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熹微，清晨六点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过文化园空旷的走廊。
苏霓独自站在剪辑室外，指尖冰凉，手机屏幕上那句“你愿意来当嘉宾吗？”的邀约，像一枚引信，在昨夜点燃了她心中沉寂已久的战火。
她没有回复，而是直接拨通了陆承安的电话，声音冷静得像淬了冰：“立刻去查，市里那个‘十周年成果展’的宣传片招标流程——我怀疑，有人早就把我的名字，写在了别的位置上。”
效率是陆承安的代名词。
不到半小时，加密邮件就弹了出来。
苏霓点开，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果不其然，原定的总导演是许文澜，那个以拍摄宏大叙事、歌功颂德而闻名的体制内红人。
立项文件上对他的评语极尽赞美：“政治可靠、经验丰富”。
然而，就在三天前，这个看似板上钉钉的项目被市委宣传部紧急叫停，理由荒诞又直白：“舆论风险不可控”。
苏霓轻声笑了，那笑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们怕的不是风险，”她对着手机那头的陆承安一字一句地说，“是真话。”
上午十点，市委宣传部会议室。
巨大的红木会议桌旁，空气压抑得几乎凝固。
主管宣传的副部长清了清嗓子，用一种不容置喙的口吻宣布，由苏霓的声浪传媒团队，接手纪录片《潮起》的核心制作，并给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十天内，必须交片。
话音刚落，坐在角落里的许文澜突然发出一声轻响。
他修长的指尖在光滑的桌面上不紧不慢地敲击着，声音不大，却像鼓点一样精准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张部长，我没有别的意思，”他慢悠悠地开口，视线却如刀子般刮向苏霓，“只是让一个主持人，还是一个刚从电视台出走的所谓‘独立媒体人’，来执导我们市十年成果的献礼片，是不是太儿戏了？电视台的脸面，就这么不要了？”
一瞬间，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苏霓身上，有同情，有幸灾乐祸，更多的是看好戏的期待。
苏霓缓缓站起身，平静地回视着许文澜那张写满傲慢的脸。
“许导说得对，”她开口，声音清亮而有力，“十年前，当我第一次拿起话筒时，我也问过自己，我能不能胜任。今天，我想试试扛起摄影机。”她环视全场，目光最终落回许文澜身上，字字铿锵：“毕竟，时代从不等那些万事俱备的人，它只追逐那些敢于动手的人。至于脸面，我想，用真实记录这个时代的脸面，远比维护几个人的脸面，更重要。”
一番话掷地有声，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副部长脸色变了几变，最终只是挥挥手：“就这么定了！散会！”
会议结束，赵小芸抱着刚领到的项目申报材料，脸色煞白地跑过来。
“霓姐，你看！”她指着文件中的一栏，苏霓凑过去，只见“拍摄许可”那一栏，被人用红笔重重地划掉，旁边龙飞凤舞地签了两个字：待审。
这等于斩断了他们所有的合法拍摄途径。
没有许可，任何采访都可能被定义为“非法”，任何素材都可能被当场查抄。
这根本不是一个任务，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陷阱。
当晚，夜色如墨。
陆承安驱车带着苏霓，拐进了城市深处一条僻静的老巷。
他们要拜访的，是朱导演，一位早已退休的老纪录片人。
八十年代初，正是他，扛着简陋的摄影机，拍下了第一批乡镇企业萌芽的珍贵影像。
老人头发花白，精神却矍铄。
听完苏霓的困境，他一言不发，转身从一个樟木箱底翻出一盒用布层层包裹的胶片。
胶片盒已经泛黄，边缘磨损得厉害。
“这是1984年，黄厂长在螺丝厂签下承包责任书那天拍的。”老人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铁盒，眼神悠远，“那天全厂的人都在鼓掌，都在笑，只有他，那个后来被誉为‘时代先锋’的男人，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
他将这盒沉甸甸的胶片郑重地交到苏霓手中。
“丫头，记住，别去拍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仙，要去拍活生生的人。所谓的浪潮，从来不是被风刮起来的，而是一双双脚，一步一个血印踩出来的。”
临走时，老人站在门口，又压低声音叮嘱了一句：“万事小心，特别是公安那边。最近上面有文件，抓‘非法采访’抓得特别严。”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
摄制组一行人驱车抵达黄厂长如今所在的螺丝厂。
车刚停稳，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员就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
“例行检查，请出示拍摄许可。”
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就在气氛僵持不下时，其中那个年轻些的小刘警员，趁着同事转身接电话的间隙，飞快地凑到赵小芸身边，用身体挡住别人的视线，飞速地拉了一下她的衣角，嘴唇几乎不动地挤出几个字：“上面昨晚刚下的通知，点名查你们。没有批文，一律扣人扣素材。快撤！”
千钧一发之际，跟组的老摄影师老张反应极快。
他不动声色地弯腰，迅速将摄影机里最关键的那一卷胶片盒拆下，闪电般塞进旁边一个装着馒头咸菜的饭盒里，盖上盖子，若无其事地拎在手上。
一番周旋后，摄制组以“设备调试”为由，被“客气”地请离了现场。
回程的车上，气氛压抑得可怕。
苏霓死死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厂房和烟囱，沉默了许久，忽然开口，声音冷静而决绝：“不等了。我们分三路走。”
她看向车里的核心成员：“顾工那条线，他在研究所等我们去聊国产芯片的困境；阮秀英那边，她明天凌晨就要带着货过境；还有黄厂长这条线……审批是等不到了，我们只能抢！”
当夜，陆承安的律所灯火通明。
他以惊人的速度设计出了一套“分布式拍摄协议”。
他召集了三组最信得过的摄影师，宣布规则：“从现在起，每组配备独立的摄影机和特制密码箱。所有素材，当天拍摄当天封存，每日凌晨三点前，必须送到我律所的地下保险柜。由我亲自签收，并加封法律存证标签。”
他看着所有人，眼神锐利如鹰：“一旦进入司法监管流程，贴上封条，就意味着这些素材进入了证据保全程序。任何行政手段，都无权强制调取。”他在合同的末尾，用加粗的黑体字写下最后一行：“本素材所有权最终归属声浪传媒，任何单位及个人调阅，必须经过创作者本人书面同意。”
这是在用法律，为真相筑起一道防火墙。
当夜，第一卷被小心翼翼送回的胶片，静静地躺进了冰冷的保险柜。
陆承安亲手在上面贴上标签，写下编号：Yx002。
那个编号，延续的正是当年“小雨”失踪前，录下的最后一卷遗失之声的序列。
第四日凌晨，律所的地下档案室被改造成了临时的剪辑室。
苏霓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双眼布满血丝，眼神却亮得惊人。
她完成了第一段粗剪。
黑暗中，屏幕亮起。
第一个画面，是白发苍苍的黄厂长，蹲在满是油污的车间门口，啃着一个冷硬的馒头。
他看到镜头，也不躲闪，咧开掉了几颗牙的嘴，嘿嘿一笑：“怕啥？那时候人人都说我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前后割了我三次，你看，不也没割死嘛！”
镜头切换。
暴雨如注的边境线上，瘦小的阮秀英背着一个巨大的竹篮，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泞的小路上。
雨水顺着她的斗笠不断滴落，画外音是她异常平静的声音：“他们说我是投机倒把，是偷渡客。我不是，我只是在做生意，养活我的娃。”
最后一个画面，定格在顾工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上。
他轻轻抚摸着一块已经报废的进口电路板，像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声音沙哑而沉重：“人家有，我们没有，就要挨打。这东西，就是国家的脑子。我们得有自己的脑子啊……”
画面结束，剪辑室内一片死寂。
陆承安一直静静地站在她身后，看完最后一个镜头，他忽然伸出手，“啪”地一声关掉了显示器。
黑暗笼罩了一切，只剩下机器散热的风扇声。
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仿佛在耳语，又仿佛在宣告一个即将到来的风暴：“苏霓，这片子……会让人坐不住的。”
苏霓疲惫地靠在椅背上，黑暗中，她的眼睛亮得像两簇燃烧的火焰。
“那就让他们好好看看——”她轻声说，“这春天的故事，从来不是谁高高在上的恩赐。”
第四日，第五日。
时间在无声的奔流中飞逝，紧张的拍摄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隐秘地进行着。
那只位于城市心脏地下的保险柜，正被一卷卷承载着时代心跳与个体命运的胶片，迅速地、坚定地填满。