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澜站在原地，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公文包的铜扣。王参谋的话像根刺，扎在他心里——在南昌，靠委员长的同乡身份和几分小聪明就能立足，但南京是中枢，军政部、参谋部、军委会盘根错节，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各有派系，自己一个刚从山里出来的中尉参谋，没根基、没资历，光靠委员长的“赏识”，就是块摆在明面上的肥肉，谁都想咬一口。
他没急着回办公室，而是绕到行营后院的小花园。这里种着几株奉化特有的水蜜桃，是去年委员长特意让人从溪口移栽过来的，此刻枝桠光秃秃的，倒让他想起了家乡的冬天。林文澜蹲下身，给桃树根部培了点土——这是他来南京后养成的习惯，每次心里烦，就来这儿待一会儿，闻着泥土的味道，脑子能清醒不少。
“林参谋也喜欢这儿的桃树？”一个温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林文澜回头，见是军委会办公厅的陈布雷。陈布雷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样子是刚从委员长办公室出来。林文澜连忙站起来敬礼：“陈主任，卑职只是过来走走。”
陈布雷点点头，走到桃树旁，伸手摸了摸树枝：“委员长念旧，总说溪口的水蜜桃最甜。可惜南京的气候冷，这树去年结的果子，又小又酸。”他顿了顿，看向林文澜，“刚才在走廊，听见你跟王参谋说话了。”
林文澜心里一紧，没想到这事被陈布雷看见了。他刚想解释，陈布雷却摆了摆手：“不用紧张，军政部的人，向来是这样。何部长管着军权，底下的人难免傲气些。”
陈布雷是委员长的“文胆”，在中枢里地位特殊，既不属何系，也不亲陈诚，只忠心于委员长。林文澜知道，这位是能帮他的人，但也不能贸然诉苦——在南京，话多必失。
他斟酌着开口：“陈主任，卑职刚来南京，很多规矩都不懂。刚才王参谋提醒卑职，军政部的方案要严谨，卑职觉得很对。以后写方案，一定多向军政部的前辈请教。”
陈布雷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笑着说：“你倒是精明。在中枢做事，既要‘懂上’，也要‘通下’。‘懂上’，是明白委员长的心意；‘通下’，是知道各部门的难处。你那个‘乡土训练方案’，委员长觉得好，但军政部未必愿意推——他们管着全军训练，突然冒出个中尉参谋的方案，传出去，他们脸上无光。”
林文澜心里豁然开朗。他之前只想着方案能讨委员长欢心，却忘了军政部的面子问题。王参谋的刁难，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军政部不想被一个新人“抢了风头”。
“多谢陈主任指点，卑职明白了。”林文澜诚恳地说。
“明白就好。”陈布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林文澜，“这是军政部训练司李司长的地址，他是浙江东阳人，跟你算半个同乡。今晚你备点薄礼，去他家坐坐。不用提方案的事，就说你是刚从南昌来的，想向他请教训练的事。”
林文澜接过纸条，上面的地址写得清楚，还有李司长家的电话。他心里感激，却没说太多客套话——在陈布雷面前，说多了反而显得虚。
当晚，林文澜没敢怠慢。他去南京西路的“老浙江”商铺，买了两斤溪口产的笋干、一罐陈年花雕，又让家里人从溪口寄了两盒上好的云雾茶，装在一个古朴的竹篮里，看着不张扬，却都是家乡的特产。
李司长的家在城南的一条巷子里，是个带院子的小洋楼。林文澜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个保姆，说李司长正在书房看书。他跟着保姆进去，见李司长穿着便装，坐在书桌后，手里拿着一本《孙子兵法》。
“卑职林文澜，见过李司长。”林文澜放下竹篮，立正敬礼。
李司长抬了抬眼，放下书：“你就是那个写‘乡土训练方案’的林参谋？坐吧。”他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林文澜坐下，没提方案，只拿起竹篮里的笋干，笑着说：“李司长，卑职是溪口人，这是家里晒的笋干，用的是春天的早笋，炖肉最香。还有这花雕，是我爹藏了十年的，您尝尝。”
李司长瞥了一眼竹篮，拿起那罐花雕，打开闻了闻，眼睛亮了亮：“哦？溪口的花雕？我年轻的时候在宁波待过，就爱喝这个。”
“那真是巧了。”林文澜顺势说，“卑职刚从南昌来南京，对中枢的训练体系不太懂。听说李司长在训练司待了五年，全军的训练计划都是您牵头定的，想向您请教请教，基层军官的训练，到底该抓哪些重点？”
这话正好说到了李司长的心坎里。他在军政部待了多年，资历深，却一直没得到提拔，心里本就有些郁闷。现在一个年轻参谋上门请教，还捧着家乡的特产，让他心里舒坦了不少。
“基层军官啊，最要紧的是‘能带兵、会打仗’。”李司长打开话匣子，从士兵的体能训练说到战术配合，又从军官的指挥能力讲到跟乡绅的沟通技巧，“你在南昌剿匪，应该知道，基层军官要是连自己的兵都管不住，连当地的路都找不到，还打什么仗？”
林文澜听得认真，时不时点头附和，还适时提几个问题，比如“山区的士兵体能跟不上，有没有简易的训练法子”“跟北方的乡绅打交道，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实在，都是他在补充团遇到的实际情况，让李司长觉得他不是在故意奉承，而是真的想做事。
聊到快十点，林文澜起身告辞。李司长送他到门口，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小子，脑子灵光，还懂规矩。你那个方案，我看过了，想法不错，就是太粗糙。明天你到训练司来，找我手下的王参谋，让他帮你改改，细化一下训练流程和物资保障——军政部做事，得讲究个‘落地’。”
林文澜心里一喜，连忙道谢：“多谢李司长，卑职明天一早就去。”
从李司长家出来，巷子里的路灯昏黄，林文澜却觉得心里亮堂。他知道，这一步走对了——既给了军政部面子，又让方案能顺利推进，还拉拢了李司长这个靠山。在南京，光靠委员长的同乡身份不够，还得会“铺路”，把路上的石头都搬开，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接下来的一个月，林文澜天天往训练司跑。他跟着王参谋（不是之前刁难他的那个）细化方案，把“乡土训练”分成了方言、风俗、地形、乡绅沟通四个模块，每个模块都写了具体的训练时间、教材来源、考核标准——比如方言训练，要求基层军官在三个月内掌握驻地的日常用语，由当地的乡绅或小学老师担任教员；地形训练，则让乡绅带领军官熟悉山林、河道，绘制简易地图。
方案改好后，李司长亲自拿着去见何应钦。何应钦看了，觉得方案既符合委员长“清乡安民”的思路，又不用军政部额外拨款（教员由乡绅和小学老师担任，教材由地方政府提供），当即就批了，让先在浙江、江西两省试点，效果好再在全军推广。
委员长知道后，特意把林文澜叫到办公室，笑着说：“文澜，你这个方案，军政部居然没挑毛病，还主动推试点，不错。看来你在南京，是真的学乖了。”
“都是委员长教导得好，还有陈主任、李司长指点。”林文澜谦虚地说。
蒋介石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任命书，递给林文澜：“鉴于你在剿匪总结和训练方案上的功劳，升你为上尉参谋，兼行营训练处联络员，负责协调浙江、江西的试点工作。”
林文澜接过任命书，心里激动——从少尉到上尉，只用了半年，这在国军里是绝无仅有的速度。他立正敬礼：“谢委员长！卑职一定把试点工作做好，不辜负您的信任！”
离开办公室时，陈布雷正好在走廊里等他。“恭喜你，林上尉。”陈布雷笑着说，“不过你要记住，试点工作是块硬骨头。浙江、江西的地方部队，有的听中央，有的听军阀，你一个联络员，没兵权，没财权，想让他们配合，得好好动动脑筋。”
林文澜心里一凛，连忙说：“请陈主任指点。”
“你是奉化人，又是委员长亲自提拔的，这就是你的‘牌子’。”陈布雷压低声音，“到了地方，先去见省党部的人——省党部归中央管，听委员长的话。让他们帮你出面协调地方部队，再找当地的乡绅支持，双管齐下，事情就好办了。”
林文澜记在心里。他知道，试点工作是他在中枢站稳脚跟的关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935年3月，林文澜带着任命书，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车。火车开动时，他看着窗外掠过的农田，心里盘算着：浙江是委员长的老家，也是他的老家，这里的乡绅、省党部的人，多少都会给点面子。先从浙江入手，把试点做起来，再去江西——江西的地方部队复杂，但有浙江的成功案例在前，应该也能推进。
到了杭州，林文澜没先去见浙江省政府的人，而是直接去了省党部。省党部主任委员张静江是委员长的老朋友，也是浙江人。林文澜递上委员长的亲笔信（出发前，他特意找委员长要的），张静江一看是委员长身边的人，还是奉化同乡，立刻热情地接待了他。
“文澜啊，委员长特意写信给我，让我帮你，你尽管开口。”张静江坐在沙发上，喝着茶说。
“张主任，卑职这次来，是为了‘乡土训练’的试点工作。”林文澜把方案递给张静江，“现在要在浙江的衢州、金华两地试点，但这两地的保安团归省政府管，卑职怕协调不动。想请张主任出面，跟省政府打个招呼。”
张静江翻了翻方案，笑着说：“这方案好啊，既帮着委员长剿匪，又能拉拢乡绅，省政府没理由不配合。这样，明天我带你去见省主席黄绍竑，就说是委员长的意思，让他给保安团下命令，配合你的工作。”
有了张静江的帮忙，事情进展得很顺利。黄绍竑虽然是桂系出身，但在浙江任职多年，知道委员长的分量，又见张静江亲自出面，立刻答应让衢州、金华的保安团全力配合试点工作。
接下来，林文澜去了衢州。衢州保安团的团长姓周，是个行伍出身的老兵，见林文澜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上尉参谋，心里有些不服气。
“林参谋，不是周某不给面子，”周团长坐在团部里，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我这保安团，天天要防红军、防土匪，训练任务本来就重，再搞什么‘乡土训练’，士兵们怕是吃不消。”
林文澜没生气，反而笑着说：“周团长，卑职知道您的难处。但您想想，要是士兵们懂衢州的方言，能跟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是不是愿意给咱们送粮食、报信？要是士兵们熟悉山里的地形，红军来了，咱们是不是能更快地找到他们？”
他顿了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周团长：“这是委员长亲自批的试点方案，上面写着，试点期间，中央给每个试点单位拨两百块大洋的补助，用于请教员、买教材。而且试点做得好，委员长会亲自表彰，周团长您的名字，说不定能上委员长的‘记功簿’。”
周团长接过文件，翻到最后，果然看到了委员长的亲笔批示“同意试点，着军政部拨款支持”。他眼睛一亮——两百块大洋不算多，但委员长的表彰可是天大的荣誉。他立刻放下手枪，站起来说：“林参谋，你早说啊！既然是委员长的意思，又是为了剿匪，我周某肯定配合！你说怎么训，我就怎么训！”
林文澜心里笑了——在国军里，要么讲“委员长的面子”，要么讲“实际的好处”，两者结合，没有办不成的事。
接下来的两个月，林文澜在衢州、金华两地跑。他请当地的乡绅来给军官讲风俗、教方言，请小学老师来写教材，还让乡绅带着军官去山里踩点，绘制地形地图。保安团的军官们一开始还不乐意，觉得这是“不务正业”，但练了半个月，效果就出来了——之前跟老百姓说话，老百姓要么躲着，要么说听不懂；现在能用方言打招呼，老百姓愿意跟他们聊天了，甚至主动来报信，说哪里有红军的踪迹。
有一次，衢州保安团的一个排去山里搜剿红军，正好遇到一个老农。老农用衢州话跟排长说，前面山坳里有红军的伤员在养伤。排长要是以前，肯定听不懂，但现在他不仅听懂了，还跟老农聊了几句，问清了具体位置，带着人过去，果然抓获了三个红军伤员，缴获了两支步枪。
周团长高兴坏了，立刻把这事上报给浙江省政府，又特意给林文澜写了封感谢信。张静江把这事报给委员长，蒋介石看了，对身边的陈布雷说：“林文澜这小子，果然没看错，会办事，还能落地。”
1935年6月，林文澜回到南京。他把试点总结交给委员长，里面详细写了试点的成效：衢州、金华两地的保安团，一个月内收到老百姓报信二十多次，缴获红军粮食五十多石，抓获红军人员三十多人，比之前翻了一倍还多。
蒋介石看了总结，非常满意，当即决定把“乡土训练方案”在全国推广，还特意在军委会上表扬了林文澜：“林文澜同志，虽然年轻，但懂军事、懂民心，是个难得的人才。”
军委会的将领们都看向林文澜，眼神里有羡慕，也有忌惮。何应钦还特意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林参谋，年轻有为啊，以后多跟军政部沟通。”
林文澜连忙敬礼：“是，何部长，卑职一定多向您请教。”
当晚，陈布雷请林文澜吃饭。饭桌上，陈布雷笑着说：“现在没人敢再刁难你了。委员长在军委会上表扬你，就是给你撑腰。接下来，你想往哪方面发展？是继续在参谋处待着，还是去部队带兵？”
林文澜放下筷子，认真地说：“陈主任，卑职想带兵。在参谋处待着，只能纸上谈兵；只有到部队里，真刀真枪地打仗，才能真正成长起来。而且，委员长需要的是能打仗的将领，不是只会写方案的参谋。”
陈布雷点点头，赞许地说：“你有这个想法，很好。委员长也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会跟委员长提一下，给你找个合适的部队。”
半个月后，任命书下来了——林文澜被任命为中央军第18军第11师第33团少校副团长，归陈诚指挥。
18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也是中央军的王牌，装备好、战斗力强。能去18军当副团长，这是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要的机会。林文澜知道，这是委员长和陈布雷的苦心——让他去王牌部队历练，既能积累带兵经验，又能靠上陈诚这棵大树（陈诚是委员长的心腹，跟奉化人也亲近）。
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委员长特意召见了林文澜。“文澜，去了18军，要好好干。”蒋介石坐在办公桌后，语气严肃，“18军是中央军的脸面，陈辞修（陈诚字）治军严，你要多学他的带兵方法，也要记住，不管到哪里，都要想着老百姓，想着委员长的嘱托。”
“是！卑职一定记住委员长的话！”林文澜立正敬礼，声音铿锵有力。
走出委员长的办公室，南京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军装上，金灿灿的。林文澜攥了攥拳头——从参谋到副团长，从中枢到部队，他的军旅生涯又迈出了一大步。他知道，18军的日子不好过，陈诚治军严，部队里的老兵多，肯定会有人不服他这个“空降”的副团长。但他不怕——在赣南山里，他能从排长做起；在南京中枢，他能站稳脚跟；到了18军，他照样能靠自己的本事，赢得别人的认可。
火车开往江西九江（18军驻地），林文澜看着窗外掠过的长江，心里充满了期待。他知道，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