乱。”
“伪军驻守的据点可先政治攻势，瓦解军心。”
“夜间攻击利于隐蔽，但要加强协同...”
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很快转化为战斗力。
一天，三营发明了“土坦克”战术——用厚木板做成挡板，下面装轮子，战士推着前进，可有效防御子弹。虽然简陋，但在攻打一个小据点时发挥了奇效。
“好办法！”其他部队纷纷效仿，还加以改进：有的加装湿棉被防燃烧瓶，有的设计成可折叠方便携带。
民兵也不甘落后。老王庄的民兵发明了“臭弹战”——将死动物腐烂的内脏装进陶罐，用抛石机投入据点。
“比毒气弹还厉害！”参与者得意地说，“鬼子被熏得受不了，只能出来投降。”
更专业的爆破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工兵老张总结出一套计算药量的公式，可根据炮楼墙壁厚度精确计算所需炸药。
“多一分浪费，少一分炸不开，”老张在培训课上强调，“咱们的炸药来得不易，要省着用。”
特战连的引导作用更加突出。在一次攻打中型据点的战斗中，小陈带领狙击小组提前潜入，专门狙杀日军军官和机枪手。
“他们的指挥官一露头就被敲掉，”参战部队反映，“鬼子群龙无首，战斗力大减。”
新生产的武器也在实战中检验。兵工厂改良的迫击炮弹精度提高，可有效压制据点火力。虽然产量有限，但每每在关键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
竞赛中最亮眼的是那些起义官兵的表现。原伪军排长吴大宝，如今是独立营的副营长，带队攻打自己曾经驻守的据点。
“我知道那里的每一个暗堡，”战前他详细画出示意图，“后墙有个排水沟，可以直通院内。”
果然，突击队利用这个漏洞，夜袭成功。守军还在睡梦中就当了俘虏。
“吴副营长真厉害！”战士们由衷佩服。
拔点竞赛还催生了技术创新。面对日军越来越坚固的工事，战士们发明了“爆破筒”——用长竹竿绑炸药，可伸到枪眼附近爆破。
“这叫‘捅马蜂窝’，”发明者幽默地解释，“马蜂窝一捅，马蜂就乱窜。”
群众的支持更是竞赛的重要保障。每次拔点作战，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有的甚至冒着枪林弹火送水送饭。
“同志们吃饱了好打鬼子！”一位老大娘把热乎乎的饼子送到前沿阵地。
随着竞赛深入，拔点效率显着提高。最初打一个据点要一两天，后来发展到一天能打两三个。有的小据点听到八路军来了，甚至望风而逃。
“我们现在是越打越顺手，”一个老战士感慨，“想起刚当兵时，看到炮楼就发怵。”
但日军也在调整策略。他们收缩兵力，放弃一些孤立小据点，集中守备重点城镇。据点工事更加坚固，守军更加顽固。
最艰苦的一战发生在交通枢纽黑山镇。这里驻有日军一个大队，工事坚固，粮弹充足。
“这块硬骨头必须啃下！”陈征亲自部署。
战斗持续了三天。八路军首次尝试多兵种协同：炮兵火力准备，工兵爆破开路，步兵多路突击。特战连则潜入镇内制造混乱。
当红旗最终插上镇公所屋顶时，战士们相拥而泣。此战歼敌五百余人，缴获大量物资，但也付出了二百多人伤亡的代价。
“每面红旗都是烈士鲜血染红的，”赵铁鹰在追悼会上说，“我们要用更大的胜利告慰他们。”
拔点竞赛开展两个月后，战果令人振奋：攻克据点127个，歼灭日伪军三千余人，缴获武器可装备两个团。
更重要的是，各部队战斗力显着提升。新兵在实战中成长，战术在创新中发展，根据地面积稳步扩大。
“我们现在不是游击队了，”一个刚从敌占区参军的知识青年感叹，“是真正的正规军！”
秋季来临，拔点竞赛暂告段落。但这场竞赛带来的变化是深远的：部队士气空前高涨，群众信心大大增强，日军则被迫转入全面守势。
望着地图上连成一片的解放区，陈征欣慰地说：“同志们，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鬼子是可以被打败的！”
夜幕降临，新解放的村庄里灯火通明。群众正在庆祝重生，而战士们已经擦亮武器，准备着下一场战斗。
拔点竞赛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一次精神和技术的淬炼。在这片热土上，抗日的力量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为最终的全面反攻积蓄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